第二节僧人的衣、食、行及基本戒律
僧人有着区别于普通人的特殊的生活方式，这首先表现在衣、食、行几个方面。
一、僧人的衣
“剃落须发”，“变服异俗”，这是僧人首先要做到的，即是其他条件都具备，如果不愿意作到这两条，也是不允许出家受戒的。所以道宣曾说：“变俗易服为入道之初门”(《释门章服仪》)。佛教规定，不管是男是女，僧人自出家始都要剃光头发，之后“半月一剃，此是恒式”，因特殊原因也不得超过二个月。此称“净发”。其次就是按照规定穿僧人的服装，所谓“剃发、割截染衣是其相”，“三衣者，贤圣沙门之标志”。
佛教对僧人服装的样式、颜色、制作的方法及面料都有严格的规定，“割截染衣”、“三衣”就是僧人的基本服饰。佛教认为，僧人的衣着只是为了达到御寒的最低要求，同时也要体现断除一切贪欲，超越凡心的目的。所以，僧衣以轻贱为标志，有“三贱”说：(1)体贱，即穿被世人遗弃的衣服，称“粪扫衣”。在古代印度，把被火烧坏、牛嚼过、鼠咬过及死人的衣服视同粪秽之物，称粪扫衣。僧人将这些衣服拣回来，经过洗浣缝治穿用；(2)色贱，即僧人衣服的颜色只能用染色。这种颜色为社会俗人轻贱，因此，僧服又称“染衣”；(3)刀贱，即僧服是用剪刀将整块布剪成许多零碎的小块，再缝合起来。这一方面表明与世间种种贪欲割断的决心，也是僧服区别于其他外道服装的特征。这就是“割截染衣”。
僧服总的名称叫“袈裟”，又称“法服”。“袈裟”是梵文Kasaya的音译，意为“不正色”、“坏色”。就是说袈裟是从颜色方面规定僧服的一种名称。佛教认为：青、黄、赤、白、黑五色是纯色，称“正色”；绯、红、紫、绿、硫黄五色是“五间色”，这些颜色为俗人所喜爱，“皆非道相”。僧服只许用调染过的颜色，即破坏了正色的颜色，一般指铜青色，皂色、赤黑色。但这种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守，我国历史上曾流行过紫黑色为主的僧服，称“缁衣”；后来又流行黄色的僧服，称“黄衲”。
具体说，僧衣又分三种，这就是“三衣”：(1)僧伽梨，是梵文 Sanghata 的音译，意译为“大衣”、“重衣”、“杂碎衣”，是僧人出入王宫，升堂说法等场合所穿的僧服。此服有9条至25条布缝合而成，每条布又截成三长一短，依三长一短，一短三长的顺序缝合；(2)郁多罗僧，是梵文Uttarasanga的音译，意为“七条衣”、“入众衣”等，是僧人礼佛、诵经、坐禅及一切众僧集会的场合所穿的僧服。此服有7条布缝合而成，每条布割截成二长一短三块，依二长一短，一短二长的顺序缝合起来；(3)安陀会，是梵文Antaravasaka的音译，意为“五条衣”、“下衣”等，是在寺中执劳服役，外出时穿的僧衣，由5条布缝合而成，每条布再截割成一长一短二块，依一长一短，一短一长的顺序缝合起来。三衣缝合后，于“四周安缘”，即锁边；在四角“安揲”，即钩和纽。在身前的是钩，身后的是纽。三衣没有领和袖，是靠钩和纽披搭在身上。披搭时，将衣搭于左肩，坦右肩右臂，然后用衣前的钩与身后的纽相挂即成。
三衣之外，还有一种“缦衣”，是用5条和7条布缝合而成的两种僧衣，不再割截。这种僧衣为沙弥服。
僧服的面料一般是棉布和麻布，而丝绸织物为“非法”。
三衣是古代印度特定环境下形成的。佛教传入中国后，虽然依照戒律坚持三衣的制度，但中国的气候条件下，仅三衣是无法维持僧人生活的，这样三衣就成为只在正式法会上穿用的“法衣”，而在平时的穿戴已与俗人相仿，即穿一种圆领大袖的袍服，遇有法事活动，在这种衣服外再披搭袈裟。
二、僧人的饮食
佛教也认为人的生命是靠食物来维持的，因此对僧人的饮食是十分重视的，并有着显然是区别于常人的特殊的制度。
佛教把僧人的食分为三种，一称“受请食”，即受施主邀请，到施主家就食；二称“众僧食”，即僧人在僧众中共同进食；三称“常乞食”，即身着僧服，带着钵盂，到村落埃门乞食。在佛教初传时代推崇乞食，认为“受请食”和“众僧食”都是被动的进食，都会产生烦恼，而常行乞食才是清净的“正命”，即正确的维持生命的方法。佛教认为乞食有四种好处：(1)福利群生，即通过乞食，使施食者生慈悲心，从而增长善根；(2)折伏骄慢，即通过乞食这种被认为是下贱的行为，使骄慢心得到克服；(3)知身是苦，即通过乞食体验人生的痛苦，从而断除贪爱等欲望；(4)除去滞着，即乞食只为保持身命，知足而乐道，从而不为世情所累。
在关于僧人饮食的制度中，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规定，那就是“过午不食”，即日过正午就不能再乞食和进食，一天只进食一次。佛教戒律规定，那怕“午时日影过一发一瞬”也是“非时”。如果在非时乞食和进食就是犯戒。据《舍利弗问经》，如果有施主在非时向僧人供食，或僧人在非时乞食，就是破戒，就如同盗窃；施主也不会得到任何福德。还讲，在非时进食那怕“一团、一撮、片盐、片酢”，死后将“堕焦肠地狱，吞热铁丸”，“从地狱出猪狗中，食诸不净”。佛教认为“过午不食”有“五福”，所谓“一少淫，二少睡，三得一心，四无有下风。五身得安隐”。
