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印度观音信仰与般若思想的合流

　　李利安

　　在古印度，最初的观音信仰只是一种现世救难信仰，后来才逐渐与净土往生信仰和智慧解脱信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内容丰富、结构庞大的佛教信仰体系。

　　印度佛教的般若思想萌芽很早。部派佛教时期的大众部就有了类似的精神。到了公元前后时期，佛教内逐渐出现了许多讲“性空”、“无住”的经典，这些经典自称是释迦牟尼佛当年所讲的“般若法门”，是只有大根器的人才能领受的无上智慧。这些经典都以“般若”为其理论的核心，所以被称之为般若经。

　　般若经的根本思想体现在“性空”与“慈悲”两个方面。前者偏重于宗教哲学，后者偏重于宗教实践。所谓“性”，即指事物本来具足之性质、事物之实体，也称“自性”，是不受外界影响的本质。专门阐释般若经的《大智度论》说：“性名自有，不待因缘。若待因缘，则是作法，不名为性。”[1]即不受外在的一切条件限制的本性。与性相对的是“相”。所谓“相”是指事物的形象和状态。佛教认为，事物的“相”是一种虚假的存在，因为事物的“性”是空的。般若经所说的“性空”就是说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众缘和合而生起的，众缘合成的万象，其性本空，无有真实的自体。所以，般若学说的性空也叫“缘起性空”。大乘佛教宗教理论的基础就是般若思想，因为大乘佛教认为，众生要获得最终的解脱就必须掌握佛教的最高智慧——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唯佛才具有的无上菩提，证得这种神圣的智慧，就可以体悟“性空”之理，证悟宇宙之“实相”，实现“实相涅槃”，达到成佛的境界。菩萨一词的原意就是“觉悟众生”，成道的菩萨就是“觉悟了的众生”，尚未成道的菩萨就是“使众生觉悟”。这种觉悟就是指对“般若”这种特殊的佛教智慧的掌握，而菩萨的所有修行，说到底还是要使所有的众生都掌握般若智慧，实现成佛这样的最终的解脱。所以，按照大乘般若经的义理，作为一个菩萨，他必然具备两个最起码的条件：一是上求无上菩提；二是下度无边众生。大乘菩萨道所讲的发心就是指发这种求无上智慧和度无边众生大誓愿，这被认为是大乘一切修行的第一步。

　　大乘佛教的这种修道理论完全是根据般若思想而来的，因为般若经所讲的“性”、“相”关系为菩萨信仰提供了最直接的哲学基础。“性”为空，“相”为假；性空则心无所住，即不执着于一切外相；假有则广行方便，即兴起各种救度众生的活动。性空靠般若智慧达到；方便靠慈悲来支撑。菩萨上求菩提和下度众生正好是这两个方面在宗教实践领域的体现。用佛教的语言来说，就是“悲智双运”，“福慧双修”。“悲”则救度众生，“慧”则求无上菩提；“修福”则广行善事；“修慧”则觉悟性空。所以，大乘佛教般若经典一再告戒佛教信徒，般若是诸佛之母，慈悲为诸佛之父，对于这两个方面给予极高的重视。如《大智度论》中说，“慈悲是佛道之根本。”[2]总之，般若思想的核心就是从宗教解脱理论和宗教哲学理论的高度对大乘佛教的菩萨理论进行完整的诠释，而菩萨理论正是大乘佛教理论体系的核心。

　　般若思想最早在什么地方产生，学术界历来有许多争论。现在一般认为，般若经典最早是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从印度南方产生的，后来又传播到西方，并不断完善丰富，到了公元二三世纪，经过龙树等人的整理和大力弘扬，遂遍及整个印度。最初形成的般若经典一般部头不大，结构精悍，形式朴素。后来，经过不断的完善，大部头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般若经典之集大成者应该是玄奘在陕西铜川玉华宫翻译的《大般若经》，共600卷，这也是佛教史上保存最完整的般若经典。而现存的梵本般若经典只有《十万颂般若》、《二万五千颂般若》、《八千颂般若》，以及汉译《金刚般若经》、《理趣般若》、《般若心经》的原本。其中《八千颂般若》相当于中国译经史上东汉支娄伽谶翻译的《道行般若经》、三国吴支谦翻译的《大明度无极经》、前秦昙摩蜱与竺佛念共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钞经》、鸠摩罗什所译的《小品般若经》、玄奘译的《大般若经》第四会和第五会、宋代施护译的《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二万五千颂般若》相当于中国西晋时期竺法护翻译的《光赞般若经》、竺叔兰、无罗叉翻译的《放光般若经》、鸠摩罗什翻译的《大品般若经》以及玄奘翻译的《大般若经》第二会；梵本《十万颂般若》相当于玄奘所译《大般若经》的初会。

