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四阿含”或“五阿含”，在排列的顺序上则不尽相同，显示出各个部派在经藏编排的侧重点上还是有所差异，佛教的各个部派，在历史上虽都传持有自己的经藏，但时至今日，只有南传的巴利佛教上座部，还保存有完备的五部《阿含》(“五尼迦耶”)。北传的汉译经藏中虽然也有类似的四《阿含》及《杂藏》，但是却一一分属于不同的部派。据传说，汉译的《长阿含》属于法藏部，《中阿含》属于说一切有部，《杂阿含》属于根本说一切有部，《增一阿含》属于大众部，《杂藏》中的典籍有些分属于各个部派，有些则所属部派不明。除巴利文的“五尼迦耶”和汉译的“四阿含”之外，近代以来在中亚地区和我国的新疆境内还发现了梵文《阿含经》的零本片断，不过各种整部的梵本《阿含》现已无存；在西藏大藏经中，也只有少量的《阿含经》的零本译本。

　　(二)部派佛教的律藏

　　与经藏相似，佛教律藏的原型，在部派分裂之前亦已存在。随着部派的分化，律藏的传持也带有了明鲜的部派色彩(佛教上座部与大众部的根本分裂，即与两派对戒律的看法不同有关)。各部派的律藏，虽然存在着差异，但是就其大纲而言，还是颇相近似的。如同经藏用五分法(“五尼迦耶”)来组织一样，形式完备的律藏亦即通常所谓的“广律”，也有五分法：(1)比丘戒本的解说；(2)比丘尼戒本的解说；(3)诸事，即对受戒、布萨、安居及僧伽日常行仪等诸事的具体规定，也称作“犍度”(梵 Skandha，巴 Khandhaka，意译作“蕴”或“聚”)；(4)本母，即关于戒的一种通论；(5)增一毗尼，即对戒的补充解释，如是的五分也可以归为三个部分：(1)戒本(梵 Prātimoksa，音译“波罗提木叉”)；(2)犍度；(3)附随，亦称作附录，即对戒律的通论或补充解释。现存的部派佛教的广律共有六种，包括南传上座部的“巴利律”、汉译的属于化地部的《五分律》、法藏部的《四分律》、大众部的《摩诃僧只律》、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以及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也称作“有部新律”)。其中，南传上座部的巴利律包括《经分别》(对戒本的逐一说明)、《犍度》、《附随》三大部分，称作巴利本《一切善见律》。这些巴利文律本，至今还没有汉、藏译本。五世纪初，中印度摩揭陀国僧人觉音，在锡兰的大寺作《律藏注》，对南传上座部律藏进行注释，此一注本，南齐永明七年(489)由西域来华僧人僧伽跋陀罗于广州竹林寺译出，名《善见律毗婆沙》，或称《善见论》、《毗婆沙律》。不过，把现存的《善见律毗婆沙》与现存巴利本的《律藏注》两相对照，不一致处颇多，因此有些学者推测，汉译《善见律毗婆沙》或许是巴利本《律藏注》的抄译本。

　　除了上述的各部派传持有较完备的律藏外，据说属于上座部系的饮光部(迦叶遗部)在历史上也传持有称作《解脱律》的广律，它与化地部的《五分律》、法藏部的《四分律》、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大众部的《摩诃僧只律》一起，古来即被统称为“五部律”。不过，此部广律早已湮没不传，只有其戒本在元魏时被汉译为《解脱戒经》。正量部(犊子部)在历史上也传持有份量很大的律藏(据说有三万颂)，但是现存的也仅有一部二十二颂的《明了论》。另有一部《毗尼母论》(亦名《毗尼母经》)，旧传为法藏部的律，后经日本现代学者金仓圆照的刊定，证明是根本上座部雪山部的律。近代以来，也有一些梵本的律藏陆续被发掘出来，主要是说一切有部的律(与《十诵律》相近)，也有其他部派的一些戒本。西藏大藏经中所保存的部派佛教的律藏，多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

　　(三)部派佛教的论藏

　　如果说经、律二藏各部派均有着大致相同或近似的原型的话，那么，在论藏方面，各部派则有着较大的差异。各部派的理论主张，大都系统地反映在其论藏中，因此，要研究各部派的学说，尤其应对其论藏详加分析。

