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一宗”为什么要灭佛
常行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发展极为迅速，但在北朝与晚唐时却几度遭受灭顶之灾：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以及后周世宗先后四次掀起大规模的禁佛、灭佛运动，佛教界称之为“三武一宗之厄”或“三武一宗法难”。
中国历史上的数次灭佛，并没有使佛教灭亡。但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政治需要，动用王权，强令僧尼还俗，拆毁寺院，焚毁经像，没收寺产，甚至对僧人大开杀戒，都对佛教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结果最终均未实现“灭佛”的目的。“三武一宗”为什么要灭佛？
本文多方搜集有关资料、整理，试图通过“三武一宗灭佛” 历史的追述 ，查考中国历史上佛教衰落的原因，参照当前的情况，甄别现今佛教中是否依然存在这些现状和原因？以古鉴今，为使佛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提供参考，并且以此求教于各位方家大德。
一、北魏太武帝灭佛
自印度佛教约于两汉之际逐渐传入中国内地，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它必定会在植根于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土壤的过程中，不断地加强自身的适应性，其衍变和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必须深深地受到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制约，而中国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所竭力维护的君权神授观念，以及中国社会所固有的那种“神权绝对服从于王权”的政治特性，都在表明佛教这一宣扬出世思想的宗教文化，根本无法游离中国社会严苛的具体条件。由于绝对摆脱不了封建王朝的管理和控制，也难以同强大的君权相抗衡，佛教界转而通过寻求君主的扶持来弘法兴教。并且基本上确定了力求为封建王朝统治服务的发展走向，用东晋名僧道安的话来说，就是“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高僧传·道安传》)
其高足慧远也是一代佛教领袖，虽“卜居庐峰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高僧传 ·慧远传》)甚至连晋安帝途经庐山时，他都称疾不下山觐见皇帝。权臣桓玄路过庐山，慧远也作此态而不惧其怒。但实际上，慧远又并非真的绝离尘世，广交朝中显要权贵和当朝文人名士，当属其全方位地开展佛教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在当时有关“沙门拜俗问题之争”上，只因主张无君无父的佛教基本教义受到朝臣政要的诘难。僧人不拜王者和父母，只合掌致敬的行止与传统的儒家纲常名教形成尖锐的矛盾，为回应权贵们提出的“沙门应尽敬王者”之议，慧远特地着有《沙门不敬王者论》，藉以调和佛教义理和儒教纲常的捍格抵牾之处，但他还是在其文中表示佛教有“助王化于治道”的社会功能，可见慧远深悟个中的奥妙。而居处北方的僧侣领袖法果对此的表态更是“旗帜鲜明”，他带头礼拜君主，并说“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魏书·释老志》)按其说法，“能鸿道者人主也。”(《魏书·释老志》)这位最早出任北朝最高僧官“沙门统”的僧人，直接表示沙门跪拜皇帝，是拜佛而非拜皇帝，因为皇帝是佛的化身。其说法反映了其时中国北方政教关系的实际情况。
佛教在北魏一朝的发展极为隆盛，道武帝位登九五的同时，还鼎力支持佛教事业，除颁诏建寺庙、造佛像外，道武帝还在皇始年间(396－397)将沙门法果召到首府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并任命其为“道人统”(后称“沙门统”)。及至公元 439 年北魏统一北方地区后，从中央到地方的较完备的僧官制度也正式建立起来。北魏历朝皇帝从道武帝、明元帝、文成帝、孝文帝和宣武帝都十分重视对佛教的扶植和利用，只有明元帝的儿子太武帝例外，其在位年间(423－451)，发生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运用封建政权的力量来全面毁灭佛教的事件。
太武帝拓跋焘灭佛之举，并非个人一时冲动所致。早先他也曾信仰过佛教，还经常敦请佛教界一些著名僧侣进宫说法论道，遇到每年四月初八的佛诞日来临，他要亲自登上城楼观看民众的庆祝活动，并以向佛像散花的举动来表示自己的虔敬礼佛之心。
不过，太武帝更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君王，特别热衷于征战杀伐，为满足其“锐志武功”之心，必须充实足够的后备兵源，亦需厚实的经济实力。面对佛教日渐膨胀的寺院经济力量及庞大的僧侣群体，宗教实体与封建世俗政权之间在政治、经济权利方面再分配上所存在的不均衡状况，当然会促使太武帝采取行政手段来解决日益激化的僧俗矛盾，改崇道教和盖吴造反之事，只不过起到催化加速的作用罢了。
