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印度觀音信仰與般若思想的合流

　　李利安

　　在古印度，最初的觀音信仰只是一種現世救難信仰，後來才逐漸與淨土往生信仰和智慧解脫信仰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內容豐富、結構龐大的佛教信仰體系。

　　印度佛教的般若思想萌芽很早。部派佛教時期的大衆部就有了類似的精神。到了公元前後時期，佛教內逐漸出現了許多講“性空”、“無住”的經典，這些經典自稱是釋迦牟尼佛當年所講的“般若法門”，是只有大根器的人才能領受的無上智慧。這些經典都以“般若”爲其理論的核心，所以被稱之爲般若經。

　　般若經的根本思想體現在“性空”與“慈悲”兩個方面。前者偏重于宗教哲學，後者偏重于宗教實踐。所謂“性”，即指事物本來具足之性質、事物之實體，也稱“自性”，是不受外界影響的本質。專門闡釋般若經的《大智度論》說：“性名自有，不待因緣。若待因緣，則是作法，不名爲性。”[1]即不受外在的一切條件限製的本性。與性相對的是“相”。所謂“相”是指事物的形象和狀態。佛教認爲，事物的“相”是一種虛假的存在，因爲事物的“性”是空的。般若經所說的“性空”就是說世間的一切事物都是由衆緣和合而生起的，衆緣合成的萬象，其性本空，無有真實的自體。所以，般若學說的性空也叫“緣起性空”。大乘佛教宗教理論的基礎就是般若思想，因爲大乘佛教認爲，衆生要獲得最終的解脫就必須掌握佛教的最高智慧——阿耨多羅叁藐叁菩提，這是唯佛才具有的無上菩提，證得這種神聖的智慧，就可以體悟“性空”之理，證悟宇宙之“實相”，實現“實相涅槃”，達到成佛的境界。菩薩一詞的原意就是“覺悟衆生”，成道的菩薩就是“覺悟了的衆生”，尚未成道的菩薩就是“使衆生覺悟”。這種覺悟就是指對“般若”這種特殊的佛教智慧的掌握，而菩薩的所有修行，說到底還是要使所有的衆生都掌握般若智慧，實現成佛這樣的最終的解脫。所以，按照大乘般若經的義理，作爲一個菩薩，他必然具備兩個最起碼的條件：一是上求無上菩提；二是下度無邊衆生。大乘菩薩道所講的發心就是指發這種求無上智慧和度無邊衆生大誓願，這被認爲是大乘一切修行的第一步。

　　大乘佛教的這種修道理論完全是根據般若思想而來的，因爲般若經所講的“性”、“相”關系爲菩薩信仰提供了最直接的哲學基礎。“性”爲空，“相”爲假；性空則心無所住，即不執著于一切外相；假有則廣行方便，即興起各種救度衆生的活動。性空靠般若智慧達到；方便靠慈悲來支撐。菩薩上求菩提和下度衆生正好是這兩個方面在宗教實踐領域的體現。用佛教的語言來說，就是“悲智雙運”，“福慧雙修”。“悲”則救度衆生，“慧”則求無上菩提；“修福”則廣行善事；“修慧”則覺悟性空。所以，大乘佛教般若經典一再告戒佛教信徒，般若是諸佛之母，慈悲爲諸佛之父，對于這兩個方面給予極高的重視。如《大智度論》中說，“慈悲是佛道之根本。”[2]總之，般若思想的核心就是從宗教解脫理論和宗教哲學理論的高度對大乘佛教的菩薩理論進行完整的诠釋，而菩薩理論正是大乘佛教理論體系的核心。

　　般若思想最早在什麼地方産生，學術界曆來有許多爭論。現在一般認爲，般若經典最早是于公元前1世紀左右從印度南方産生的，後來又傳播到西方，並不斷完善豐富，到了公元二叁世紀，經過龍樹等人的整理和大力弘揚，遂遍及整個印度。最初形成的般若經典一般部頭不大，結構精悍，形式樸素。後來，經過不斷的完善，大部頭越來越大，內容越來越豐富。般若經典之集大成者應該是玄奘在陝西銅川玉華宮翻譯的《大般若經》，共600卷，這也是佛教史上保存最完整的般若經典。而現存的梵本般若經典只有《十萬頌般若》、《二萬五千頌般若》、《八千頌般若》，以及漢譯《金剛般若經》、《理趣般若》、《般若心經》的原本。其中《八千頌般若》相當于中國譯經史上東漢支婁伽谶翻譯的《道行般若經》、叁國吳支謙翻譯的《大明度無極經》、前秦昙摩蜱與竺佛念共譯的《摩诃般若波羅蜜鈔經》、鸠摩羅什所譯的《小品般若經》、玄奘譯的《大般若經》第四會和第五會、宋代施護譯的《佛母出生叁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二萬五千頌般若》相當于中國西晉時期竺法護翻譯的《光贊般若經》、竺叔蘭、無羅叉翻譯的《放光般若經》、鸠摩羅什翻譯的《大品般若經》以及玄奘翻譯的《大般若經》第二會；梵本《十萬頌般若》相當于玄奘所譯《大般若經》的初會。

