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于隋唐时中国佛教发展进入创立宗派的重要阶段，不少佛教思想家都提出了三教融合的观点。如华严宗名僧宗密以为，“然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策勤万行。……三教皆可遵行。”(《华严原人论》)宗密人称“圭峰大师”，其说对历史上三教融合的思潮影响很大。
但在现实生活中，儒、佛、道三教间毕竟也为争夺各自在封建国家中政治地位的高低而展开争夺。三教间的争论多少也会对封建王朝的统治层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隋唐两代不同帝王对三教的不同态度，反过来又加剧了三教间在政治层面上的互相排斥和倾轧，武宗时佛、道间的斗争，与后来的灭佛事件不无联系。耽于黄白之术的唐武宗身边，就有道士赵归真、刘元靖等人的鼓唇弄舌和兴风作浪。一部分道士利用政治优势打击佛教，道士编造谶语，极为阴险地散布“李氏十八子昌运未尽，便有黑衣人登位理国”，解释说“十八子”就是李唐皇室，“黑衣”则是僧人，还说什么望仙台之所以看不到成仙的道士，就是佛教的黑气阻碍了成仙之路。这两个刁状告得极准，使得武宗灭佛后期越来越严酷。
崇尚道教长生不老之说的武宗，从连年限制佛教发展，到最后立志灭佛，正是道士们长期以来向皇帝“排毁释氏”的必然后果。同时，其时担任宰相的李德裕等朝臣儒士也赞同武宗的灭佛行动，因此，后人不难看出唐武宗灭佛事件中所带有的三教斗争及相互排拒的痕迹。
不过，灭佛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经济问题。说起来这四次灭佛事件都如出一辙，宋代宗颐禅师就为此做过检讨：“天生三武祸吾宗,释子回家塔寺空,应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俭守真风。”佛教的过度泛滥造成了生产力的严重影响。本来，唐代诸帝对佛、道两家都是采取利用的态度，但武后时期大兴佛教，佞佛泛滥。安史之乱时，郭子仪与禅宗六祖神会做了把交易，让神会可以通过私卖度牒的手法换取钱财，佛教徒数量由此失控，而且其间鱼目混杂，良莠不齐。各地一些寺院成为大乱后最有势力的地主组织，侵吞农田，寺院经济恶性膨胀。和尚们本来应当艰苦修为，现在都坐拥大量地产，成为了大地主。中宗时的韦嗣立、辛替否就尖锐地提出大兴佛教必然加大政府财政上的支出，使国家府库空竭，遇到外患，僧尼不能出征打仗；逢灾害年月，寺塔不能解决众人的饥饿。唐武宗在《废佛教书》中这样评介：“劳人力于出木之功，夺人力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愈此道！”
唐武宗于会昌五年(845)颁布废佛诏令，当其时，全国佛教遭到巨大的打击，佛教界称之为“会昌法难”。根据史书记载，这位“颇好道术修摄之事”(《旧唐书·武宗本纪》)的皇帝废佛的个一重要理由，如其身边受宠道士赵归真所言，佛教“非中国之教”，属于“异俗”。受此牵连，那些流布于波斯、中亚一带地区，又传入华夏，在唐朝颇受统治者礼遇的外来宗教如祆教、景教和摩尼教等，也同遭禁止。灭佛运动如同暴风骤雨，灾难一个接一个地降临到佛教徒的头上：
会昌二年(842)唐武宗开始没收寺院财产。十月，武宗即有敕下：凡有违犯佛教清规戒律的僧尼，必须还俗。敕文还规定：有财产的僧尼，要没收其财产，不愿被没收者，必须还俗为两税户。很明显，这是政府与佛教在经济上发生利害冲突的反映。另外，有一名为眩玄的僧人自称可做“剑轮”，并谓可领兵打败回纥。结果他做“剑轮”失败，武宗将其斩首。此事更促使武宗灭佛。
会昌三年(843)，唐武宗下“杀沙门令”。仅因为谣传有藩镇的奸细假扮僧人藏在京师，京兆府在长安城中打杀而死的裹头僧就有三百余人；九月，因惑疑昭义节度使押牙孙削发为僧，两街功德使又迫使大量僧尼还俗，甚至不少僧人被杀。
会昌四年(844)二月，武宗又有敕下：“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还规定：代州五台山，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凤翔府法门寺，因寺中有佛指，故而不许置供及巡礼。另外，还对这些地方的僧尼进行检查，凡“无公验者，并当处打杀，具姓名闻奏”。还严格限制僧尼的自由。不久，武宗又有敕下：“令毁拆天下山房蓝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未满二百间不入寺额者。其僧尼等尽勒还俗，充入色役。”
会昌五年(845)三月，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首先，规定天下寺舍，不许置庄园。其次，又令检查天下寺舍奴婢多少，财产情况如何。对诸寺的财产及货卖奴婢的收入全部没收。最后，又迫使几乎所有的僧尼还俗或失去自由。勒令全国仅东西二都可以留寺两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节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从5至30人不等，其它寺庙全部拆毁。此次灭佛的成果是，为唐王室收缴了良田数千万顷，强迫还俗的僧尼26万人，拆寺4600所，可谓“战绩辉煌”，但对僧尼们来说无异于一场少有的浩劫。
会昌五年七月，在佛教被“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旧唐书·武宗本纪》)的同时，这些在中土传习的外来宗教也共有僧侣二千余人也被勒令还俗。
然而，武宗这次灭佛不同以往，经过隋唐时代的盛极一时发展出来的中华佛教八宗在经过几百年的传播之盛，在晚唐突起的会昌狂飙里，无可奈何地也走向了西山日薄之处。虽然其后的唐宣宗停止灭佛，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恢复，但那是着眼于过激地灭佛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远谈不上兴佛，中华佛教从此开始走向下坡路。
