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易禅解》看藕益大师的会通儒佛观

　　陈建华

　　明代高僧智旭(1599—1655)，字素华，别号“八不道人”，晚年号“藕益老人”，教界尊称“藕益大师”。俗姓钟，名际明，古吴木渎(今天江苏吴中区)人，生于明代万历二十七年(1599)。30岁以前崇尚理学，破斥佛老，著《辟佛论》数十篇。后因读《莲池自知录》和《竹窗随笔》改变对佛教的认识，不再反对佛教，将《辟佛论》付之一炬。天启二年(1622)，从高僧德清弟子雪岭剃度，取法名智旭，进入径山(今杭州西北)修禅。后受具云栖寺，接着又受菩萨戒，此后，遍阅律藏，决心弘律，著述《毗尼事义集要》及《梵室偶谈》。宗祯四年(1631)，究心天台宗，但又称不肯为天台宗子孙。次年，入灵峰山(今浙江孝丰县境内)，造西湖寺。晚年，皈依净土宗，撰《净信堂集》。清顺治十二年(1655)正月在灵丰寺圆寂，寿五十七。

　　《周易禅解》是一部以佛教观点解释儒家经典的奇书。儒佛合流自魏晋南北朝始，经过唐宋的发展，在明末已经趋向成熟，在智旭作《周易阐解》前，许多学者已经作了以禅解易的尝试，如苏睿之的《周易冥冥篇》，方时化的《易引》、

　　《易通》，徐世淳的《易就》与焦肱之的《易通》等。徐世淳的《易就》与焦肱之的《易通》等均以禅理和易理相沟通，以救世救心。藕益人师作《周易禅解》既吸收了前人的成果，更有许多独出机杼的地方。藕益大师模仿“天台四释”的释经方法创造了“智旭四释”[1]，并通过四释法集中体现了会通儒佛的思想。综观全书，其会通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易理即随缘

　　在智旭看来，时世变迁迁：朝的更迭是必然的，是合乎世间变化规律的。他说：

　　关于世间事事物物， 皆“法象”也，皆“变通”也。[2](《系辞上传》)夫世间之道， 久则必变而后通。[3]

　　(《循》)

　　此中变化不仅包含了万事万物之变，也包含了人事之变、时世之变。时世的变化合乎天地之理，是历史的必然。个体生命面对变化的时世应随时而行：

　　内动外悦，与时偕行，故为“天下随

　　时”，尤儒者所谓“时习时中”，亦佛法

　　中所谓“时节若到”。其理自彰，机感相合， 各为一时， 故“随时之义”称

　　“大”[4](《随》)

　　内具健行不息之力，而外随顺世间方便。[5](《泰》)

　　法法不容执著， 而唯变所适。[6](《系辞下传》)

　　随时而变，唯变所适，才合乎天地之理。易中也有不变之理： “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易理，天地万物所以建立也。”[7](《系辞上传》)郑玄认为《易》—名而含三义，

　　“易简”、 “变易”和“不易”。智旭对“变易”和“不易”之理进行了发挥，以佛法解释为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他认为“交易”、

　　“变易”，实即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互具互造，互如互融之法界耳[8](《周易禅解》卷—)。此处“交易”即阴阳相交之意，指万事万物虽变化莫测，但阴阳之理不变，与郑玄所说之“不易”异名而同理。“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之说源于《大乘起信论》，

　　“—心二门”之说。这—观点在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

　　“一心二门”即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心真如门不生不灭，不净不染，平等一昧，为如来藏心的第一种含义，是诸法实相的本体，在智旭这里可视为不变。心生灭门是如来藏心的第二种含义，可以随缘起灭，随熏转动而成无明净染，显示世间森罗万象可为随缘之义。而一心统此二门，心为真实实相。

　　华严宗的法藏明确提出随缘之说，他在《大乘起信论疏》中详细讨论了随缘之义。天台宗湛然进一步发挥，他在《金刚鞴》中说：

　　“故子应知：万法是真如，由不变故；真如是万法，由随缘故。”[9]此说对后世影响较大。智旭在前人的基础上，阐述借用“易理”之名进一步加以阐述和总结， “交易”、

　　“变易”和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已经圆融无碍，互诠互释。智旭融合禅教的学说已不局限于任何一个派别，从这个角度说，他是禅佛教理论的集大成者。

　　在激烈的社会变革面前，智旭以—个智者的冷静和从容关注着、思索着这个社会，僧肇在《物不迁论》所说不变之理引起了智旭情感上强烈的共鸣，虽世事纷纭变化而不变者依然如故：

　　交易耶

　　变易耶

　　至于历尽万别千差世事，时地俱易，而不易者依然如故。吾是以知日月稽天而不历，

　　江河竞注而不流，肇公非欺我也。”[10](《周易禅解跋》在清初，儒家思想仍为社会的正统思想，君子依然要肩负崇德广业、自强不息的历史使命，这些并没有随着王朝的更迭而变化。

　　他为迷茫中的知识分子指出了前行的方向，实际上他是以佛理佛法济人度世，认为君子应随时亦不失其度，不离于正道。

　　进退不失其道， 故上下无不宜矣。[11](《乾》)

