蕅益智旭與天臺宗——以《靈峰宗論》爲中心

　　周齊

　　蕅益智旭，是中國佛教史上著名的明末佛教“四大師”之一。而在諸大師中，蕅益智旭又可謂是與天臺宗別有因緣的一位高僧，其“究心臺部，而不肯爲臺家子孫”“私淑天臺，不敢冒認法派”。頗具特色，引人探究。

　　蕅益智旭的修行簡曆

　　智旭(1599——1655)，俗姓鍾，江蘇吳縣木渎鎮人。少時也是經過了儒學基礎教育，而且由讀儒家書和崇尚理學而立志以繼承千古聖學爲己任，並且態度十分激烈，發願“誓滅釋老，……作論數十篇辟異端……”。結果年少時的這種志行，使出家爲僧後的智旭終生伴負著沈重的謗佛罪障感。十七歲時得閱雲棲袾宏的《竹窗隨筆》等書，“乃不謗佛，取所著辟佛論焚之。”二十歲诠釋《論語》，其中“天下歸仁”之句，令其展轉費思，以至“廢寢忘食叁晝夜，大悟孔顔心法。”後來又于父喪期間，聽聞《地藏本願經》而萌發出世之心。二十二歲開始，“專志念佛。”二十叁歲時，因“聽《大佛頂經》，謂世界皆空，空生大覺，”而苦思無措，遂堅定“決意出家，體究大事”的信心。終于，于二十四歲上，雖“父未葬，母不養”，但因“念生死大事，……決志出家。”只是當時“紫柏(真可)尊者已寂圜中，雲棲(袾宏)老人亦遷安養，憨山(德清)大師遠遊曹溪，力不能往，”而其余知識又非其所好，所以“乃從雪嶺師剃度”，雪嶺乃憨山門人，爲這個慕憨山之名而來的新徒命名智旭，號素華，後其自號蕅益，別號西有、八不道人，等。

　　在智旭的僧侶生涯中，修道初期便經曆了研習重心的不斷遷移變化。初入釋門，智旭受戒于雲棲(寺)，坐禅于雙徑(徑山寺)，並接連“竟往徑山坐禅”，終在悟境上得到深切體會。其間曾訪友天臺，但因專務禅修而于臺宗之說未有特別觸動。二十七歲又遍閱律藏，存心傳律。但二十八歲時“兩番大病垂死”，而以往所用之功無濟于事的經曆，促使其轉心趨向淨土。叁十歲，發心並開始遍閱大藏。叁十一歲因傳律因緣，結友遊曆數地並至金陵，“盤桓百有余日，盡谙宗門時弊”，更“決意宏律”。叁十二歲，擬注《梵網經》，由拈阄，最終決斷“究心臺部”。在不長的數年間，智旭即遍曆了由禅而淨而戒而教、由閱律藏而閱大藏的修習變化。叁十叁歲，智旭徙入靈峰。此後，又曾往遊九華、溫嶺、漳州、湖州、石城、祖堂等等地方，但靈峰則終是智旭的根本止息地和修行道場，五十六歲，智旭再次病歸靈峰後，轉年正月即在靈峰示寂了。智旭的修行足迹，涉及于江、浙、皖、贛、閩等許多區域，實則多是周轉不定並且及其艱苦的修道生活，而且智旭還經常深陷于疾病折磨的困境中。但就是在這樣的困苦的行腳旅途中，智旭則一路勤奮著述，筆耕不辍，留下了令人歎爲觀止的豐富著作。