　　学术界有许多人认为，最早出现的般若经典是大约成立于西元一世纪左右的《八千颂般若》，其后才渐次成立各种般若经[3]。对此，著名佛学家吕澄先生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在般若经的发展过程中，是先有小本，再逐渐发展出大本来。因为，第一，般若尽管是以大乘经典的形式出现，但是开始的时候不能与小乘部派佛教相差太远，那样会叫人不容易相信；第二，从传播方面来看，小乘部派诸经是凭口口相传的，而大乘般若经一开始就有文字记录，按照写作规律来讲，开始不可能太大太详；第三，从中国的译经史来看，第一个翻译大乘经典的支娄伽谶所译的第一部般若经典是《道行般若经》，在玄奘所译的《大般若经》中，这部经属于第四会，过了一百年之后，西晋时才译出《放光般若》和《光赞般若》，这两部经相当于玄奘所译《大般若经》的第二会。至于玄奘所译《大般若经》的初会，是到玄奘编译《大般若经》时才有的。吕澄先生认为，虽然翻译的先后不能绝对确定他们在印度出现的先后，但可以作为推断的根据之一[4]。吕澄先生在确定了小品、大品、根本般若之初会这三个基本发展阶段之后，认为在各种略本般若之中，并非小品出现最早，而是《金刚经》出现最早，因为，第一，《金刚经》的形式比《大品般若》和《小品般若》更加接近九分教和十二分教以及后来的阿含形式[5]，如经首讲佛住在王舍城，他的教团有比丘一千二百五十人，并叙述讲道的经过，这都是原始经典的格式，而根本般若，即使是《小品》，都不是这样朴素，而同后期大乘经典的铺张说法接近。第二，《金刚经》的体裁为问答体，这同古代印度学者觉音对比较古老的佛经类型“方广”的体裁是一致。觉音以巴利文的《五部》作例证，认为“广方”这种古老的佛经格式是追问式的，即在每个问题得到圆满答复之后，不断追问，步步深入，《金刚经》正如无著和世亲所解释的，共有“展转相生”的二十七个问题，与此完全相同。第三，《金刚经》中的所有问题都是借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一的须菩提提出，须菩提是早期佛教中以“解空”而著名的人物，《金刚经》专门阐释“空”的义理，所以借助他来发问，而《小品般若》中的人物就比较芜杂了，内容也比较杂乱。总之，吕先生认为，尽管《金刚经》在中国译出的时间比《小品般若》和《大品般若》晚一二百年，但其在印度的产生要比这些般若经早得多[6]。胡海燕女士赞同这种看法，并对此进行了进一步论证[7]。笔者对此问题也曾有过一些思考，在吕先生和胡女士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证据[8]，认为其是古代印度最早产生的般若经，其次才依次是《小品般若经》、《大品般若经》和更大部头的般若经如《大般若经》之初会等。

　　笔者之所以不惜笔墨地介绍学术界关于般若经典发展历程的观点，是为接下来的观音信仰与般若思想之合流的论证提供一个基本的历史背景。笔者认为，观音信仰与般若思想的合流并不是在般若经典刚刚形成时期就开始的，而是经历了很长的发展之后，观音才参与到般若的阵营中来，并不断加深这种合流，到《般若心经》产生之后，最终形成般若与观音密不可分的智慧解脱型观音信仰，在这种信仰中，观音甚至成为般若智慧的最高代表。

　　在般若经典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各种新生的或者旧有的菩萨也相继加入到越来越庞大的般若经阵营中来。在早期的般若经典中，参与般若讲席的佛弟子主要还是原始佛教时期大家所熟悉的那些小乘弟子，特别著名的是佛陀十大弟子中号称“解空第一”的须菩提。但是后来，各种新的菩萨涌现出来，如昙无竭、萨陀波伦、维摩以及其他众多的本来并不知名的菩萨。般若经往往会在经文一开始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些菩萨的名称。如西晋无罗叉译的《大品般若》中参与法会的菩萨就有“护诸系菩萨、宝来菩萨、导师菩萨、龙施菩萨、所受则能说菩萨、雨天菩萨、天王菩萨、贤护菩萨、妙意菩萨、有持意菩萨、增益意菩萨、现无痴菩萨、善发菩萨、过步菩萨、常应菩萨、不置远菩萨、怀日藏菩萨、意不缺减菩萨、现音声菩萨、哀雅威菩萨、宝印手菩萨、常举手菩萨、慈氏菩萨，及馀亿那术百千菩萨俱，尽是补处应尊位者，复有异菩萨无央数亿百千”[9]。到了后来，普贤、文殊、地藏等菩萨逐渐成为般若经中的主要角色，特别是文殊菩萨，被认为是般若经典的结集者，般若经典最权威的阐释者，也正因为如此，文殊才成为大乘佛教各大菩萨中号称“大智”的菩萨。

　　笔者上文曾有论述，观音最早是以救难形象出现的，其次又同西方净土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形成净土往生型的观音信仰。般若经典产生和发展的初期，由于要显示自己的“佛说”[10]性，所以，尚不敢将佛教界公认的释迦牟尼佛说法的传统格式打破，于是，听受释迦牟尼说法或者参与答辩敷衍的佛弟子中，尚未出现后世大乘佛教中富有盛名的各大菩萨，像观音这样即使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大菩萨，也不会轻易同般若发生什么联系。因为般若经典的结集者明白，要让一般人接受观音参与释迦牟尼佛的般若法席这种说法，不但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由此反倒会强化对他们所结集的般若经典的不信任感。

　　我们可从现在公认的早期般若经来证明，当时的般若经典尚未同般若产生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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