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荆溪、智者之慧也。”在《自像赞》中也表白道：“谓尔为禅，门庭弗专；谓尔为教，瓣香弗宣；谓尔为律，标榜弗虔。”
虽说如此，智旭与台教则是尤其推崇的，与台宗是别有因缘的，而且会通诸说的特点，也使其台宗立场在对诸说的会通上多有反映，并发生影响。
三、智旭的台宗因缘及其相关认识
从着述方面看，智旭的众多着作对于佛经义理及佛教诸家宗说的很多方面都有涉及。智旭由“听《大佛顶经》……决意出家。”而后的修行中对《大佛顶楞严经》也的确很重视，自己研习也与同道商究，于此经典要旨多有会心领悟，称此经“戒乘俱急，顿渐两融，显密互资，事理不二，诚教海司南，宗乘正眼也。”显见，这种认识除了表明智旭持以如来藏妙真如心为根本的解释立场外，还说明此经在兼容意义上对在这方面很有自觉性的智旭以很大启示。而智旭的《楞严玄义》、《楞严文句》，是反映其佛学思想基础的着作。《毗尼事义集要》、《梵网合注》等，则无疑是宏律志愿的实现，虽然因故使得宏律实践未果，但智旭是以诸多的相关着作表现了对戒学研修的不懈努力和重视。此外，智旭还特别推崇《占察善恶业报经》，作了《占察行法》、《占察义疏》等书，个中原因，大概一是与其挥之不去的谤佛罪障感有关，处处表现了很深的赎罪的心理；再就是可能与调和性相矛盾的意趣有关，此经强调的“真如实观”、“唯心识观”的修行观法为智旭所重视，认为可作为“提契性相禅宗之要领。”在禅、净方面智旭亦颇为用功，而且是矢志“宪章紫柏可，祖述永明寿”的，这在他诸法语及众多的“礼净土忏文”、“愿文”中都是显见的，这也是智旭虔诚宗教实践的一方面记录。在注重会通性相不同的意趣下，智旭自然也没有忽视对唯识学的探究，《成唯识观心法要》、《相宗八要直解》等就是在这方面深入研修的说明。此外，蔚为大观的《阅藏知津》也包含了智旭许多的佛学见解。比较之下，与台宗直接有关的专门着作，在智旭种类繁多的作品中则未显特别突出。对于台宗崇奉的经典，智旭所作不过有《妙法莲华经台宗会义》、《妙法莲华经纶贯》、《法华玄义节要》，及未完成的《摩诃止观辅行录要》等，此外就是关于台宗教学的书，如《大乘止观释要》、《教观纲宗》及《教观纲宗释义》，这些都是梳理和释解台宗义理的重要着作。智旭还很推崇被后尊为台宗三祖的慧思的《大乘止观》，称之为“性相总持”和“具阐性相幽秘”之作。显然仍是其中透露的融通性相二宗的倾向合乎他的意趣。而《教观纲宗》及其《释义》，则可能是最能表明智旭与台宗密切关系的着作。虽然此二书并未提出新的见解对台宗学说作进一步的发展，但智旭的工作事实上还是大大地倡扬了台宗的教观之道。他在书中说：“佛祖之道，教观而已矣。观，非教不正；教，非观不专。有教无观则罔，有观无教则殆。”他将台宗宗说中的五时八教、十乘观法、六即位等等烦琐冗长的义理说教通过去繁就简，网罗条理和精练述示，统括在一卷《纲宗》之中，同时又作《释义》一卷，帮助进一步理解。这两部书对于后世研修台宗者无疑是既准确又方便的教科书，事实上它们也的确成为后世修习和了解天台宗的洗练而精辟的入门着作。
智旭虽然与台宗的特别因缘使其比较多地关注台教学说，但他并未在宗说方面作什么特别的建树或拓展性开发。而且较之台宗诸大师之大讲《法华》等经典，智旭也没有上堂讲说。即使在《法华会义》中智旭也有“消文分句，不无小殊教部时味”而“窜入己意”的“他议”，但基本上仍然是尽可能地“随文演义而不伤经文”，并且行文以“诱天下学人无不究心三大部”为目的和原则，所谓“窃取《文句》、《妙乐》之旨，别抒平易显豁之文，聊作引诱童蒙方便耳。”作《法华纶贯》更是直接“述古而不妄作。”
智旭在佛典及学派宗说等的阐释方面，所采取的原则是古人教导的“发幽微，示指归，出纲要，明修法”的宗旨。他认为，若能“教观齐彰，禅净一致，远离檐板之病，不堕数宝之讥，可谓庆快生平，卓绝千古矣。”对于台宗学说，智旭特别推崇的是“台、衡(慧思)”“权实同彰，教观并举”之道，宗门争执方面的内容则不以为然，指出：“台宗发源《法华》，《法华》开权显实，则无所不简，我所不收。今之弘台家者，既不能遍收禅、律、法相，又何以成绝待之妙？……台既拒禅宗、法相于山外，禅亦拒台于单传直指之外矣。夫拒台者固不止于不知台也，拒禅与法相者，又岂止于不知禅与法相而已哉？”固守门庭不仅是逐流忘源，而且致使孤陋寡闻。因而，智旭强调并坚持“宁学圣人未至，不愿以一善成名。”这是一种从善如流和不盲目崇拜的精神，即使是台宗祖师智旭也是敬其所可敬。如，智旭崇敬慧思，因其认为《大乘止观》乃“圆顿心要”，“性相总持”之先河。对于幽溪传灯，智旭敬其使绝响已久的台宗又“一时称盛”，赞其《生无生论》“足称完璧”，但也直白地认为，幽溪“自所最得意《圆通疏》，殊为不满人意。”进而更表示了对幽溪固守门庭作风的不赞同，甚至说：“慕幽溪之中兴台观，不肯学其单守一橛。”