　　智旭的多數著作後來被其門人整理成集，劃分爲“釋論”和“宗論”兩大類。其中，“釋論”是智旭關于佛典經論的注釋及輯要方面的著作，如《梵網合注》、《占察玄義》、《占察行法》、《毗尼事義集要》、《阿彌陀要解》、《楞嚴玄義》、《楞嚴文句》、《楞伽玄義》|《楞伽義疏》、《成唯識觀心法要》、《八要直解》、《起信論裂網疏》、《法華會義》、《大乘止觀釋要》、《教觀綱宗》、《綱宗釋義》、《法海觀瀾》、《閱藏知津》、《周易禅解》、《四書注》等等。智旭釋論類著作現存的“大致是在五十種一百九十卷”。“宗論”則囊括了智旭其他方面的著述，如，願文、法語、雜文、書簡等等，被門人編輯成《靈峰蕅益大師宗論》，“合十大卷，分叁十八子卷。”豐浩的著作，不惟令人目眩，記錄著蕅益大師的修行軌迹，更凝集著這位明末著名佛教思想家的智慧火花和對佛教的卓越貢獻。

　　本文便是以《靈峰宗論》爲中心，以智旭的修行經曆、尤其與天臺宗的特別因緣爲切入點，就智旭何以私淑天臺而不爲臺宗子孫的原因及對其佛學思想的影響所作的一個概略考察。

　　智旭私淑臺宗因緣的建立

　　概觀智旭的修行經曆和浩繁的著述，即可明曉，蕅益大師實在是學涉廣博，見解卓然。之所以如此，則如其自謂，是“學無常師，交無常友，”因此“無所不師，故無偏師”而致。以智旭的看法，佛教只是一個佛教，“既爲真教，則何同異？何大小？……何分佛祖？何有宗支？……無非事事無礙法界、無诤叁昧也！”在執守門庭傳承方面智旭采取輕視態度，對于門庭之間的爭鬥更是不屑。甚至認爲“濟(臨濟宗)、雲(雲門宗)鬥诤，不啻小兒戲。”事實上，這樣不主張拘泥門庭執守宗說的態度，在明末多數高僧大德那裏多有反映，只是蕅益智旭表現得格外突出而已，乃至于別號爲“八不道人”。所謂“八不”，如其解釋所說：“古者有儒、有禅、有律、有教，道人既蹵然不敢；今亦有儒、有禅、有律、有教，道人又艴然不屑。”實際也表現出智旭旨趣高遠和不媚流俗、反對時弊習氣的獨立個性。而這又是與其能夠廣學博采和開發知見直接有關。智旭不僅學習經曆是先儒後釋，而且“身爲釋子”後，仍然“喜拈孔、顔心學示人。”禅解《周易》、注釋《四書》，主張並大力宣揚儒釋道叁教同源。在佛家內典方面，智旭更是從叁十歲發心閱藏，凡曆八地二十七年，最終不僅遍閱藏經，而且成就了洋洋十四卷的《閱藏知津》等著作，無疑也在經論研修上具有和提高了評論他說和會通諸家的可能。事實也是如此，因爲智旭在遍曆禅、淨、教、律的修道初期，便很早發端了會通諸說的意趣和。隨著學養的逐步豐厚，尤其是勤于思想，這種理性自覺也隨之突顯，融合貫通幾乎可以說成爲智旭修學及其逐漸成熟的思想上的顯著特點。那麼，在這樣的修道經曆中，智旭“究心臺部”、“私淑天臺”的特別因緣又是怎樣建立的呢？

　　智旭與天臺最初的親近是在他出家後的翌年春。那時智旭的主要活動是“作務雲棲，坐禅雙徑，住靜天臺。”在天臺時，智旭雖然曾參訪過中興天臺的一代宗師幽溪尊者無盡傳燈，但智旭當時的修行意趣和重心在參禅，故而並未自覺取益。對此，智旭後來自我檢討說：“癸亥春，拜幽溪尊者，時正墮禅病，未領片益。”一味“甘暗證而蔑義塗，因門庭而昧堂奧。”甚至對于傳燈也是抱著“半信半疑”的態度。但是不久智旭就爲錯過了當面受教的機會而深感後悔了，爲此特“刺血，書一〈燃香供無盡師伯文〉寄至臺嶺”，以示“罔窺法海”之悔。而後，出入禅林日久，目睹禅門時弊日深，不由感而慨之，曰“我禅門之病，非臺宗不能救耳，”“非臺宗不能糾其纰”也。對于臺宗已經是別眼相看了。

