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武帝灭佛事件
除北魏太武帝的灭佛以外，北朝还发生过另一次规模较大的法难，此即北周武帝宇文邕统治时期所发生的灭佛事件。北魏末年，社会动荡加剧，先是在公元515年爆发过冀州沙门法庆聚众造反之事，其众多达5万以上，法庆自称“大乘”，鼓吹“新佛出世”，所至即毁寺、杀僧、焚经、烧像，故此对当时的僧俗地主统治阶级形成了极大的威胁。北魏镇压了“大乘起义”后不久，在公元523年，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六镇起义”，接着各处纷纷出现反魏起事，群雄并出。10年后，原北魏纷乱多变的政局基本上定格，成为盘踞齐鲁、河北一带的高欢集团和扼控关中地区的宇文泰部众相抗衡的东西对峙局面。约560年，宇文邕被立为天子，是为北周武帝。大概深谙宫廷斗争之险恶，周武帝一直未敢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韬晦多年后，他才在北周建德元年(572)杀死宇文护及其诸子，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除灭佛外，宇文邕和北魏太武帝还有共同之处，即两人皆重视武功，且都完成统一北方地区的伟业，继东魏而立的北齐政权，就是亡于其手。
北周武帝亲政以后，在北周统治区域就曾颁诏废除佛、道二教，伐灭北齐后，在更大的统治范围即北方大部和川、鄂部分地区实行灭佛，其出发点，还是由于当时北方地区的僧、道阶层过于庞大，促使封建国家政权采取极端手段，以扩大经济来源来充实国力。
北周前的北方地区，虽曾在公元5世纪时发生过大规模的灭佛事件，但佛教的社会基础并没被破坏殆尽。如前所述，北魏文成帝兴佛和以后历代统治者也都崇佛，致使佛教发展十分迅速，寺院经济的过分膨胀，对全社会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根据《魏书·释老志》称，正光(520－525)以后，不少原属国家的编户民众，为避苛役重赋，相继投入空门；此外，其时社会政治动乱的加剧，亦令普通百姓寻求相对安全的宗教实体之庇护。以致全国的佛寺竟有3万之多，僧、尼数目则有200万之巨，这在当时北中国的人口比例上，达到了极高的程度，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6分之1。
建德六年(577)，北周灭北齐后，针对继续发展的佛教实体，立即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10分之1 的人重新成为国家编户，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封建朝廷来讲，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而周武帝“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的做法，对已成势力的佛教僧侣地主集团的打击，及由此造成的对佛教破坏性影响，当然也是极其沉重和在所难免的。
从客观的历史角度来看，周武帝的灭佛之举，还与其个人重视传统儒学，以及受到身边道士张宾和由沙门改奉道教的卫元嵩两人的影响有关。卫元嵩原籍成都，幼年出家为僧，师从西魏名僧释亡名，遵其师父指教，以“佯狂”博取名声，浪迹天涯，并编撰预卜未来的谶纬歌谣。由蜀地进入关中后，在长安结识一些北周的达官贵人。早在周武帝尚未亲政，必须用“谈议儒玄”及只管祭祀来防止权臣宇文护猜忌之际，卫元嵩就于天和二年(567)向皇帝上书建议“省寺减僧”，他认为寺塔佛像无益于治国安民，应当废除。据《广弘明集》卷七记载，卫元嵩的奏文共列有十五条：劝行大乘、劝念贫穷、劝舍悭贪、劝人发露、劝益国民、劝獠为民、劝人和合、劝恩爱会、劝立市利、劝行敬奉、劝寺无军人、劝立无贪三藏、劝少立三藏、劝僧训僧、劝敬大乘戒。
卫元嵩着有《佛道二论》，论辩大小乘；又着有《齐三教论》七卷，阐扬会通三教的思想。他认为当时佛道二教崇尚空论，违背大慈为本、安乐众生的立教宗旨，主张应该用古代圣王的治道来矫正这些弊病。他的论点，刚好契合武帝的心意，因此受到重用。 卫元嵩还提出彻底改革佛教，寓佛教于国法世俗之中；以及通过经济措施来改变佛教界的贪婪腐败之风。(引见于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三卷，第66－67页)有人据此将卫氏目为“北周毁佛主谋者”。
倘若单凭卫元嵩之奏议，其说只不过是企图改革当时佛教弊端的构想而已。又据《广弘明集》卷八记载，当时民间普遍流传着一句谶语，说“黑衣当得天下”。深信谶纬之学的武帝，对此预言非常忌讳，卫元嵩和道士张宾就乘机毁谤佛教，指沙门身穿黑衣，必为国禁，道士穿黄衣，必为国祥。武帝听信他的话，渐渐重道轻佛。
周武帝个人曾屡次召集群臣和沙门、道士，以讨论儒、道、佛三教优劣，辨释三教先后。关于这点，他在亲政前后对此态度有所不同。先以道教最上，儒、佛次之。亲政后则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在建德三年(574)的僧、道廷辩中，道士张宾被沙门释智炫辩败后，周武帝甚至亲自出马，与沙门斗嘴。而次日又干脆下诏一并禁断佛、道二教，经像皆毁，罢沙门、道士，其个人意志的体现表现得是那样淋漓尽致 ! 这样的结局，恐怕是一度在周武帝身边得宠多时的道士张宾等人绝对预料不到的。除并废佛、道二教外，周武帝灭佛的同时，没有采取像魏太武帝那样的杀戮手段，只是令其还俗而已。他还下诏设立“通道观”，并选取佛、道二教共 120个名人为学士，讲授有关的经典，目的是在强调以儒家为正统的基础上“会通三教”。在灭北齐后，周武帝再次大规模地灭佛，出发点依然是为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其结果当然会改变北方僧俗集团势力的对比和消长状况，但作为一种已经成功地完成其中国化过程的宗教文化，佛教又绝非统治者个人及其社会政治力量，或行政手段所能彻底铲灭得了的。公元 578年，即灭北齐后第二年，宇文邕病死。即位的周宣帝次年又传皇位给年幼的太子，是年周境已弛造佛及尊像之禁。