乞食和过午不食是佛教初创时代的两项重要规定。然而，在以后的佛教发展史上，这两项规定因不能适应僧人生活的实际需要，并没有得到切实的遵行。“乞食”一条仅仅成为极少数苦行僧的行为，而广大僧人则过着以寺院为中心，以寺院经济为基础的稳定生活。在古代印度亦是如此，如《法显传》所记载：
自佛般泥洹后，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券、书录。后，王王相传，无敢废者，至今不绝。僧众住止房舍、床蓐、饮食、衣服都无缺乏，处处皆尔。
唐朝，玄奘赴印度求法，其情况也是这样。当时，佛寺林立，每座寺院都占有很多的田产和供役使的农民。像玄奘这样的“三藏法师”，不仅日供充足，而且有专人侍奉，出门有象舆代步，何劳乞食。佛教传入中国后，乞食也极为少见。
应该说，“过午不食”一条还被普遍地坚持着，特别是南传上座部佛教一支。佛教在中国，过午不食一直到唐朝初年还有相当的影响。但自禅宗兴起，提倡生产劳动，特别是怀海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主张后，每日一食已难以负担僧人的体力消耗，故《白丈清规》作了新的规定，所谓“斋粥随宜，二时均遍者”，即每日两餐，所有的僧人无一例外。
还有一条即素食。这是中国僧人的一个独特的规定。佛教的律仪中并没有禁止食鱼肉的戒条，所以今天的南传佛教、藏传佛教的僧人以及北传中的日本僧人都允许吃鱼肉。我国僧人食素与梁武帝有直接关系。梁武帝写了四篇《断酒肉文》，并在皇宫“凤庄门”集僧尼一千余众，宣唱此文。此文第一次提出禁止僧尼“食一切肉”的主张，并以“王法治问”的强制措施严加管制，从而形成汉地僧人吃素的制度，并一直坚持至今。
僧人不得饮酒是佛教通行的一条根本大戒，五戒、十戒及具足戒都有戒酒一条。这表明，无论是在家的居士、还是沙弥、比丘都不准饮酒。据戒律规定，饮一滴酒也是犯戒；甚至手拿酒器请别人饮酒都不可以。佛教认为饮酒有十大过失：(1)颜失常态，没有善相；(2)威仪不整，为人轻贱；(3)眼视不明，昏昧不辨色境；(4)恣意忿怒，现瞋恚之相；(5)破费产业，散失资财；(6)饮酒过度，致生疾病；(7)酒醉发狂，与人争斗；(8)弃舍善法，丑名恶声；(9)昏迷愚痴，智慧减少；(10)恶业日增，终堕地狱。
佛教对饮水一事也十分重视。佛教把饮用未过滤的水视为犯戒，称“饮虫水戒”。正因为这样，每位僧人要像“三衣”一样，必须备有一件滤水器，外出时随身携带，以便过滤饮用水。佛教律仪还规定，如果僧人不带滤水器，外出不得超过20里。
僧人必备的用品称“六物”，即三件法衣，再加钵、滤水器和尼师坛(坐具)。钵是钵多罗的略称，是僧人特有的食器，佛教律典称：“三乘圣人皆执瓦钵，乞食资生”。我国明朝的名僧紫柏真可曾着《钵说》一文，说钵“翼三宝，备六德”。六德是“能清、能容、能俭、能广、能尊、能古”。钵呈圆形，稍扁，底部也呈圆状，故说“钵盂无底”；钵规定为泥制和铁制，颜色为黑色和赤色。
三、僧人的行
行，一般指走路，但这里是指僧人行、住、坐、卧等举止行为的规定。佛教有“四威仪”说，要求僧人“行如风、坐如钟、立如松、卧如弓”。佛教认为，僧人不可有任何放纵或非礼的行为。
(1)行，即行走。道宣在《教诫律仪》一书中说：僧人进入寺门要“缓行直视”，“不得垂手，当有所畏”；进入塔殿要“右绕”；进入师门应“旁门颊行”。在寺中行走“不得左右顾视，须长视，看地七尺，勿令踏虫蚁”；不得“着木挟(木拖鞋)在尊宿前行走”。在廊下行走“不得当其中道”，不得“高声语笑”和歌唱呤咏；不能在师前行走。在寺外，不得与女人共行；不得在途中与尼及女子共语等。
(2)住，即站立。据《教诫律仪》，在师前站立，应站在距师额角七尺左右的地方；向师问学要“合掌曲躬”。不能随意在某处站立。不能在大门间、屠宰处、祠祀处、桥下、桥头、十字路口、空闲处等七个恶鬼出没的地方住立说法等。
(3)坐。僧人坐时，须“端身安住”，“敛容寂默”，不得说笑，也不得“左右顾视”；坐床先须看脚，脚不能平着着地不得坐；不能与师同坐一床；不能在师父的床上坐；在师前“不唤坐，不得辄坐”。坐是僧人修行中最经常的行为，如坐禅，又称打坐。打坐时的姿式称结跏趺坐。
(4)卧，即睡。佛教僧人不能贪睡，所谓“非时不卧”。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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