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对现代中国佛教的大影响。欧阳渐「杨仁山居士传」载﹕

　　 「明末诸老，仗宗镜研唯识，以故相宗八要诸多错谬，居士(指杨仁山)得唯识述记而刊之，然後圭臬不遗，奘、基之研讨有路。」

　　入民国後，欧阳渐之能光大法相唯识学，其思想渊源不能不说是受到杨氏的启迪。至於民初唯识学之广为学术界人士所乐道，溯本追源，杨氏自是功不可没。

　　四、杨仁山的佛教事业、及其对现代中国佛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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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氏一生的佛教事业，可说是以他的金陵刻经处为中心。同治年间，杨氏即开始与友人在南京筹划刻印经典之事。在他随曾纪泽赴欧(光绪四年)以前，已曾陆续刊刻不少佛书佛像。回国之後，仍不废斯事。在随刘芝田赴英回国以後，他渐摒除世事，一意学佛。光绪十六年，金陵刻经处正式成立[11]。从此，杨氏的佛教事业，乃大大地开展。今人蔡念生(运辰)先生说﹕ 「杨居士的创立金陵刻经处，不仅是中国佛教盛衰的转捩点，而且是中国佛教存亡的转捩点。」[12]这段话所说确系事实，不算过誉。

　　兹分三大项，以勾勒出杨氏佛教事业之轮廓。

　　(一)佛教教育的革新

　　杨氏对当时佛教的腐败、与佛徒之不学，颇有痛心疾首之概。这从下列所引之居士所撰文字即可窥知﹕

　　「近世以来，僧徒安於固陋，不学无术，为佛法入支那後，第一隳坏之时。」 (「般若波罗蜜多会演说一」)

　　「我国佛教，衰坏久矣。若不及时整顿，不但贻笑邻邦，亦恐为本国权势所夺。」 (「支那佛教振兴策一」)

　　对於整顿振兴佛教的方法，他认为唯有提倡新式的佛教教育一途。他对佛教教育有一套颇详细的计划。具载在其「支那佛教振兴策」等文中。他主张令全国寺院以寺产自费兴办学校，以提高僧众的知识水准。他说﹕

　　 「令通国僧道之有财产者，以其半开设学堂，分教内教外二班。外班以普通学为主，兼读佛书……内班以学佛为本，兼习普通学。」(「支那佛教振兴策一」)

　　杨氏又以为当时之僧徒，无论贤愚，概可得度牒﹔毫无学识仍能作方丈﹔这实在是佛教被常人鄙视的根由。因此，在提高僧尼学识水准方面，他提出下列对策﹕

　　•其一，「由各省择名胜大刹，开设释氏学堂。经费由庵观寺院田产提充。」

　　•其二，课程仿照小学、中学、大学之例，分初、中、高三级，每级读书三年。初级学成後，始准其受沙弥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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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级学成，始准受比丘戒，给牒。高级学成後，具有讲经能力者，准其受菩萨戒，换牒。九年学成後，始有资格作方丈。(见「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

　　杨氏除了提出上述计划之外，他并且率先提倡。先後在金陵刻经处兴办「佛学研究会」与「祗洹精舍」两组织。前者为居士界研究佛学的聚会。後者为训练僧众的学堂。「祗洹精舍」是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佛教教育的学堂，设於光绪卅四年。其课程除佛学之外，兼授国文、英文等世学。虽然不二年即以经费支绌、且无学生、而告停办。但该精舍却为现代僧教育指引出一个新方向。而且就读其中的学生，後来大都对中国佛教有很大的影响力。民初，驰名中外的佛教运动领袖人物太虚大师，即为该学堂之一员。

　　(二)佛教经论的流通

　　佛书的流通刊布，是杨氏最为人所乐道的功绩。清季中国佛教典籍，自经过太平天国一役以後，几告丧失殆尽。杨氏有鉴於此，乃献其半生精力，专事弘通佛书。「金陵刻经处」的设立，顾名思义，即可知其用心所在。清末民初国内佛书的流通，杨氏作始之功，实在无人可与比拟。

　　杨氏在英国时，曾结识日本留英学生南条文雄。南条为明治时代日本佛学界的大学者，也是净土真宗的僧人。杨氏与之缔交，二人颇为莫逆(两人对净土宗的信仰虽不相同，但由於彼此从未讨论过净土教义，因此也不曾发生争论)。因此杨氏大多托南条氏将中国所失传、而在日本尚能觅致的佛书，寄到中国来。而由杨氏加以印刷发行。而日本在纂修卍字续藏经时，杨氏也在中国觅取日本所无的佛典，寄给日本修纂藏经之当局。据南条文雄回忆道﹕「明治二十四年以後，余与道友相议，所赠居士(指杨氏)和汉内典凡二百八十三部。而居士翻刻却赠来者，殆及十余部。如昙鸾、道绰、善导、窥基、智旭之书，亦在其中。」[13]

