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武一宗”爲什麼要滅佛
常行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以後，發展極爲迅速，但在北朝與晚唐時卻幾度遭受滅頂之災：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以及後周世宗先後四次掀起大規模的禁佛、滅佛運動，佛教界稱之爲“叁武一宗之厄”或“叁武一宗法難”。
中國曆史上的數次滅佛，並沒有使佛教滅亡。但封建統治階級爲了政治需要，動用王權，強令僧尼還俗，拆毀寺院，焚毀經像，沒收寺産，甚至對僧人大開殺戒，都對佛教造成了沈重的打擊，但結果最終均未實現“滅佛”的目的。“叁武一宗”爲什麼要滅佛？
本文多方搜集有關資料、整理，試圖通過“叁武一宗滅佛” 曆史的追述 ，查考中國曆史上佛教衰落的原因，參照當前的情況，甄別現今佛教中是否依然存在這些現狀和原因？以古鑒今，爲使佛教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提供參考，並且以此求教于各位方家大德。
一、北魏太武帝滅佛
自印度佛教約于兩漢之際逐漸傳入中國內地，作爲一種外來宗教，它必定會在植根于中國社會傳統文化土壤的過程中，不斷地加強自身的適應性，其衍變和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必須深深地受到中國社會的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製約，而中國曆代最高封建統治者所竭力維護的君權神授觀念，以及中國社會所固有的那種“神權絕對服從于王權”的政治特性，都在表明佛教這一宣揚出世思想的宗教文化，根本無法遊離中國社會嚴苛的具體條件。由于絕對擺脫不了封建王朝的管理和控製，也難以同強大的君權相抗衡，佛教界轉而通過尋求君主的扶持來弘法興教。並且基本上確定了力求爲封建王朝統治服務的發展走向，用東晉名僧道安的話來說，就是“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高僧傳·道安傳》)
其高足慧遠也是一代佛教領袖，雖“蔔居廬峰叁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爲界。”(《高僧傳 ·慧遠傳》)甚至連晉安帝途經廬山時，他都稱疾不下山觐見皇帝。權臣桓玄路過廬山，慧遠也作此態而不懼其怒。但實際上，慧遠又並非真的絕離塵世，廣交朝中顯要權貴和當朝文人名士，當屬其全方位地開展佛教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盡管在當時有關“沙門拜俗問題之爭”上，只因主張無君無父的佛教基本教義受到朝臣政要的诘難。僧人不拜王者和父母，只合掌致敬的行止與傳統的儒家綱常名教形成尖銳的矛盾，爲回應權貴們提出的“沙門應盡敬王者”之議，慧遠特地著有《沙門不敬王者論》，藉以調和佛教義理和儒教綱常的捍格抵牾之處，但他還是在其文中表示佛教有“助王化于治道”的社會功能，可見慧遠深悟個中的奧妙。而居處北方的僧侶領袖法果對此的表態更是“旗幟鮮明”，他帶頭禮拜君主，並說“太祖明睿好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應盡禮。”(《魏書·釋老志》)按其說法，“能鴻道者人主也。”(《魏書·釋老志》)這位最早出任北朝最高僧官“沙門統”的僧人，直接表示沙門跪拜皇帝，是拜佛而非拜皇帝，因爲皇帝是佛的化身。其說法反映了其時中國北方政教關系的實際情況。
佛教在北魏一朝的發展極爲隆盛，道武帝位登九五的同時，還鼎力支持佛教事業，除頒诏建寺廟、造佛像外，道武帝還在皇始年間(396－397)將沙門法果召到首府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並任命其爲“道人統”(後稱“沙門統”)。及至公元 439 年北魏統一北方地區後，從中央到地方的較完備的僧官製度也正式建立起來。北魏曆朝皇帝從道武帝、明元帝、文成帝、孝文帝和宣武帝都十分重視對佛教的扶植和利用，只有明元帝的兒子太武帝例外，其在位年間(423－451)，發生了中國佛教史上的第一次大規模運用封建政權的力量來全面毀滅佛教的事件。
太武帝拓跋焘滅佛之舉，並非個人一時沖動所致。早先他也曾信仰過佛教，還經常敦請佛教界一些著名僧侶進宮說法論道，遇到每年四月初八的佛誕日來臨，他要親自登上城樓觀看民衆的慶祝活動，並以向佛像散花的舉動來表示自己的虔敬禮佛之心。
不過，太武帝更是一個窮兵黩武的君王，特別熱衷于征戰殺伐，爲滿足其“銳志武功”之心，必須充實足夠的後備兵源，亦需厚實的經濟實力。面對佛教日漸膨脹的寺院經濟力量及龐大的僧侶群體，宗教實體與封建世俗政權之間在政治、經濟權利方面再分配上所存在的不均衡狀況，當然會促使太武帝采取行政手段來解決日益激化的僧俗矛盾，改崇道教和蓋吳造反之事，只不過起到催化加速的作用罷了。
在太武帝身邊，有兩位重要人物對其滅佛起到直接的影響作用，一爲曆仕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的叁朝老臣崔浩，此人出身名門，爲清河崔氏家族，當屬北方地區的世族領袖。史稱崔浩“尤不信佛法”。(《通鑒》卷119)另一個爲北天師道領袖寇謙之，他在明元帝末年從嵩山入平城後，與崔浩結交。在汲取儒家學說和佛教經律及齋戒祭祀儀式的基礎上，寇謙之成功地將漢魏以來的“五鬥米道”改造成能用來爲封建君王統治服務的新天師道。他看准時機，向朝廷奉上道書，自稱遇神人授其《圖錄真經》60余卷，“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其時朝野很少有人相信其說，而“崔浩獨師事之”，並上書向魏主“贊明其事”(《資治通鑒》卷119)，崔、寇兩人的“二人轉”式的政治配合，讓尚未坐穩龍椅的拓跋焘欣然皈依了道教。他特地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並將寇謙之留在嵩山的弟子們接到平城。太武帝始光元年(424)年初歲首，皇帝下令在平城東南建天師道場。自此，道教勢力開始崛起，並相應地在以後對佛教的競爭中占居了上風。
