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于隋唐時中國佛教發展進入創立宗派的重要階段，不少佛教思想家都提出了叁教融合的觀點。如華嚴宗名僧宗密以爲，“然孔、老、釋迦皆是至聖，隨時應物，設教殊途，內外相資，共利群庶，策勤萬行。……叁教皆可遵行。”(《華嚴原人論》)宗密人稱“圭峰大師”，其說對曆史上叁教融合的思潮影響很大。
但在現實生活中，儒、佛、道叁教間畢竟也爲爭奪各自在封建國家中政治地位的高低而展開爭奪。叁教間的爭論多少也會對封建王朝的統治層産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隋唐兩代不同帝王對叁教的不同態度，反過來又加劇了叁教間在政治層面上的互相排斥和傾軋，武宗時佛、道間的鬥爭，與後來的滅佛事件不無聯系。耽于黃白之術的唐武宗身邊，就有道士趙歸真、劉元靖等人的鼓唇弄舌和興風作浪。一部分道士利用政治優勢打擊佛教，道士編造谶語，極爲陰險地散布“李氏十八子昌運未盡，便有黑衣人登位理國”，解釋說“十八子”就是李唐皇室，“黑衣”則是僧人，還說什麼望仙臺之所以看不到成仙的道士，就是佛教的黑氣阻礙了成仙之路。這兩個刁狀告得極准，使得武宗滅佛後期越來越嚴酷。
崇尚道教長生不老之說的武宗，從連年限製佛教發展，到最後立志滅佛，正是道士們長期以來向皇帝“排毀釋氏”的必然後果。同時，其時擔任宰相的李德裕等朝臣儒士也贊同武宗的滅佛行動，因此，後人不難看出唐武宗滅佛事件中所帶有的叁教鬥爭及相互排拒的痕迹。
不過，滅佛問題的根本原因還是經濟問題。說起來這四次滅佛事件都如出一轍，宋代宗頤禅師就爲此做過檢討：“天生叁武禍吾宗,釋子回家塔寺空,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真風。”佛教的過度泛濫造成了生産力的嚴重影響。本來，唐代諸帝對佛、道兩家都是采取利用的態度，但武後時期大興佛教，佞佛泛濫。安史之亂時，郭子儀與禅宗六祖神會做了把交易，讓神會可以通過私賣度牒的手法換取錢財，佛教徒數量由此失控，而且其間魚目混雜，良莠不齊。各地一些寺院成爲大亂後最有勢力的地主組織，侵吞農田，寺院經濟惡性膨脹。和尚們本來應當艱苦修爲，現在都坐擁大量地産，成爲了大地主。中宗時的韋嗣立、辛替否就尖銳地提出大興佛教必然加大政府財政上的支出，使國家府庫空竭，遇到外患，僧尼不能出征打仗；逢災害年月，寺塔不能解決衆人的饑餓。唐武宗在《廢佛教書》中這樣評介：“勞人力于出木之功，奪人力于金寶之飾；遺君親于師資之際，違配偶于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愈此道！”
唐武宗于會昌五年(845)頒布廢佛诏令，當其時，全國佛教遭到巨大的打擊，佛教界稱之爲“會昌法難”。根據史書記載，這位“頗好道術修攝之事”(《舊唐書·武宗本紀》)的皇帝廢佛的個一重要理由，如其身邊受寵道士趙歸真所言，佛教“非中國之教”，屬于“異俗”。受此牽連，那些流布于波斯、中亞一帶地區，又傳入華夏，在唐朝頗受統治者禮遇的外來宗教如祆教、景教和摩尼教等，也同遭禁止。滅佛運動如同暴風驟雨，災難一個接一個地降臨到佛教徒的頭上：
會昌二年(842)唐武宗開始沒收寺院財産。十月，武宗即有敕下：凡有違犯佛教清規戒律的僧尼，必須還俗。敕文還規定：有財産的僧尼，要沒收其財産，不願被沒收者，必須還俗爲兩稅戶。很明顯，這是政府與佛教在經濟上發生利害沖突的反映。另外，有一名爲眩玄的僧人自稱可做“劍輪”，並謂可領兵打敗回纥。結果他做“劍輪”失敗，武宗將其斬首。此事更促使武宗滅佛。