　　杨氏曾发愿刊刻单行本藏经，在他所手订的大藏辑要目录内，共包含廿一种，四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二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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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杨氏给南条的信，他曾如此说道﹕

　　「弟募刻全部藏经之举，系与一僧名妙空者同发是愿，至今十有三年，已成二千余卷……预计刊完全藏之期，或在十年二十年，尚难悬定。盖中华官宪中，信崇佛教者甚鲜，既不能得官给巨款，祗有集腋成裘之法，随募随刊。」[14]

　　从这封信中，杨氏流通佛书的苦心隐约可以窥见。虽然後来杨氏未能全部依计划如愿完成，但是其遗志由其弟子欧阳渐禀承而光大之，在民後佛学界更有一番辉煌的气象。

　　杨氏又曾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上海将「大乘起信论」合译成英文。杨氏讲解该论义理，而由李提摩太译之为英文。该书书成後，识者颇觉该英译本有「援佛入耶」之嫌，据云这是由於李提摩太擅「以私见穿凿」之故，该事颇令杨氏不悦。因此後来有西人请他同译楞严等经，都被他坚辞谢绝。[15]

　　(三)培育佛教人材，造成学佛研佛之风气。

　　杨氏的金陵刻经处，及其所附设的佛学研究会与祗洹精舍，是清朝光、宣时代国内的佛学重心，因此，很自然的，也就成为佛教界人材荟萃之地。据太虚大师所记﹕

　　 「参与祗洹精舍诸缁素，若欧阳渐、梅光羲、释仁山、智光等，多为现今佛教中重要分子，而笔者(指太虚)亦其中之一人也。」[16]

　　参与戊戌变法的谭嗣同，在他到南京为候补知府时，也曾问学於杨氏。谭氏「上欧阳瓣疆书」说﹕

　　 「本地(指金陵)知名士，曾往拜之，以求学问中之益。……。有流寓杨文会者，佛学西学，海内有名，时相往还，差足自慰。」

　　欧阳渐「杨仁山居士传」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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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居士之规模弘广，故门下多材，谭嗣同善华严，桂伯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而唯识法相之学有章太炎、孙少候、梅撷芸、李证刚、蒯若木、欧阳渐等，亦云夥矣。」[17]

　　除此之外，杨氏友人之知名者，又有沈曾植、夏曾佑、郑观应、周玉山等人。从他这些学生、友人的阵容上看，稍谙现代中国佛教大势的人，大概可以看出杨氏与现代中国佛教，是如何地息息相关了。例如太虚，是民後佛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人物。欧阳渐是玄奘、窥基以後，复兴唯识学的大师 。此二人及其门下是民国佛教界的两大主流。其他如章太炎、桂伯华、梅撷芸、李证刚、释仁山、智光等人，也都是现代中国佛教界或佛学界的着名人物。

　　由此可见，杨氏是中国佛教复兴的催生者。诚如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Holmes Welch所说﹕

　　 「一个通常被称为中国佛教复兴之父的人，就是杨文会(仁山)先生。」[18]

　　[1] 道端良秀﹕「中国佛教史」二六三页。

　　[2] 同上。

　　[3] 太虚大师全书第四册九一三页。

　　[4] 「贼情汇纂」卷十二杂载。

　　[5] 此处所引张氏「劝学篇」诸句，见文海出版社「劝 学篇」九十五页。

　　[6] 谭嗣同全集四二八页﹕「思纬壹壹台短书--报见元徵」。

　　[7] HolmesWelch. “The Buddhist RevivalinModern China”, Chap.1.

　　[8] 赵杨步伟﹕「先祖 仁山公之生平」，菩提树月刊九十五期。此下所引之杨步伟语，皆出自此文。

　　[9] 周玉山，名馥，曾任两广总督等职。

　　[10] 「事略」、「欧传」都说是「於皖省书肆中得之」，杨步伟不以为然。此处从杨步伟文。

　　[11] 据「中国佛教简明年表」，考正出版社。

　　[12] 菩提树九十五期，「杨仁山居士入寂五十周年纪念」。

　　[13] 日本卍字续藏经南条文雄序。

　　[14] 同上。南条文雄序文中所引。

　　[15] 「杨仁山居士遗书」中杨氏「与日本南条文雄书十二」之编者小识。

　　[16] 太虚大师全书第五十七册「三十年来之中国佛教」。

　　[17] 从章太炎、谭嗣同的文集看，他们祗视杨仁山为前辈，并未视之为师。

　　[18] Holmes Welch,“The Buddhist Revival in ModenChina”,Chapter.1。

《杨仁山与现代中国佛教(蓝吉富)》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