四、台宗因缘与禅净教律及其调和取向
智旭的宁肯学圣人未至而不肯单守一橛的修习态度，无疑又强化了其在思想学说方面会通诸说的意趣，事实上这是一致的取向。同时，台宗因缘也使其常将所青睐的台家之道用于调和诸说的工夫上。不过，在智旭所处的明末时期，僧伽组织结构的划分并不是很清楚，倒是很混乱的。在明朝初期，太祖曾以强力政令将天下寺、僧划归为禅、讲、教，其中特别的是将演行显密佛事仪式的一类僧人专门划为“教僧”或称“瑜珈僧”，此一类就称为“教”。而以往所说的研修教法的则被称为“讲”。但是后来，这种划分又逐渐乱了，大致还是称禅、净、教、律，“教”基本上还是指注重义理研修的和台、贤、慈恩等宗说的持守者。但问题是当时的混乱实际还不在于称呼上，而是对所持所守不清却又盲目标榜门户的抱残守缺现象。因而当时有倾向根源追求的，有主张调和的。在相关的议论上，智旭基本是持传统的禅净教律的说法，只是相关于“教”，由于台宗因缘，并且推崇教观之道以及偏重台家的诠释方法，因而智旭认为，在佛教重视的教观之道上，台宗较之贤首等所谓“教观寥寥”者则演绎的更为突出，也因此其所述及之“教”倾向台教的程度相对较重。不过任何形式的偏重实际上还是转化在调和的意趣上了。
即如前所述，智旭出家后是先入禅门的，二度径山坐禅，终在“逼拶功极”之际得“身心世界忽皆消殒”的体会，悟知此身世界“刹那刹那，念念不住。……从此，性相二宗一齐透彻。知其本无矛盾，但是……邪说大误人耳。”可见智旭融通性相二宗的意趣兴起很早，而且是由禅悟发端。虽说如此，但禅门时弊则令其越发深恶痛绝，对此智旭有议论说：“达摩一宗，超情离见，迥出格量。近世个立门庭，竟生窠臼。认话头为实法，以棒喝作家风，穿凿机缘，杜撰公案，谤讟古人，增长戏论，不惟承虚接响，且类优人俳说。言之可耻，思之可伤。”面对宗门流弊，智旭出言也十分严厉，指责不真参实学而只是装摸作样者实际是“听其言超佛祖之先，稽其行落狗彘之下”的无耻之徒。
智旭还尤其批评了禅门中对于文字法的过分轻视。认为禅门中不少门派特别重视标榜“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等为家风，实际上是助长了争执门庭而贬教谤教乃至弃离文字经法的习气，对此智旭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列举说：“达摩以《楞伽》印心，五祖以《金刚》印心，安公读《楞严》悟道，普庵阅《华严合论》悟道。则佛言岂可诋乎？”他反复申明，坚持“离经一字，即同魔说”的立场。进而还解释说，达摩所谓教外别传，又说《楞伽》四卷可以印心，实即“如因指见月，指非是月，不谓所指非月也。”并特别强调说：“道不在文字，亦不在离文字。执文字为道，讲师所以有说食数宝之讥也；执离文字为道，禅士所以有暗证生盲之祸也。达摩大师以心传心，必藉《楞伽》为印，诚恐离经一字即同魔说。智者大师九旬谈妙，随处结归《止观》，诚恐依文解义，反成佛冤。”这是说，如达摩、智者这样的宗师都不曾有什么偏执，后继者的偏执就无道理了。所以他说：“近世禅既谤教，教亦谤禅，良可悲矣。”因而发感慨说，他自己“二十三岁即苦志参禅，今辄自称私淑天台者，深痛禅门之病，非台宗不能救耳。”同时也叹惜“台家子孙，犹固拒我禅宗，岂智者大师本意哉？”
不过，在当时那种“数见教病则思禅，数见禅病则思教”的状况下，智旭认为台宗特别倡导的教观并举的修行之道是纠正禅宗时弊的良方。禅与教应互惠融通，因为“禅者教之纲，教者禅之网也。”在开示讲说中智旭也常提示修学者，若“弃教参禅，不可得道；依文解义，不可会道。”故而，“真学，以解行双到为宗趣。”而且于“十乘观法须知次位，倘有观无教，未有不堕增上慢者。”总之，智旭是特别看中了台宗教观双举之道的意义，如其所说：“教观之道不明，天下无真释，……西天诸祖无不贯通三藏深入诸禅。”分立宗派原本是诸祖因人根器及解救钝利的权宜设施，但后世则展转成水火。所幸还有通达者，如“南岳(慧思)、天台(智者)，弘通《般若》、《法华》，亦未尝不以观心为要，”因而使得台宗在“教观双举，信法两被”方面超越其他宗说，乃至惠及后世补救禅门纰漏。台宗教观之道无疑成为智旭调和禅教的运用适如的引线。
由于智旭始终抱有融通诸说的意趣理想，在他与台宗的亲近中也不只注重教观之道，事实上，智旭对于净土的倾心和修持，也是由于受惠于台家宗师。对此智旭有如是说：“旭初出家，亦负宗乘而藐教典，妄谓持名曲为中下。后因大病，发意西…
《蕅益智旭与天台宗——以《灵峰宗论》为中心(周齐)》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