蕅益智旭与天台宗——以《灵峰宗论》为中心

　　周齐

　　蕅益智旭，是中国佛教史上着名的明末佛教“四大师”之一。而在诸大师中，蕅益智旭又可谓是与天台宗别有因缘的一位高僧，其“究心台部，而不肯为台家子孙”“私淑天台，不敢冒认法派”。颇具特色，引人探究。

　　蕅益智旭的修行简历

　　智旭(1599——1655)，俗姓钟，江苏吴县木渎镇人。少时也是经过了儒学基础教育，而且由读儒家书和崇尚理学而立志以继承千古圣学为己任，并且态度十分激烈，发愿“誓灭释老，……作论数十篇辟异端……”。结果年少时的这种志行，使出家为僧后的智旭终生伴负着沉重的谤佛罪障感。十七岁时得阅云栖袾宏的《竹窗随笔》等书，“乃不谤佛，取所着辟佛论焚之。”二十岁诠释《论语》，其中“天下归仁”之句，令其展转费思，以至“废寝忘食三昼夜，大悟孔颜心法。”后来又于父丧期间，听闻《地藏本愿经》而萌发出世之心。二十二岁开始，“专志念佛。”二十三岁时，因“听《大佛顶经》，谓世界皆空，空生大觉，”而苦思无措，遂坚定“决意出家，体究大事”的信心。终于，于二十四岁上，虽“父未葬，母不养”，但因“念生死大事，……决志出家。”只是当时“紫柏(真可)尊者已寂圜中，云栖(袾宏)老人亦迁安养，憨山(德清)大师远游曹溪，力不能往，”而其余知识又非其所好，所以“乃从雪岭师剃度”，雪岭乃憨山门人，为这个慕憨山之名而来的新徒命名智旭，号素华，后其自号蕅益，别号西有、八不道人，等。

　　在智旭的僧侣生涯中，修道初期便经历了研习重心的不断迁移变化。初入释门，智旭受戒于云栖(寺)，坐禅于双径(径山寺)，并接连“竟往径山坐禅”，终在悟境上得到深切体会。其间曾访友天台，但因专务禅修而于台宗之说未有特别触动。二十七岁又遍阅律藏，存心传律。但二十八岁时“两番大病垂死”，而以往所用之功无济于事的经历，促使其转心趋向净土。三十岁，发心并开始遍阅大藏。三十一岁因传律因缘，结友游历数地并至金陵，“盘桓百有余日，尽谙宗门时弊”，更“决意宏律”。三十二岁，拟注《梵网经》，由拈阄，最终决断“究心台部”。在不长的数年间，智旭即遍历了由禅而净而戒而教、由阅律藏而阅大藏的修习变化。三十三岁，智旭徙入灵峰。此后，又曾往游九华、温岭、漳州、湖州、石城、祖堂等等地方，但灵峰则终是智旭的根本止息地和修行道场，五十六岁，智旭再次病归灵峰后，转年正月即在灵峰示寂了。智旭的修行足迹，涉及于江、浙、皖、赣、闽等许多区域，实则多是周转不定并且及其艰苦的修道生活，而且智旭还经常深陷于疾病折磨的困境中。但就是在这样的困苦的行脚旅途中，智旭则一路勤奋着述，笔耕不辍，留下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丰富着作。

　　智旭的多数着作后来被其门人整理成集，划分为“释论”和“宗论”两大类。其中，“释论”是智旭关于佛典经论的注释及辑要方面的着作，如《梵网合注》、《占察玄义》、《占察行法》、《毗尼事义集要》、《阿弥陀要解》、《楞严玄义》、《楞严文句》、《楞伽玄义》|《楞伽义疏》、《成唯识观心法要》、《八要直解》、《起信论裂网疏》、《法华会义》、《大乘止观释要》、《教观纲宗》、《纲宗释义》、《法海观澜》、《阅藏知津》、《周易禅解》、《四书注》等等。智旭释论类着作现存的“大致是在五十种一百九十卷”。“宗论”则囊括了智旭其他方面的着述，如，愿文、法语、杂文、书简等等，被门人编辑成《灵峰蕅益大师宗论》，“合十大卷，分三十八子卷。”丰浩的着作，不惟令人目眩，记录着蕅益大师的修行轨迹，更凝集着这位明末着名佛教思想家的智慧火花和对佛教的卓越贡献。

　　本文便是以《灵峰宗论》为中心，以智旭的修行经历、尤其与天台宗的特别因缘为切入点，就智旭何以私淑天台而不为台宗子孙的原因及对其佛学思想的影响所作的一个概略考察。

　　智旭私淑台宗因缘的建立

　　概观智旭的修行经历和浩繁的着述，即可明晓，蕅益大师实在是学涉广博，见解卓然。之所以如此，则如其自谓，是“学无常师，交无常友，”因此“无所不师，故无偏师”而致。以智旭的看法，佛教只是一个佛教，“既为真教，则何同异？何大小？……何分佛祖？何有宗支？……无非事事无碍法界、无诤三昧也！”在执守门庭传承方面智旭采取轻视态度，对于门庭之间的争斗更是不屑。甚至认为“济(临济宗)、云(云门宗)斗诤，不啻小儿戏。”事实上，这样不主张拘泥门庭执守宗说的态度，在明末多数高僧大德那里多有反映，只是蕅益智旭表现得格外突出而已，乃至于别号为“八不道人”。所谓“八不”，如其解释所说：“古者有儒、有禅、有律、有教，道人既蹵然不敢；今亦有儒、有禅、有律、有教，道人又艴然不屑。”实际也表现出智旭旨趣高远和不媚流俗、反对时弊习气的独立个性。而这又是与其能够广学博采和开发知见直接有关。智旭不仅学习经历是先儒后释，而且“身为释子”后，仍然“喜拈孔、颜心学示人。”禅解《周易》、注释《四书》，主张并大力宣扬儒释道三教同源。在佛家内典方面，智旭更是从三十岁发心阅藏，凡历八地二十七年，最终不仅遍阅藏经，而且成就了洋洋十四卷的《阅藏知津》等着作，无疑也在经论研修上具有和提高了评论他说和会通诸家的可能。事实也是如此，因为智旭在遍历禅、净、教、律的修道初期，便很早发端了会通诸说的意趣和。随着学养的逐步丰厚，尤其是勤于思想，这种理性自觉也随之突显，融合贯通几乎可以说成为智旭修学及其逐渐成熟的思想上的显着特点。那么，在这样的修道经历中，智旭“究心台部”、“私淑天台”的特别因缘又是怎样建立的呢？

