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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印度观音信仰与般若思想的合流(李利安)▪P2

  ..续本文上一页先以最早出现的般若经典《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例。该经现存6种汉语译本,一种藏文本,3种梵文本。6种汉语译本分别是:1、后秦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402)首次汉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2、北魏菩提流支于509年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3、南朝陈真谛于562年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4、隋达摩笈多于592年译的《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5、唐玄奘于648年译的《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即《大般若经》的第九会);6、唐义净于703年译的《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经》的梵文本在中国、日本、巴基斯坦、中亚等地都有发现,后来经过马克斯·缪勒(F. M. Muller)等人的整理,形成三种梵文本在西方正式刊行,其为:1、马克斯·缪勒(F. M. Muller)于1881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的世界上第一部《金刚经》刊行梵本,一般称这个本子为“马氏梵本”;2、斯坦因(Sir Awrel Stein)第一次在中亚探险时在中国和田发现的梵本,一般称这个梵本为“中亚梵本”;3、1931年在吉尔吉特(Gilgit)发现的梵文本,称为“吉而吉特本”[11]。胡海燕根据这三个梵文本对6种汉译本进行了详细的对堪[12]。台湾的林光明先生惠赠笔者的洋洋巨著《金刚经译本集成》则收集到5种梵文本,除了上述三种梵文本之外,还有孔睿(Edward Conze)根据马氏梵本及其他资料于1957年在罗马出版的罗马拼音梵文本,以及N. Dutt根据吉尔吉特本于1959年在印度加尔哥答编辑出版的梵文本[13]。台湾学者许洋主赠送笔者的的新译梵文佛典中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也使用了马氏、中亚、吉尔吉特和孔睿等四种梵文本子[14]。看来,现存梵文本主要还是马氏梵本、中亚梵本和吉尔吉特梵本等三种。另外,《金刚经》在中国吐鲁番等地并有和田、粟特等文字的译本出土。根据胡海燕女士、林光明和许洋主等学者的研究,各种梵文本中均未出现观音的影子。中国历史上相继出现的6种汉语译本中也没有出现观音。最早的般若经中没有观音这一现象,反映了在般若经的最初形成时期,观音和般若思想之间还没有发生任何的联系。

  

  随着般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新的般若经典相继出现。如上文所述,在《金刚经》之后出现的般若经是《八千颂般若》。该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汉译,留存到现在的还有:东汉支娄伽谶翻译的《道行般若经》(10卷)、三国吴支谦翻译的《大明度无极经》(6卷)、前秦昙摩蜱与竺佛念共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钞经》((5卷)、鸠摩罗什所译的《小品般若经》(10卷)、玄奘译的《大般若经》第四会(18卷)和第五会(10卷)、宋代施护译的《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25卷)、宋施护译的《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3卷)等共7个本子。我们再看这7个译本,其中无一处出现“观音”“观世音”或者“观自在”等观音菩萨的汉语名称。可见,就是发展到《八千颂般若》的时代,观音依然没有参与到般若的宣演当中去。

  

  到了《二万五千颂般若》时代,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按照吕澄等人的研究,这应该是般若经典发展的第三阶段。该经的汉译本有西晋时期竺法护翻译的《光赞般若经》(10卷)、竺叔兰、无罗叉翻译的《放光般若经》(20卷或者分为30卷)、鸠摩罗什翻译的《大品般若经》(或称《摩诃般若波罗蜜经,27卷,也分作30卷或者40卷)以及玄奘翻译的《大般若经》第二会(78卷)。这些被称为“大品”的般若经典在中国的最早翻译要比被称为“小品”的般若经典晚一百多年。在这些经典里,观音作为众多参加释迦牟尼佛讲法大会的一员,开始出现在经文最开始的说法场景描述里面。如鸠摩罗什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讲:“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共摩诃比丘僧大数五千,皆是阿罗汉,……复有五百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皆得圣谛。复有菩萨摩诃萨,皆得陀罗尼及诸三昧行,空无相无作,已得等忍,得无阂陀罗尼,悉是五通,言必信受,无复懈怠,已舍利养名闻,说法无所悕望,度深法忍,得无畏力,过诸魔事。……诸菩萨如是等种种无量功德成就,其名曰:跋陀婆罗菩萨、罽那伽罗菩萨、导师菩萨、那罗达菩萨、星得菩萨、水天菩萨、主天菩萨、大意菩萨、益意菩萨、增意菩萨、不虚见菩萨、善进菩萨、势胜菩萨、常勤菩萨、不舍精进菩萨、日藏菩萨、不缺意菩萨、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执宝印菩萨、常举手菩萨、弥勒菩萨。如是等无量百千万亿那由他诸菩萨摩诃萨一切菩萨,皆是补处绍尊位者。”[15]这段经文出现在第一卷的最开头,观音被拉进听佛讲说般若之法的众多弟子之一,被视为已经具备般若智慧的大菩萨。在《放光般若经》中也是在同一位置提到观音是为数众多的听众之一,只是汉语译名为“现音声”[16]。而在竺法护所译的《光赞般若经》的相同位置,则译作“光世音”[17]。在玄奘译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二会,则称之为“观自在”[18]。各种汉语译本的《二万五千般若》均是在卷首经文一开始时出现,均是将观音作为莅临释迦牟尼佛般若讲席的听众之一。除此之外,经文中再没有出现观音的身影。