公元 580年，周宣帝死，子周静帝宇文阐尚幼，其时大权掌握在外戚隋国公杨坚之手。就在该年六月，北周复行佛、道二教。佛教很快又兴盛起来。以前曾与卫元嵩一起“唇齿相扇，惑动帝情”，力劝周武帝排佛的道士张宾，见北周国祚不永，遂向杨坚进言，鼓动他废周称帝，《隋书·律历志》称：“时高祖作辅，方行禅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张宾，揣知上意，自云玄相，调晓星历，因盛言有代谢之征，又称上仪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不过，在公元581年废掉外孙周静帝，自己登上帝位的隋文帝杨坚，并未象周武帝那样“信道轻佛”，他从小就出生在寺院，耳濡目染的结果使其对佛教有天然的亲近感。称帝不久，他即颁诏允许天下人出家为僧，并大建寺塔，鼓励度僧。公元589年灭陈，统一南北后，他对佛教的扶植仍不遗余力。在杨坚当皇帝期间，全国建佛寺达四、五千所，所度僧、尼为50万之多，写经三万余卷，当时流行的佛经比儒家经书多出了“数十百倍”。(《隋书·经籍志》)由此可见，最高封建统治者个人的意志，对佛教的兴衰，有着多么大的影响。
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即位期间，致使佛教从合法的存在变为非法的存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佛教史上将这两次灭佛，以及后来唐武宗、后周世宗分别发动的灭佛运动，称为“三武一宗灭佛”，其中前三次尤为苛厉，故又称“三武灭佛”、“三武法难”。但由于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在毁佛后没几年都死了，嗣位的新皇帝并没有继承他们的毁佛政策，相反，一即位就宣布改弦易辙，重兴佛教，因此，佛教迅速反弹，很快恢复了禁毁前的状况，并快速推进，超出了禁毁前的规模。再加上北朝的多数皇帝是笃好佛教的，因而在北朝，虽说佛教遭受过短时期内的严重打击，但就其发展势头而言，仍然是一波接一波推进向前的。驰名海内外的佛教雕塑群北魏的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市西郊十六公里的武周山南麓)、龙门石窟(位于河南洛阳市南郊十三公里伊河入口处两岸的龙门山和香山)、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天水市东南四十五公里的麦积山)、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市西南)、响堂山石窟(位于河北邯郸市西南的南、北响堂山)，就是在其间开凿的。
三、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宗教迫害运动——唐武宗灭佛
入唐以后，佛教继续发展，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再一次与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利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最终在唐武宗时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灭佛事件，甚至“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场政治灾难还波及到其它宗教。
其实，寺院经济的高度发展，与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也有必然的联系。隋代皇帝曾先后赐田给寺院，而李唐代隋后，并没改变这种方式。武德八年(625)，唐高祖李渊一次就赐给少林寺40顷地。尽管唐代帝王自诩为道教教主李耳之后裔，以致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元年(627)下诏称：“朕之本系，……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唐大诏全集》第一百十一三卷)他还表示“朕于佛教，非意所遵”(《全唐文》卷八)，但李世民对佛教也并不薄，支持西行求法归来的玄奘开展大规模的译经活动，为之组织专门的译场，为其新译佛经作序等等，都反映了他对佛教的扶持呵护态度。即便是崇奉道教最疯狂的玄宗李隆基，在“安史之乱”发生时逃难至成都，还一下子赐给新建的大圣慈寺地千余亩。也许是企盼佛祖保佑的心理，令其作出这样的决定。及至唐武宗灭佛前，寺院占地已达数万顷之多，时人所称，“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旧唐书》卷 101)寺院经济急速发展到这种状况，已非封建世俗地主政权所能容忍得了的。僧俗地主集团间利益上的冲突可以说是势在必然。唐武宗灭佛政策，也就是在此背景下炮制的。
从思想界三教融合的趋势来看，三教间的争辩和价值理念的冲突分歧，并未能阻遏三教归一，即彼此调和融摄的趋向。三教在各自的发展中都深切地感受到了相互汲取对方所长的必要性，也参悟到彼此互补圆通揉和的益处。从佛教方面来讲，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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