會昌叁年(843)，唐武宗下“殺沙門令”。僅因爲謠傳有藩鎮的奸細假扮僧人藏在京師，京兆府在長安城中打殺而死的裹頭僧就有叁百余人；九月，因惑疑昭義節度使押牙孫削發爲僧，兩街功德使又迫使大量僧尼還俗，甚至不少僧人被殺。
會昌四年(844)二月，武宗又有敕下：“不許供養佛牙。”同時還規定：代州五臺山，泗州普光寺，終南山五臺，鳳翔府法門寺，因寺中有佛指，故而不許置供及巡禮。另外，還對這些地方的僧尼進行檢查，凡“無公驗者，並當處打殺，具姓名聞奏”。還嚴格限製僧尼的自由。不久，武宗又有敕下：“令毀拆天下山房藍若，普通佛堂，義井村邑齋堂等，未滿二百間不入寺額者。其僧尼等盡勒還俗，充入色役。”
會昌五年(845)叁月，又開始了更大規模的滅佛。首先，規定天下寺舍，不許置莊園。其次，又令檢查天下寺舍奴婢多少，財産情況如何。對諸寺的財産及貨賣奴婢的收入全部沒收。最後，又迫使幾乎所有的僧尼還俗或失去自由。勒令全國僅東西二都可以留寺兩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節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從5至30人不等，其它寺廟全部拆毀。此次滅佛的成果是，爲唐王室收繳了良田數千萬頃，強迫還俗的僧尼26萬人，拆寺4600所，可謂“戰績輝煌”，但對僧尼們來說無異于一場少有的浩劫。
會昌五年七月，在佛教被“拆寺四千六百余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舊唐書·武宗本紀》)的同時，這些在中土傳習的外來宗教也共有僧侶二千余人也被勒令還俗。
然而，武宗這次滅佛不同以往，經過隋唐時代的盛極一時發展出來的中華佛教八宗在經過幾百年的傳播之盛，在晚唐突起的會昌狂飙裏，無可奈何地也走向了西山日薄之處。雖然其後的唐宣宗停止滅佛，並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恢複，但那是著眼于過激地滅佛給社會帶來了不安定因素，遠談不上興佛，中華佛教從此開始走向下坡路。
幾個月後，即第二年叁月，和唐代曆史上因服食丹藥而死的憲宗、穆宗、敬宗等皇帝一樣，唐武宗最終也步上不歸之路。唐宣宗即位後，又下敕恢複佛教，遂令佛教得以流行。但佛教本身經此毀滅性打擊，其發展漸趨衰微。
大唐是中國佛教發展的極盛期，佛教八宗都在唐代獲得了極大發展， 然而物極必反，佛教在中唐以後，本身的發展開始向經院化、神秘化、粗鄙化發展，脫離了民間，沒有適應時代發展，帶來宗教變革的原動力。
四、後周世宗滅佛
中國佛教史上第四次法難是在“會昌法難”之後一百多年發生的，即五代十國時期的後周世宗柴榮在顯德二年(955)的沙汰佛教之事。就嚴格意義上講，這位五代時較有作爲的君主所推行的“滅佛”之舉，出發點仍是貫徹以儒教爲主的統治，加強國家的賦稅兵役來源，以求改變社會上寺僧過多過濫的狀況。下诏禁止私自出家；訂立嚴苛的出家條件，並規定必須在國家公認的戒壇受戒，否則無效；不許創建寺院或蘭若，違反的僧尼，課以嚴刑；此外，“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禁僧俗舍身、斷手足、煉指、挂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資治通鑒》卷292)可見，此舉帶有整頓當時北方弊端叢生的佛教之性質。除廢 30336所寺院外，周世宗也沒有對佛教徒大開殺戒，這次頗爲溫和的“滅佛事件”之余，政府還保留了2694所寺院，以及留存僧 42444 人，尼 18756 人。另外，政府規定了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銅錢，民間存銅像者過50天還不交，滿5斤者以上的，一律處死。5斤以下者，量刑不等。這更直接顯露了周世宗滅佛的經濟動機。世稱“一宗法難”。