太延四年(438)，太武帝采納崔、寇兩人的建議，頒旨令五十歲以下的沙門一律還俗。這就給國家爭取了爲數甚大的勞動力，因爲處在這種年齡段的僧侶正是身強力壯之時，罷使爲民，可以滿足朝廷征役的需要。
第二年，繼前秦苻堅統一黃河流域地區之後，中國北方再度結束分裂狀態。公元 440 年，志得意滿的太武帝宣布改元“太平真君”，這一舉措再次清楚地表明了最高統治者的意向。已是經常參與機要的寇謙之，也不失時機地進言，聲稱“今陛下以真君禦世，建靜輪天功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太武帝果真在太平真君叁年( 442)正月備法駕，親詣道壇受符錄。並由此開創北魏以後諸帝即位皆登壇受錄之先例。寇、崔還力勸太武帝在道壇的東北興建所謂的“靜輪宮”，耗資費工，經年不成。笃信佛教的太子晃上谏規勸，卻並不爲太武帝采納。由于在長達20多年的統治生涯中，拓跋焘個人對佛教的厭惡與日俱增，最終導致他向佛教舉起了殺手锏。
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朝廷诏令禁王公、庶人私養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至是年二月二十五日，“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魏書 ·世祖紀》) 其實，這也可被視作太武帝意欲滅佛的一個政治信號，當爲其大規模滅佛之前奏。一年以後，關中地區發生盧水胡蓋吳起義，由于民間訛傳“滅魏者吳”，因此當蓋吳在杏城(今陝西黃陵西南)打出反旗時，居然有十多萬民衆響應。爲消滅這一心腹大患，太武帝在 446 年禦駕親征，率兵鎮壓蓋吳起義。軍入長安，有官員在一所佛寺裏發現了大量的兵器，太武帝得到報告後大怒，出于政治上的敏感，他立即將此與蓋吳通謀聯系起來。在下令誅殺該寺沙門後，官兵對其寺的搜查又有新的發現，他們“大得釀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又爲屈室，與貴室女私行淫亂。”(《魏書·釋老志》)隨軍從行的崔浩平時就常在太武帝面前抨擊佛法虛誕，認爲應該廢除。這次他借機“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資治通鑒》卷124)拓跋焘竟首肯其說，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佛經、佛像，敕留臺下四方，讓各地依照長安行事。在正式頒令滅佛的诏書中，太武帝稱：“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妄假睡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島島之中無此也。”在批貶了曆史上東漢明帝夜夢金人之說後，他表示自己要“除僞定真，複羲農之治”，並宣布“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拓跋焘還說“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曆代之僞物 ! ”在具體滅佛的措施上，則是“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象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魏書 ·釋老志》) 用消滅肉體的殘忍手段滅佛，魏太武帝拓跋焘確實可算是曆史上的“非常之人”了。此舉就連他所器重的從事宗教職業的道教領袖寇謙之也不贊同，惟恐一旦道教失寵，道士們所面臨的也將同樣是傾巢覆卵的滅頂之災。寇氏爲此還與力主滅佛之議的崔浩發生過爭論。
由于虔信佛教的太子拓跋晃時爲留守平城的監國，他利用秉政之機，有意緩宣太武帝的滅佛诏書，使遠近各地的僧侶得到消息後逃匿免死，或可將經像收藏起來。不過，全魏境內的佛塔寺廟，卻無複孓遺。
此次滅佛的結果，對北地佛教的打擊是極其沈重的，按《高僧傳》的說法，“一境之內，無複沙門”。兩年後，寇謙之死。又過兩年，即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司徒崔浩因在撰寫國史一事上觸怒龍顔，竟被滅族，除自己身首異處外，還禍及宗族、姻戚。正平一年(451)，太子拓跋晃死。太武帝拓跋焘自己則在次年，即 452 年被太監宗愛殺死。
是年皇孫拓跋睿即位，此即魏文成帝，他下诏複興佛教。太武帝的時候，佛教影響已經相當大，太武帝的滅佛，只是在表面上使佛教的發展受到一點阻礙，並不能完全消除佛教的基礎。
其後，北朝的佛法比以前有了更大的發展。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平真君七年(446)下诏滅佛，這是佛教史上“叁武一宗滅佛”之始。
二、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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