　　智旭与天台最初的亲近是在他出家后的翌年春。那时智旭的主要活动是“作务云栖，坐禅双径，住静天台。”在天台时，智旭虽然曾参访过中兴天台的一代宗师幽溪尊者无尽传灯，但智旭当时的修行意趣和重心在参禅，故而并未自觉取益。对此，智旭后来自我检讨说：“癸亥春，拜幽溪尊者，时正堕禅病，未领片益。”一味“甘暗证而蔑义涂，因门庭而昧堂奥。”甚至对于传灯也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但是不久智旭就为错过了当面受教的机会而深感后悔了，为此特“刺血，书一〈燃香供无尽师伯文〉寄至台岭”，以示“罔窥法海”之悔。而后，出入禅林日久，目睹禅门时弊日深，不由感而慨之，曰“我禅门之病，非台宗不能救耳，”“非台宗不能纠其纰”也。对于台宗已经是别眼相看了。

　　智旭真正与台宗建立起特别因缘，是在他三十二岁拟注《梵网经》时。大概不外是要选择一个立脚处一个着眼点或者一种注释方式，总之，智旭当时似乎是有些拿捏不定和犹豫不决的，于是，采用了一向喜欢的拈阄的方式来作抉择。如其所描述说，其时“作四阄，问佛。一曰宗贤首，二曰宗天台，三曰宗慈恩，四曰自立宗。”但结果“频拈得台宗阄。于是究心台部。”决意“私淑天台”。如此看来，智旭通过拈阄作抉择的结果有被动偶然的特点，但以其思想认识及其修持意趣来看，有此结果又似乎是恰如其所愿的。智旭在《梵网合注自序》中述及此因缘时也说，自从由谤佛而翻然悔悟出家向佛后，先是矢志参禅，虽“数发悟解”，却“克证无期”，对于少时谤佛的罪障感一直余悸难消，惟恐“生增上慢，以蹈迩来大妄语之覆辙。”因而时常思忖“应兼戒兼教，以自熏修。于是探《法华玄义》、《摩诃止观》等书，私淑台家教观。”对于台家教观之道的推崇应该才是智旭亲近台宗的主要原因。智旭认为：“台岭一宗，始从智者、章安，中历荆溪、四明诸老，近复得妙峰、幽溪诸大师，相继而兴，教观双举，信法两被，故能超贤首、慈恩诸教之观道寥寥，亦胜曹洞、临济等宗之教法贸贸。”而对于佛教而言，如若“教观无继，则*轮无传。”故而通过研阅台藏不由令其大发感慨，曰：“古云，台教存则佛法存，台教亡则佛法亡，非欺我也！”由此看，智旭究心台部亲近台宗也是自然的。

　　不过，智旭从来都不是以克守宗派或以张扬师说为理想的，虽然智旭在修道初期即经历了研修重心的不断变化，但并不是逐一弃他，而是始终强调禅净教律并重共修。以智旭的观点，求圣贤之道是“以六经为楷模，”的，而企求成佛之道则当“以〈华严〉、〈法华〉、〈楞严〉、〈唯识〉为司南，……藉天台、贤首、慈恩为准绳。”不应以一废众。台宗推崇《法华》，但不是束之高阁，正所谓“〈法华〉能妙一切法，不离一切法而别为妙也。”台家教观之道是提倡“广开三学万行”的，而且“所开虽广，无一非实”，目的就是要“开权显实”。因而智旭认为，宗说义理本就不应是相互抵触的，各家本就有可串联会通的方面，他说：“悉教纲幽致，莫善〈玄义〉，而〈释签〉辅之；阐圆观真修，莫善〈止观〉，而〈辅行〉成之；极性体雄诠，莫善〈杂华〉，而〈疏钞〉、〈玄谈〉悉之；辨法相差别，莫善〈唯识〉，而〈相宗八要〉佐之；然后融入〈宗镜〉，变极诸宗，并会归净土。以此开解，即以此成行。教观齐彰，禅净一致。”若此“通达万法，圆悟一心，自行则无惑不破，化他则无机不接”矣。融合贯通诸说，信奉唯一真佛教，在智旭的思想认识上是越来越明确且一贯倡导实行的原则。所以，虽然明白表示自己是台宗之私淑，智旭也同样明确地表示不续台宗法派，不为台家子孙。之所以如此的直接原因，一是“不敢冒认法派，诚恐着偶有出入，反招山外背宗之诮”；再是“不肯为台家子孙，以近世台家与禅宗、贤首、慈恩，各执门庭，不能和合故。”因而，虽然确立了私淑台宗的立场，却不拘泥一家，而是“无所不师”。如其自谓：“予生也晚，弗及受前辈钳锤，添为憨翁法属，顾所私淑，则云栖之戒，紫柏、六祖之禅…

《蕅益智旭与天台宗——以《灵峰宗论》为中心(周齐)》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