相傳世宗下诏毀壞佛像時，鎮州有一尊銅製觀世音菩薩極爲靈驗，因此無人敢去毀損。世宗乃親自前往該寺，用斧頭砍毀菩薩胸部。顯德六年，世宗在北征途中，胸部突發癰疽而身亡。
到最後一次法難周世宗抑佛運動中，盡管世宗抑佛的手段比前幾次滅佛“溫柔”很多，只求將佛教的影響降低到他能夠容忍的最低限度，然而，元氣大傷的中國佛教已經是再也經受不起這番折騰了。加上偷師禅宗的宋儒們開創出的理學的挑戰，而佛教並無可以稱道的理論創新，內外交困的佛教從此無可挽回地走上衰敗。
在中國古代，“叁武一宗”的教難，雖然使得佛教幾經摧殘而致衰微不振，但佛教自東漢末年傳入以後的茁壯成長，精深偉大的思想已深植社會民心，普受大衆的肯定與歡迎，因此，在遭受重重打擊之後，卻始終屹立不搖，並很快地複興佛法。而太武帝等四位帝王的毀法廢佛，最後也不免自食惡果，遭到淒慘的報應。
曆史就是這麼巧合，滅佛後這個皇帝這個朝代就走向了末路，或者被政變虐殺(如北魏笫叁代皇帝世祖太武帝)，或者滅佛後這個朝代就很快走向衰亡(如唐武宗)，當然我們承認最直接導致這個結果的是其它的曆史事件，不過這確實讓當時的人更加相信了因果。
如果“叁武一宗滅佛”時期的佛教傳播能夠在宗教內部有一個良性的秩序對其進行約束，那麼也不至于讓有些矛盾激化以至于用政治方式解決。
“叁武一宗滅佛”主要與當時僧侶地主和世俗地主間日益突出的經濟利益矛盾有關,也大多與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不同文化的碰撞交彙相關。也就是說“叁武一宗滅佛”一方面是佛教的發展已對社會經濟正常運轉産生負面影響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佛教與中國儒家正統文化和道教文化爭奪思想統治權的結果。當然，“叁武一宗滅佛”更直接與統治階層，尤其是最高統治者個人的意志和決斷密切關聯。而在封建專製集權機製的運作下，皇帝對佛教所持的態度，對佛教的興衰程度甚至可起決定性作用。由此，筆者認爲，佛教作爲一種外來宗教，在其衍變和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時，就必然受到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製約，而中國社會所固有的那種“神權絕對服從王權”的政治特性，都在表明佛教這一宣揚出世思想的宗教文化，根本無法遊離于中國社會嚴苛的具體條件。而佛教作爲一種日益中國化了的意識形態，又是無法從物質上加以毀滅的。雖然佛教在浩劫之後便迅速複興，顯示了其極強的生命力，但“滅佛”畢竟用殘酷的事實爲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曆程中增添了坎坷的悲劇色彩。但滅佛也表明，當佛教的發展對封建統治有利時，便會得到支持、扶植；一旦脫離或偏離封建政治軌道時，便會受到打擊、限製。一句話，宗教必須服從王權，必須爲封建統治服務。佛教就是在這種環境中曲折地發展，這成爲佛教在中國傳播的一個顯著特點，也成爲推動佛教漢化的客觀原因之一。總之，神權和王權這一對封建社會的孿生子，爲了各自的發展最終還得走向合作而相行共生，佛教適應了中國社會，學會了“依國主”，則“法事立”；而封建政權則繼續利用佛教的“勸化”功能，使政權得以鞏固。
《“叁武一宗”爲什麼要滅佛(常行)》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