  

  在当时,人们对第一次出现在般若经典中的观音是怎么认识的呢?大约公元二三世纪的龙树对此经有过详细的解释,后秦时代鸠摩罗什将其摘要译成汉语,其中对这一段经文的注解还完整保留了下来,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印度佛教徒对《般若经》中的观音的基本看法。龙树在解释参与听法的菩萨时,分辨了哪些是出家菩萨,哪些是在家菩萨;哪些是印度本土的菩萨以及他们的家乡所在,哪些是他方来的菩萨。说到观世音,龙树告诉人们,“观世音菩萨等从他方佛土来”。他又解释为何在列举菩萨名称时善守菩萨放在第一位,她先列举时人的疑惑:“若最大在前,应说遍吉、观世音、得大势菩萨等;若最小在前,应说肉身初发意菩萨等。”龙树解释说:“不以大,不以小,以善守菩萨是王舍城旧人,白衣菩萨中最大。佛在王舍城欲说般若波罗蜜,以是故最在前说。”[19]结合经文本身,我们可以获得当时人关于观音与般若之间联系的三个重要信息:其一,当时人认为,观音是他方来的菩萨。“他方”也叫“他土”,即不是我们这个世界,这里是指西方极乐世界。可见,在当时净土观音信仰已经很流行,观音的身份依然被安置在西方极乐世界。其二,观音参与了释迦牟尼佛的般若讲席,而且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可见,观音虽为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在那里的身份是阿弥陀佛的弟子,但他又时常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听释迦牟尼佛说法;其三,观音很有名气,在般若法会中也是公认的“大”菩萨。

  

  随着般若经典的不断扩大和完善,观音与般若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最终成为般若经典的重要宣示者、阐释者、弘扬者,于是,观音在继续保持其现世救苦救难、来世西方接引这两种神力的同时,也成为具有无上智慧的得道菩萨,从事赐予人类智慧、引导一切众生最终体悟性空无住之理、证得实相涅槃的事业,成为一种新型的救世主。最能表现观音这种角色扩充的经典是《悲华经》[20]。该经在印度佛教历史上第一次对观音的身世进行了说明,将观音塑造成一位从一般的修福转化到修慧的往昔修行者,这位修行者最终掌握了般若智慧并发誓要使一切的众生都像他一样掌握般若智慧,实现最终的解脱。从此,观音与般若密不可分了。

  

  经中说,在过去非常遥远的一个时代里,有一个名叫删提岚的国家,国王名叫无诤念,国王有一千个儿子,长子名叫不眴,次子名叫尼摩。国王的一个大臣名叫宝海。宝海的儿子出家成佛,名叫宝藏如来[21]。国王及其儿子们只知道供养宝藏如来和僧人,以求来世善报,却不知道发大心求无上菩提,获得终极的解脱。他们“因其所施,各各发心。或愿忉利天王,或求梵王,或求魔王,或求转轮圣王,或愿大富,或求声闻。是诸王子,其中甚至尚无一人求于缘觉,况求大乘。时,转轮王因布施故,而复还求转轮王位”[22]。大臣宝海亲近宝藏如来,知道真正的解脱之道乃是般若智慧,于是他到处劝化,引导人们归依无上智慧。国王听从了他的劝告,最后悟解了般若之法,得到宝藏如来的授记,预示他将来成佛,佛国为西方极乐世界。对于太子不眴,“时,宝海梵志次白太子不眴:“善男子,汝今亦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汝所行三福处者,所谓布施、调伏、善摄身口及余所行清净善业,尽应和合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时,太子作如是言:“我今先应还至宫殿,在一屏处端坐思惟,若我必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我当还来至于佛所,当于佛前毕定发心。””[23]。

  

  宝海的劝告起了作用,不眴终于开始转向般若法门。经文说:“尔时,宝海梵志复白圣王第一太子言:“善男子,持此宝物并及先所于三月中供养如来及比丘僧种种珍宝,如是福德和合集聚,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作是言:“善男子,以此所施,不应求于忉利天王、大梵天王。何以故?今者所有福报之物,皆是无常,无决定相,犹如疾风,是故应当以是布施所得果报,令心自在,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脱无量无边众生,令入涅槃。”是时太子闻是语已,答梵志言:“我今观于地狱众生多诸苦恼,人天之中或有垢心,以垢心故数数堕于三恶道中。”复作是念:“是诸众生以坐亲近恶知识故,退失正法,堕大闇处,尽诸善根,摄取种种诸邪见等,以覆其心,行于邪道。世尊,今我以大音声告诸众生,我之所有一切善根,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愿我行菩萨道时,若有众生受诸苦恼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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