　　在佛教的各个部派中，南传巴利佛教上座部不仅保存有完整的经、律二藏，而且也完备地保存着本部派的论藏。南传上座部的巴利文论藏共有七部，包括《法集论》(亦称《法集》或《法聚》)、《分别论》、《界论》(亦作《界说》)、《人施设论》、《论事》、《双论》(亦作《双》或《双对》)、《发趣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巴利七论”。巴利七论至今尚未有汉、藏译本，不过，在汉译三藏中，有一部《舍利弗毗昙》(全名《舍利弗阿毗昙论》，姚秦昙摩耶舍、昙摩崛多等合译)，旧传是犊子部或正量部的论藏，也有说是属于大众部的，近代日本佛教学者椎尾弁匡、木村泰贤等，通过对巴利七论与汉译《舍利弗毗昙》的对比研究，发现巴利七论中《分别论》及《人施设论》的形式与《舍利弗毗昙》相似。我国着名的佛教学者吕澄先生进一步指出，在巴利七论中，除了较晚出的《论事》之外，其余六论与《舍利弗毗昙》在内容和形式等各个方面都非常相似，从而断定南传上座部巴利六论是从《舍利弗毗昙》发展而成的。与经、律二藏采取五分法的组织形式一样，《舍利弗毗昙》也采用了五分法，其五分法是：(1)“问”，是对佛所说的法从多种门类加以分析，即对于一一法(自相)，以共相作问答分别；(2)“非问”，亦作“无问”，即对佛所说的法不作问答分别；(3)“摄”，佛所说的法中，有些是性质可互相包含的，或者是名异而内容相同的，“摄”即是把这些性质可互相包含的或名异而内容相同的诸法摄归一类，化繁为简，以便于理解；(4)“相应”，诸法中虽有互相联系但并不相互包含的，可归为相应的一类，如心、心所法同时起而同缘一境的，即名为相应；(5)“发趣”，亦作“处所”，主要论说诸法因果建立的问题。南传上座部巴利七论中，除较晚出的《论事》外，其余六论在组织上与《舍利弗毗昙》的五分法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①(详见吕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41-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四分律》、《毗尼母论》等律藏亦谓，原始结集的论藏有“有问”、“无问”、“摄”、“相应”、“处所”之五分，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如此的五分法，或许就是论藏的原始形式。

　　南传上座部佛教虽然保存有完整的论藏，但是，在佛教的各个部派中最为重视论藏的，还得首推说一切有部。据说，说一切有部与上座部的分裂，即在于上座部各派一般均以经和律为依据，而说一切有部则主要以阿毗达磨论书为依据。说一切有部的古典论书原有六种，包括《阿毗达磨集异门足论》(传为舍利弗着，唐玄奘汉译二十卷)、《阿毗达磨法蕴足论》(传为大目犍连着，唐玄奘汉译十二卷)、《阿毗达磨识身足论》(提婆设摩着，唐玄奘汉译十六卷)、《阿毗达磨品类足论》(世友着，唐玄奘汉译十八卷)、《阿毗达磨界身足论》(世友着，唐玄奘汉译三卷)、《阿毗达磨施设足论》(传为大迦多衍那着，宋法护汉译之七卷《施设足论》系节译本，在西藏大藏经丹珠尔中保存有该论的全译本)，统称为“六足论”。其后，迦多衍尼子(梵 Kātyāyani-putra，约生活在公元前后)着《阿毗达磨发智论》(唐玄奘汉译二十卷，异译本有前秦僧伽提婆译的《阿毗昙八犍度论》)，对说一切有部的各种学说作了总绪性的组织，开始树立了说一切有部的规模。《发智论》被视为说一切有部的根本论书．称为《发智身论》，“身”喻“根本”。与《发智论》被称作“身论”相对，前六论被称为“足论”，“足”有“助成”之义。如此的“一身六足”，即是说一切有部的古典根本论书。

　　《发智论》造出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时以迦湿弥罗、犍陀罗为中心的西北印度的有部学人，对于此论竞相钻研，广事解说。在解说过程中，学者们对法义的理解有所分歧，逐渐分化为以迦湿弥罗为中心的迦湿弥罗师和以犍陀罗为中心的西方师。为刊定正宗之所在，以迦多衍尼子的徒众为中心的迦湿弥罗系的有部学人。发起了《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唐玄奘汉译二百卷，异译本有北凉浮陀跋摩、道泰等合译的《阿毗昙毗婆沙论》六十卷，世称“旧婆沙”)的结集。《大毗婆沙论》以《发智论》为中心，广泛参考了迦多衍尼子以后的学者对《发智论》的各种注释，糅取了“六足论”的教义，对说一切有部的理论主张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成为说一切有部论书的集大成之作。

　　与迦湿弥罗独尊《大毗婆沙论》相对，以犍陀罗为中心的迦湿弥罗以外的有部论师们，则不拘于《发智论》和《大毗婆沙论》，而是兼采其他经、论之说，在学风上具有自由批判、以理为宗的倾向。在犍陀罗系有部师的论书中，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法胜(梵名 Dharmasresthin，音译达磨尸梨帝)作于三世纪中叶的《阿毗昙心论》(东晋僧伽提婆、慧远合译，凡四卷，略称《心论》)，及法救(梵名 Dharmatrāta，音译达磨多罗)在《心论》基础上所作的《杂阿毗昙心论》(略称《杂心论》，刘宋僧伽跋摩等汉译十一卷)。《心论》和《杂心论》依四谛组织毗昙教义，偏于尊经轻论，其立说与被奉为有部正宗的迦湿弥罗的婆沙师义时有出入，而与新兴的从说一切有部分出的经量部的主张相近。四、五世纪时，世亲(梵 Vasubandhu，音译“婆薮盘豆”、“筏苏盘豆”或“伐苏畔度”，亦译作“天亲”)在犍陀罗作《阿毗达磨俱舍论》(唐玄奘汉译三十卷，异译本有南朝陈真谛所译的《阿毗达磨俱舍释论》二十二卷，世称“旧俱舍”)，以《杂心论》的思想为基础，吸收经量部的学说，对《大毗婆沙论》的教义作了批判性的重新整理，成为通论有部教学的纲要性的重要论书，在佛教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因世亲的《俱舍论》含有批评毗婆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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