在太武帝身边，有两位重要人物对其灭佛起到直接的影响作用，一为历仕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的三朝老臣崔浩，此人出身名门，为清河崔氏家族，当属北方地区的世族领袖。史称崔浩“尤不信佛法”。(《通鉴》卷119)另一个为北天师道领袖寇谦之，他在明元帝末年从嵩山入平城后，与崔浩结交。在汲取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及斋戒祭祀仪式的基础上，寇谦之成功地将汉魏以来的“五斗米道”改造成能用来为封建君王统治服务的新天师道。他看准时机，向朝廷奉上道书，自称遇神人授其《图录真经》60余卷，“使之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其时朝野很少有人相信其说，而“崔浩独师事之”，并上书向魏主“赞明其事”(《资治通鉴》卷119)，崔、寇两人的“二人转”式的政治配合，让尚未坐稳龙椅的拓跋焘欣然皈依了道教。他特地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并将寇谦之留在嵩山的弟子们接到平城。太武帝始光元年(424)年初岁首，皇帝下令在平城东南建天师道场。自此，道教势力开始崛起，并相应地在以后对佛教的竞争中占居了上风。
太延四年(438)，太武帝采纳崔、寇两人的建议，颁旨令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这就给国家争取了为数甚大的劳动力，因为处在这种年龄段的僧侣正是身强力壮之时，罢使为民，可以满足朝廷征役的需要。
第二年，继前秦苻坚统一黄河流域地区之后，中国北方再度结束分裂状态。公元 440 年，志得意满的太武帝宣布改元“太平真君”，这一举措再次清楚地表明了最高统治者的意向。已是经常参与机要的寇谦之，也不失时机地进言，声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功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受符书，以彰圣德。”太武帝果真在太平真君三年( 442)正月备法驾，亲诣道坛受符录。并由此开创北魏以后诸帝即位皆登坛受录之先例。寇、崔还力劝太武帝在道坛的东北兴建所谓的“静轮宫”，耗资费工，经年不成。笃信佛教的太子晃上谏规劝，却并不为太武帝采纳。由于在长达20多年的统治生涯中，拓跋焘个人对佛教的厌恶与日俱增，最终导致他向佛教举起了杀手锏。
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朝廷诏令禁王公、庶人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至是年二月二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魏书 ·世祖纪》) 其实，这也可被视作太武帝意欲灭佛的一个政治信号，当为其大规模灭佛之前奏。一年以后，关中地区发生卢水胡盖吴起义，由于民间讹传“灭魏者吴”，因此当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打出反旗时，居然有十多万民众响应。为消灭这一心腹大患，太武帝在 446 年御驾亲征，率兵镇压盖吴起义。军入长安，有官员在一所佛寺里发现了大量的兵器，太武帝得到报告后大怒，出于政治上的敏感，他立即将此与盖吴通谋联系起来。在下令诛杀该寺沙门后，官兵对其寺的搜查又有新的发现，他们“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屈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魏书·释老志》)随军从行的崔浩平时就常在太武帝面前抨击佛法虚诞，认为应该废除。这次他借机“说帝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资治通鉴》卷124)拓跋焘竟首肯其说，先尽诛长安沙门，焚毁佛经、佛像，敕留台下四方，让各地依照长安行事。在正式颁令灭佛的诏书中，太武帝称：“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岛岛之中无此也。”在批贬了历史上东汉明帝夜梦金人之说后，他表示自己要“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并宣布“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拓跋焘还说“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 ! ”在具体灭佛的措施上，则是“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魏书 ·释老志》) 用消灭肉体的残忍手段灭佛，魏太武帝拓跋焘确实可算是历史上的“非常之人”了。此举就连他所器重的从事宗教职业的道教领袖寇谦之也不赞同，惟恐一旦道教失宠，道士们所面临的也将同样是倾巢覆卵的灭顶之灾。寇氏为此还与力主灭佛之议的崔浩发生过争论。
由于虔信佛教的太子拓跋晃时为留守平城的监国，他利用秉政之机，有意缓宣太武帝的灭佛诏书，使远近各地的僧侣得到消息后逃匿免死，或可将经像收藏起来。不过，全魏境内的佛塔寺庙，却无复孓遗。
此次灭佛的结果，对北地佛教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按《高僧传》的说法，“一境之内，无复沙门”。两年后，寇谦之死。又过两年，即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司徒崔浩因在撰写国史一事上触怒龙颜，竟被灭族，除自己身首异处外，还祸及宗族、姻戚。正平一年(451)，太子拓跋晃死。太武帝拓跋焘自己则在次年，即 452 年被太监宗爱杀死。
是年皇孙拓跋睿即位，此即魏文成帝，他下诏复兴佛教。太武帝的时候，佛教影响已经相当大，太武帝的灭佛，只是在表面上使佛教的发展受到一点阻碍，并不能完全消除佛教的基础。
其后，北朝的佛法比以前有了更大的发展。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平真君七年(446)下诏灭佛，这是佛教史上“三武一宗灭佛”之始。
二、北周…
《“三武一宗”为什么要灭佛(常行)》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