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迷妄、贪爱和执着，其需求常常与环境不协调，因此产生种种痛苦，而世俗的人们又不了解痛苦产生的原因，找不出解决人生痛苦的恰当途径和方法，只好随波逐流，听任环境的安排，陷入生死轮回之中而不能自拔，这就是所谓的“流转”。二是对世俗的“流转”生活采取相反的态度和方法，破坏它、变革它，使人生的趋向发生逆转，这就是所谓的“还灭”。“还灭”就是对世俗人生及其生活环境的否定和超越，从而达到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这就是“灭谛”所要阐述的主要内容。
“灭谛”的“灭”，是指人生痛苦的消灭和解脱，这是人生的理想归宿、最高境界，是佛教追求的最终目标。灭谛也称为“爱灭苦灭圣谛”或“苦尽谛”，即是要灭除对世俗生活的贪爱和执着，灭尽人生的一切痛苦和烦恼，从而达到超脱生死轮回的人生理想境界。
在对人生最高理想境界进行表述和说明时，佛教借用了婆罗门教的“涅槃”。“涅槃”是梵语 Nirvāna(巴利语 Nibbāna)的音译，亦译作“泥洹”，其最初的意义就是“寂灭”，也就是彻底消灭，因此也把它译为“灭”、“灭度”或“圆寂”，即灭除烦恼，圆满寂静。佛教认为，如果彻底断除贪欲和烦恼，灭除产生痛苦的根本原因，便能达到涅槃寂灭的境界，使人生从痛苦的逼迫中获得彻底的解脱。总之，“灭谛”就是佛教关于灭除人生痛苦、实现人生理想价值、达到人生最高理想境界的学说。
4．道谛
释迦牟尼指出，要彻底灭除人生痛苦，达到涅槃寂静的理想境界，就必须采取正确的生活态度和修养方法。“道谛”就是佛教关于灭除人生痛苦、达到涅槃理想境界的途径和方法的学说。“道谛”的“道”，即是指道路、途径或方法。在佛陀生活的时代，印度各个思想派别、宗教派别的生活态度和修养途径各不相同。例如，在当时影响很大的耆那教提倡严格的苦行，主张通过对肉体的自我折磨、自我残虐来获得精神的解脱。顺世论和偶然论者则否认业力轮回和来世幸福，主张追求现世的快乐，因而采取纵欲主义的生活态度。婆罗门教则要求人们按照其教义行事，强调对梵天的信仰、祭祀和祈祷。还有一些极端的思想派别，由反对婆罗门教进而怀疑、否定一切社会道德价值标准，甚至宣称淫乱暴力亦无罪恶。释迦牟尼根据自身的实践经验，不赞成其他派别解脱人生痛苦的种种主张和修行方式，他既反对顺世论者和偶然论者的纵欲主义，又反对耆那教的极端苦行主义，同时也反对婆罗门教对天神的信奉、祭祀和祈祷，而是提出不苦不乐的中道学说，主张按照中正之道去修行、去生活。佛陀所提出的这种中正之道，不是对纵欲主义和苦行主义的折衷，而是对这两种的生活方式的否定。释迦牟尼指出，只有避免苦行和纵欲两个极端，按照中正之道去生活，才能真正灭除人生的各种痛苦，达到涅槃寂静的理想境界。佛陀所提出的这种中道主张，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八正道”学说之中。
据佛教经典的记载，佛陀在鹿野苑宣说四谛义时，从不同的角度为五比丘反复地讲了三次，史称“三转*轮”。初转是肯定四谛，说此是苦、此是集、此是灭、此是道，称为“示相转”，即明示苦、集、灭、道四谛之相；二转是说四谛在人生实践中的意义，说此苦应知、集应断、灭应证、道应修，称为“劝相转”，即劝说行者应知苦、断集、证灭、修道；三转是说自己已经达到四谛的要求，即苦已知、集已断、灭已证、道已修，称为“证相转”。于此三转一一转时，每一谛各具眼(观见)、智(决断)、明(照了)、觉(警觉)四种行相，合三转则有十二行相，称作“三转十二行相”。
总之，在佛教的四谛中，苦谛是揭示一切皆苦的现象，集谛是分析产生痛苦的原因，灭谛是说明灭除痛苦的结果，道谛是指示消灭痛苦的途径。四谛也可以从染净迷悟的角度分为两个方面：苦、集二谛是对世俗人生生死流转的因果的说明，属于迷、染的一面，其中苦是迷的结果，集是迷的原因；灭、道二谛是对理想人生灭除痛苦的因果的说明，属于悟、净的一面，其中灭是悟的结果，道是悟的原因。佛陀所关心、所探索、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使生活在迷染痛苦中的人们由染转净、由迷转悟、去恶从善、获得解脱。因此，对于整个佛教来说，“四谛”作为佛陀悟道的基本内容，是不可动摇、最为核心、最为根本的四种神圣真理。它不仅是原始佛教的基本理论，而且也是后来佛教各派所共同信奉的根本教义。
(二)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学说，是释迦牟尼在分析人生苦难及苦难产生的原因时，所提出的一种重要理论。在释迦牟尼生活的时代，不同的思想派别和宗教派别对人生的命运有着不同的解释。例如，婆罗门教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由至上神梵天创造的，人的生命和命运也是由神意决定和支配的。宿命论者认为，世界和人生的一切都是由前世的宿命决定的，人在后天无法改变。偶然论者则主张，世界上一切事物的产生、发展和变化以及人生的命运都是偶然的，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在释迦牟尼看来，这些都是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的观点，都没有正确揭示世界和人生的真理。