　　智旭真正與臺宗建立起特別因緣，是在他叁十二歲擬注《梵網經》時。大概不外是要選擇一個立腳處一個著眼點或者一種注釋方式，總之，智旭當時似乎是有些拿捏不定和猶豫不決的，于是，采用了一向喜歡的拈阄的方式來作抉擇。如其所描述說，其時“作四阄，問佛。一曰宗賢首，二曰宗天臺，叁曰宗慈恩，四曰自立宗。”但結果“頻拈得臺宗阄。于是究心臺部。”決意“私淑天臺”。如此看來，智旭通過拈阄作抉擇的結果有被動偶然的特點，但以其思想認識及其修持意趣來看，有此結果又似乎是恰如其所願的。智旭在《梵網合注自序》中述及此因緣時也說，自從由謗佛而翻然悔悟出家向佛後，先是矢志參禅，雖“數發悟解”，卻“克證無期”，對于少時謗佛的罪障感一直余悸難消，惟恐“生增上慢，以蹈迩來大妄語之覆轍。”因而時常思忖“應兼戒兼教，以自熏修。于是探《法華玄義》、《摩诃止觀》等書，私淑臺家教觀。”對于臺家教觀之道的推崇應該才是智旭親近臺宗的主要原因。智旭認爲：“臺嶺一宗，始從智者、章安，中曆荊溪、四明諸老，近複得妙峰、幽溪諸大師，相繼而興，教觀雙舉，信法兩被，故能超賢首、慈恩諸教之觀道寥寥，亦勝曹洞、臨濟等宗之教法貿貿。”而對于佛教而言，如若“教觀無繼，則*輪無傳。”故而通過研閱臺藏不由令其大發感慨，曰：“古雲，臺教存則佛法存，臺教亡則佛法亡，非欺我也！”由此看，智旭究心臺部親近臺宗也是自然的。

　　不過，智旭從來都不是以克守宗派或以張揚師說爲理想的，雖然智旭在修道初期即經曆了研修重心的不斷變化，但並不是逐一棄他，而是始終強調禅淨教律並重共修。以智旭的觀點，求聖賢之道是“以六經爲楷模，”的，而企求成佛之道則當“以〈華嚴〉、〈法華〉、〈楞嚴〉、〈唯識〉爲司南，……藉天臺、賢首、慈恩爲准繩。”不應以一廢衆。臺宗推崇《法華》，但不是束之高閣，正所謂“〈法華〉能妙一切法，不離一切法而別爲妙也。”臺家教觀之道是提倡“廣開叁學萬行”的，而且“所開雖廣，無一非實”，目的就是要“開權顯實”。因而智旭認爲，宗說義理本就不應是相互抵觸的，各家本就有可串聯會通的方面，他說：“悉教綱幽致，莫善〈玄義〉，而〈釋簽〉輔之；闡圓觀真修，莫善〈止觀〉，而〈輔行〉成之；極性體雄诠，莫善〈雜華〉，而〈疏鈔〉、〈玄談〉悉之；辨法相差別，莫善〈唯識〉，而〈相宗八要〉佐之；然後融入〈宗鏡〉，變極諸宗，並會歸淨土。以此開解，即以此成行。教觀齊彰，禅淨一致。”若此“通達萬法，圓悟一心，自行則無惑不破，化他則無機不接”矣。融合貫通諸說，信奉唯一真佛教，在智旭的思想認識上是越來越明確且一貫倡導實行的原則。所以，雖然明白表示自己是臺宗之私淑，智旭也同樣明確地表示不續臺宗法派，不爲臺家子孫。之所以如此的直接原因，一是“不敢冒認法派，誠恐著偶有出入，反招山外背宗之诮”；再是“不肯爲臺家子孫，以近世臺家與禅宗、賢首、慈恩，各執門庭，不能和合故。”因而，雖然確立了私淑臺宗的立場，卻不拘泥一家，而是“無所不師”。如其自謂：“予生也晚，弗及受前輩鉗錘，添爲憨翁法屬，顧所私淑，則雲棲之戒，紫柏、六祖之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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