几个月后，即第二年三月，和唐代历史上因服食丹药而死的宪宗、穆宗、敬宗等皇帝一样，唐武宗最终也步上不归之路。唐宣宗即位后，又下敕恢复佛教，遂令佛教得以流行。但佛教本身经此毁灭性打击，其发展渐趋衰微。
大唐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极盛期，佛教八宗都在唐代获得了极大发展， 然而物极必反，佛教在中唐以后，本身的发展开始向经院化、神秘化、粗鄙化发展，脱离了民间，没有适应时代发展，带来宗教变革的原动力。
四、后周世宗灭佛
中国佛教史上第四次法难是在“会昌法难”之后一百多年发生的，即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周世宗柴荣在显德二年(955)的沙汰佛教之事。就严格意义上讲，这位五代时较有作为的君主所推行的“灭佛”之举，出发点仍是贯彻以儒教为主的统治，加强国家的赋税兵役来源，以求改变社会上寺僧过多过滥的状况。下诏禁止私自出家；订立严苛的出家条件，并规定必须在国家公认的戒坛受戒，否则无效；不许创建寺院或兰若，违反的僧尼，课以严刑；此外，“敕天下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禁私度僧尼，……禁僧俗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带钳之类幻惑流俗者”。(《资治通鉴》卷292)可见，此举带有整顿当时北方弊端丛生的佛教之性质。除废 30336所寺院外，周世宗也没有对佛教徒大开杀戒，这次颇为温和的“灭佛事件”之余，政府还保留了2694所寺院，以及留存僧 42444 人，尼 18756 人。另外，政府规定了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铜钱，民间存铜像者过50天还不交，满5斤者以上的，一律处死。5斤以下者，量刑不等。这更直接显露了周世宗灭佛的经济动机。世称“一宗法难”。
相传世宗下诏毁坏佛像时，镇州有一尊铜制观世音菩萨极为灵验，因此无人敢去毁损。世宗乃亲自前往该寺，用斧头砍毁菩萨胸部。显德六年，世宗在北征途中，胸部突发痈疽而身亡。
到最后一次法难周世宗抑佛运动中，尽管世宗抑佛的手段比前几次灭佛“温柔”很多，只求将佛教的影响降低到他能够容忍的最低限度，然而，元气大伤的中国佛教已经是再也经受不起这番折腾了。加上偷师禅宗的宋儒们开创出的理学的挑战，而佛教并无可以称道的理论创新，内外交困的佛教从此无可挽回地走上衰败。
在中国古代，“三武一宗”的教难，虽然使得佛教几经摧残而致衰微不振，但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以后的茁壮成长，精深伟大的思想已深植社会民心，普受大众的肯定与欢迎，因此，在遭受重重打击之后，却始终屹立不摇，并很快地复兴佛法。而太武帝等四位帝王的毁法废佛，最后也不免自食恶果，遭到凄惨的报应。
历史就是这么巧合，灭佛后这个皇帝这个朝代就走向了末路，或者被政变虐杀(如北魏笫三代皇帝世祖太武帝)，或者灭佛后这个朝代就很快走向衰亡(如唐武宗)，当然我们承认最直接导致这个结果的是其它的历史事件，不过这确实让当时的人更加相信了因果。
如果“三武一宗灭佛”时期的佛教传播能够在宗教内部有一个良性的秩序对其进行约束，那么也不至于让有些矛盾激化以至于用政治方式解决。
“三武一宗灭佛”主要与当时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间日益突出的经济利益矛盾有关,也大多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汇相关。也就是说“三武一宗灭佛”一方面是佛教的发展已对社会经济正常运转产生负面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佛教与中国儒家正统文化和道教文化争夺思想统治权的结果。当然，“三武一宗灭佛”更直接与统治阶层，尤其是最高统治者个人的意志和决断密切关联。而在封建专制集权机制的运作下，皇帝对佛教所持的态度，对佛教的兴衰程度甚至可起决定性作用。由此，笔者认为，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其衍变和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时，就必然受到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制约，而中国社会所固有的那种“神权绝对服从王权”的政治特性，都在表明佛教这一宣扬出世思想的宗教文化，根本无法游离于中国社会严苛的具体条件。而佛教作为一种日益中国化了的意识形态，又是无法从物质上加以毁灭的。虽然佛教在浩劫之后便迅速复兴，显示了其极强的生命力，但“灭佛”毕竟用残酷的事实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增添了坎坷的悲剧色彩。但灭佛也表明，当佛教的发展对封建统治有利时，便会得到支持、扶植；一旦脱离或偏离封建政治轨道时，便会受到打击、限制。一句话，宗教必须服从王权，必须为封建统治服务。佛教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曲折地发展，这成为佛教在中国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成为推动佛教汉化的客观原因之一。总之，神权和王权这一对封建社会的孪生子，为了各自的发展最终还得走向合作而相行共生，佛教适应了中国社会，学会了“依国主”，则“法事立”；而封建政权则继续利用佛教的“劝化”功能，使政权得以巩固。
《“三武一宗”为什么要灭佛(常行)》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