　　而进亦佛性，退亦佛性，存亦佛性，亡亦佛性。进、退、存、亡不曾增佛性，佛性不碍进、退、存、亡，故全性起修，全性在修，而不失其正也。[12](《乾》)

　　遵循了佛性易理方不失正道。智旭的随时而变思想是建立在佛性论基础上的，佛性即易理，他说：

　　“易即真如之性，具有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性”。智旭以易作为媒介沟通儒佛教，通过佛性变易、不变之理，讲明与世偕行、不离正道的道理。

　　二、成圣即成佛

　　智旭认为—个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要济世利民便不可不修德。他说：

　　是以君子必以修德成之。 [13](《乾》)

　　圣人修德功圆而利他自在也。[14](《乾》)

　　欲居尊位，莫若培德；欲作大谋，莫若拓识；欲任重事，莫若充力。德是法身，知是般若，力是解脱，三者缺

　　一， 绝不可自利利他。[15](《系辞下传》)

　　法身德、解脱德、般若德是谓三德，三德具备，才能自利利他，才能更好的投入世俗生活。忠信诚敬是人立世的基本品德，也是保持清净本心的前提条件。

　　“忠信是存心之要，而正所以“进德”；修辞立诚，是进修之功，而正所以“居业”，此合内外之道也。”[16](《乾》)智旭还以《旅》说明君子要有阴柔、中正之德，他说“处旅莫尚于“柔”

　　，用柔莫贵于中。”[17](《旅》)“九三”因为过于阳刚高亢而遭祸害， “六二”、 “九四”、 “九五”因能柔顺持中故吉。

　　“上九”因不能自省吾身，骄淫傲慢而自召其咎。

　　藕益大师认为，修德不仅指在世俗层面的修身，也是修性，正所谓“性修不二”，修性要定慧相资，止观双运：

　　止观双行，定慧具足，则能上合诸佛慈力而不骄，下合众生悲仰而不优。[18]

　　盖禅定随智慧行，如地承天，如妻随夫，如臣辅君。然智慧不得禅定，则不能终其自利利他之事。[19](《乾》)

　　在《周易禅解》一书中，六十四卦中的二十卦都阐述了定慧相济之理，其中以六爻言之的有《坤》、 《蒙》、 《小畜》、 《泰》、 《同人》、

　　《大过》卦，智旭对德性的修行方法的重视可见一斑。试以《小畜》为例：

　　“初九”，正智力强，故事障不能为害，而“复自道”。

　　“九二”，定慧得中，故能化彼事障反为我助而“不自失”

　　“九三“，恃其“乾”慧，故为事障所碍，而定慧两伤。“六四”，善用正定以发巧慧， 故“血去”而“惕出”。

　　“九五”，中正妙慧，体障即德。故能“富以其邻”。

　　“上九”，定慧平等，故事障释然解脱， 如“既雨既处”而修德有功。[20](《小畜》)

　　“九三”没有正慧，而有“增上慢”，故为事障所碍。其余五爻皆定慧相济，故获吉祥。定中含慧，慧中含定，一慧入定，从定发慧，二者不即不离，恰如水月相摄，如要修德有功，二者不可偏废。

　　藕益大师认为，世俗之德与佛性之德二者相容相摄，互具互足。他这样解释乾之四德：

　　今以儒理言之，则为仁、义、理、智。若一往对释者，仁是常德，体无迁故；礼是乐德，具庄严故；义是我德，裁制自在故，智是净德，无昏翳故。若互摄互含者，仁、理、义

　　、智性恒故常，仁、义、理、智以为受用故乐，仁、义、理、智自在满足故我，，仁、义、理、智无杂无垢故净。又四德无杂故为人仁， 四德周备故为理， 四德相摄故为义，

　　四德为一切法本故为智也。[21]

　　具备仁理义智是成圣，常乐我净是成佛，二者互融互摄，无有分别。

　　通过自身的修德见性成佛，

　　“修德有功，性德方显”[22](《乾》)。自识本心，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拓广人们的心灵，培养内在的自觉。内在的品德是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必要条件，也是人所以为人的意义。内圣而后外王，

　　自利而后利他， “则自利已成，则可以化成天下矣。”[23](《离》)。智旭还以《乾》、 《需》、

　　《井》之六爻来解释天台宗的“六即位”说，旨在说明功德圆满之后，建功立业，恒润众生的道理。“六即位”即“理即位” 、 “名字即位”、 “观行即位” 、

　　“相似即位” 、“分证即位”、

　　“究竟即位”，是用来表示由凡大修行到佛果的位次。以“乾”卦为例，初九处在理即位中，本有佛性但为烦恼所覆，处于六道轮回之中，所以“勿用”：九二在“名字即位”中，从经典与学习的知识中，得知本心具有不生不灭之佛性，故“利见大人”；九三在“观行即位”中进一步依教修观，需要精进不息，故“终日乾乾，夕惕若。”；九四在“相似即位”中，愈观愈明，愈止愈寂，虽未悟实体，在理上有如真证，因此“或跃在渊”；九五在“分证即位”中，即从初住位起一步步破无明，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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