与此相对，释迦牟尼提出了自己的缘起理论，认为“诸法由缘而起”，“缘”指条件，“起”即生起、产生。这就是说，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依条件而生起的，如果离开了必要的关系和条件，就不能生起任何一种事物和现象。这种“缘起”论，实质上就是关于事物间因果联系的理论，也称作“因缘和合”学说。按照这一学说，“若有此则有彼，若无此则无彼，若生此则生彼，若灭此则灭彼”①(《中阿含经·长寿王品第二》第15《说处经》。)，或者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②(《杂阿含经》卷十第262经，《大正藏》卷2，第67页上。)。也就是说，此与彼是互为因缘、互为条件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不是孤立的、无条件的存在，而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的存在，只有在相互的因果联系中，才能说明事物的生起、存在与转化。这种“缘起”理论，已经涉及到对宇宙现象的解释，包含有宇宙观的意义，并成为后来佛教宇宙观的理论基石。不过，释迦牟尼在创立佛教的时候，最为关心的并非宇宙观问题，而是人生观问题。因此，在释迦牟尼这里，缘起论主要是用以解释人生现象的。正是在缘起论的思想基础之上，释迦牟尼对整个人生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分析，提出了“十二因缘”学说，揭示了人生痛苦的本质及其最终根源。
据佛教经典的记载，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时，对造成人生痛苦的原因进行了集中的观察和思考。在他看来，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老死，而老死则以生为本，人若无生，则无老死。那么，人何以会有生呢？释迦牟尼认为，这是由前世所造的业引起的。而人之所以会作业即有种种行为活动，其根源则在于人对外界事物有所追求和执取。由此，释迦牟尼进一步追问和思考：人为什么对外物汲汲追求、执着不放呢？他悟得的答案是：这是由于人对外物的种种贪欲和贪爱。在释迦牟尼看来，贪爱源于人对外物的感受，而感受则源于人对外在事物的接触和感触。人对外在事物的接触，须依赖眼、耳、鼻、舌、身、意等六种认识器官，亦即所谓的“六处”，也称作“六根”或“六入”。“六处”的产生及发生作用又依赖于人的身心，亦即所谓的“名”(精神)、“色”(肉体)。再进一步，释迦牟尼认为，人的身心源于托胎时的心识，这种心识是由意志的活动亦即“行”引起的，而“行”即迷妄的意志活动又根源于“无明”，也就是对人生真理的盲目无知。这样，经过一系列的观察和思考，释迦牟尼最终觉悟到：人生痛苦的根本原因乃在于“无明”，即无始以来的对人生实相的蒙昧无知；如果能够彻底灭除无明，那么，便会相应地灭除由此产生的迷妄的意志活动(“行”)，乃至最终超脱生死轮回的痛苦，获得彻底的精神解脱。
从上述释迦牟尼的思考中不难看出，释迦牟尼实际上把人生及其苦难视为一个环环相扣的因果锁链。在这条因果锁链中，共有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等十二个环节、十二个部分，这就是所谓的“十二有支”或“十二分”。在生死流转过程中，这十二个环节辗转感果，故称为“因”，互为条件，故称为“缘”，合称“十二因缘”或“十二缘起”。
十二因缘具体的因果关系，可以从“顺”和“逆”两个方向进行观察。从逆的方向观察，即由果推因，称为“逆观”。据说释迦牟尼最初即是由“老死”逐渐逆观至“无明”，觉悟到“无明”乃是造成生死流转、人生痛苦的根本原因。若从顺的方向，即由因至果进行“顺观”，十二因缘的具体关系则表现为：“无明缘行”，即由于对宇宙实相、人生真理的盲目无知，而产生出种种世俗的、迷妄的意志活动；“行缘识”，指在迷妄的意志活动的牵引下，心识(个人精神统一体)向与意志活动相应的处所投生；“识缘名色”，是说由于心识的投胎而形成精神(名)和肉体(色)相结合的人的个体；“名色缘六处”，指随着个体身心在母胎中的发育，而产生出眼、耳、鼻、舌、身、意等不同的认识器官；“六处缘触”，是说人出生之后，眼、耳、鼻、舌、身、意等认识器官与外界事物接触，而产生种种感触和触觉；“触缘受”，指由于个体对外界事物的接触和感触，而产生苦、乐、不苦不乐等种种感觉、感受；“受缘爱”，指由于人对外界事物的感受而引起种种渴爱、贪爱、欲爱和情爱；“爱缘取”，指由于人的种种贪欲和贪爱，进而对外界事物追求执取；“取缘有”，指由于人对外界事物的追求执取而产生种种行为造作(“作业”)，能引起来世的果报或生存环境(“有”)；“有缘生”，是说由于前面的爱、取、有所生起的迷惑和所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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