　　學術界有許多人認爲，最早出現的般若經典是大約成立于西元一世紀左右的《八千頌般若》，其後才漸次成立各種般若經[3]。對此，著名佛學家呂澄先生提出不同意見，他認爲，在般若經的發展過程中，是先有小本，再逐漸發展出大本來。因爲，第一，般若盡管是以大乘經典的形式出現，但是開始的時候不能與小乘部派佛教相差太遠，那樣會叫人不容易相信；第二，從傳播方面來看，小乘部派諸經是憑口口相傳的，而大乘般若經一開始就有文字記錄，按照寫作規律來講，開始不可能太大太詳；第叁，從中國的譯經史來看，第一個翻譯大乘經典的支婁伽谶所譯的第一部般若經典是《道行般若經》，在玄奘所譯的《大般若經》中，這部經屬于第四會，過了一百年之後，西晉時才譯出《放光般若》和《光贊般若》，這兩部經相當于玄奘所譯《大般若經》的第二會。至于玄奘所譯《大般若經》的初會，是到玄奘編譯《大般若經》時才有的。呂澄先生認爲，雖然翻譯的先後不能絕對確定他們在印度出現的先後，但可以作爲推斷的根據之一[4]。呂澄先生在確定了小品、大品、根本般若之初會這叁個基本發展階段之後，認爲在各種略本般若之中，並非小品出現最早，而是《金剛經》出現最早，因爲，第一，《金剛經》的形式比《大品般若》和《小品般若》更加接近九分教和十二分教以及後來的阿含形式[5]，如經首講佛住在王舍城，他的教團有比丘一千二百五十人，並敘述講道的經過，這都是原始經典的格式，而根本般若，即使是《小品》，都不是這樣樸素，而同後期大乘經典的鋪張說法接近。第二，《金剛經》的體裁爲問答體，這同古代印度學者覺音對比較古老的佛經類型“方廣”的體裁是一致。覺音以巴利文的《五部》作例證，認爲“廣方”這種古老的佛經格式是追問式的，即在每個問題得到圓滿答複之後，不斷追問，步步深入，《金剛經》正如無著和世親所解釋的，共有“展轉相生”的二十七個問題，與此完全相同。第叁，《金剛經》中的所有問題都是借釋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一的須菩提提出，須菩提是早期佛教中以“解空”而著名的人物，《金剛經》專門闡釋“空”的義理，所以借助他來發問，而《小品般若》中的人物就比較蕪雜了，內容也比較雜亂。總之，呂先生認爲，盡管《金剛經》在中國譯出的時間比《小品般若》和《大品般若》晚一二百年，但其在印度的産生要比這些般若經早得多[6]。胡海燕女士贊同這種看法，並對此進行了進一步論證[7]。筆者對此問題也曾有過一些思考，在呂先生和胡女士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證據[8]，認爲其是古代印度最早産生的般若經，其次才依次是《小品般若經》、《大品般若經》和更大部頭的般若經如《大般若經》之初會等。

　　筆者之所以不惜筆墨地介紹學術界關于般若經典發展曆程的觀點，是爲接下來的觀音信仰與般若思想之合流的論證提供一個基本的曆史背景。筆者認爲，觀音信仰與般若思想的合流並不是在般若經典剛剛形成時期就開始的，而是經曆了很長的發展之後，觀音才參與到般若的陣營中來，並不斷加深這種合流，到《般若心經》産生之後，最終形成般若與觀音密不可分的智慧解脫型觀音信仰，在這種信仰中，觀音甚至成爲般若智慧的最高代表。

　　在般若經典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各種新生的或者舊有的菩薩也相繼加入到越來越龐大的般若經陣營中來。在早期的般若經典中，參與般若講席的佛弟子主要還是原始佛教時期大家所熟悉的那些小乘弟子，特別著名的是佛陀十大弟子中號稱“解空第一”的須菩提。但是後來，各種新的菩薩湧現出來，如昙無竭、薩陀波倫、維摩以及其他衆多的本來並不知名的菩薩。般若經往往會在經文一開始不厭其煩地羅列這些菩薩的名稱。如西晉無羅叉譯的《大品般若》中參與法會的菩薩就有“護諸系菩薩、寶來菩薩、導師菩薩、龍施菩薩、所受則能說菩薩、雨天菩薩、天王菩薩、賢護菩薩、妙意菩薩、有持意菩薩、增益意菩薩、現無癡菩薩、善發菩薩、過步菩薩、常應菩薩、不置遠菩薩、懷日藏菩薩、意不缺減菩薩、現音聲菩薩、哀雅威菩薩、寶印手菩薩、常舉手菩薩、慈氏菩薩，及馀億那術百千菩薩俱，盡是補處應尊位者，複有異菩薩無央數億百千”[9]。到了後來，普賢、文殊、地藏等菩薩逐漸成爲般若經中的主要角色，特別是文殊菩薩，被認爲是般若經典的結集者，般若經典最權威的闡釋者，也正因爲如此，文殊才成爲大乘佛教各大菩薩中號稱“大智”的菩薩。

　　筆者上文曾有論述，觀音最早是以救難形象出現的，其次又同西方淨土發生了密切的關系，形成淨土往生型的觀音信仰。般若經典産生和發展的初期，由于要顯示自己的“佛說”[10]性，所以，尚不敢將佛教界公認的釋迦牟尼佛說法的傳統格式打破，于是，聽受釋迦牟尼說法或者參與答辯敷衍的佛弟子中，尚未出現後世大乘佛教中富有盛名的各大菩薩，像觀音這樣即使已經是赫赫有名的大菩薩，也不會輕易同般若發生什麼聯系。因爲般若經典的結集者明白，要讓一般人接受觀音參與釋迦牟尼佛的般若法席這種說法，不但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由此反倒會強化對他們所結集的般若經典的不信任感。

　　我們可從現在公認的早期般若經來證明，當時的般若經典尚未同般若産生聯系。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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