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周易禅解》看藕益大師的會通儒佛觀

　　陳建華

　　明代高僧智旭(1599—1655)，字素華，別號“八不道人”，晚年號“藕益老人”，教界尊稱“藕益大師”。俗姓鍾，名際明，古吳木渎(今天江蘇吳中區)人，生于明代萬曆二十七年(1599)。30歲以前崇尚理學，破斥佛老，著《辟佛論》數十篇。後因讀《蓮池自知錄》和《竹窗隨筆》改變對佛教的認識，不再反對佛教，將《辟佛論》付之一炬。天啓二年(1622)，從高僧德清弟子雪嶺剃度，取法名智旭，進入徑山(今杭州西北)修禅。後受具雲棲寺，接著又受菩薩戒，此後，遍閱律藏，決心弘律，著述《毗尼事義集要》及《梵室偶談》。宗祯四年(1631)，究心天臺宗，但又稱不肯爲天臺宗子孫。次年，入靈峰山(今浙江孝豐縣境內)，造西湖寺。晚年，皈依淨土宗，撰《淨信堂集》。清順治十二年(1655)正月在靈豐寺圓寂，壽五十七。

　　《周易禅解》是一部以佛教觀點解釋儒家經典的奇書。儒佛合流自魏晉南北朝始，經過唐宋的發展，在明末已經趨向成熟，在智旭作《周易闡解》前，許多學者已經作了以禅解易的嘗試，如蘇睿之的《周易冥冥篇》，方時化的《易引》、

　　《易通》，徐世淳的《易就》與焦肱之的《易通》等。徐世淳的《易就》與焦肱之的《易通》等均以禅理和易理相溝通，以救世救心。藕益人師作《周易禅解》既吸收了前人的成果，更有許多獨出機杼的地方。藕益大師模仿“天臺四釋”的釋經方法創造了“智旭四釋”[1]，並通過四釋法集中體現了會通儒佛的思想。綜觀全書，其會通思想主要表現在叁個方面。

　　一、易理即隨緣

　　在智旭看來，時世變遷遷：朝的更疊是必然的，是合乎世間變化規律的。他說：

　　關于世間事事物物， 皆“法象”也，皆“變通”也。[2](《系辭上傳》)夫世間之道， 久則必變而後通。[3]

　　(《循》)

　　此中變化不僅包含了萬事萬物之變，也包含了人事之變、時世之變。時世的變化合乎天地之理，是曆史的必然。個體生命面對變化的時世應隨時而行：

　　內動外悅，與時偕行，故爲“天下隨

　　時”，尤儒者所謂“時習時中”，亦佛法

　　中所謂“時節若到”。其理自彰，機感相合， 各爲一時， 故“隨時之義”稱

　　“大”[4](《隨》)

　　內具健行不息之力，而外隨順世間方便。[5](《泰》)

　　法法不容執著， 而唯變所適。[6](《系辭下傳》)

　　隨時而變，唯變所適，才合乎天地之理。易中也有不變之理： “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之易理，天地萬物所以建立也。”[7](《系辭上傳》)鄭玄認爲《易》—名而含叁義，

　　“易簡”、 “變易”和“不易”。智旭對“變易”和“不易”之理進行了發揮，以佛法解釋爲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他認爲“交易”、

　　“變易”，實即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互具互造，互如互融之法界耳[8](《周易禅解》卷—)。此處“交易”即陰陽相交之意，指萬事萬物雖變化莫測，但陰陽之理不變，與鄭玄所說之“不易”異名而同理。“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之說源于《大乘起信論》，

　　“—心二門”之說。這—觀點在學術界已經達成共識，

　　“一心二門”即心真如門和心生滅門，心真如門不生不滅，不淨不染，平等一昧，爲如來藏心的第一種含義，是諸法實相的本體，在智旭這裏可視爲不變。心生滅門是如來藏心的第二種含義，可以隨緣起滅，隨熏轉動而成無明淨染，顯示世間森羅萬象可爲隨緣之義。而一心統此二門，心爲真實實相。

　　華嚴宗的法藏明確提出隨緣之說，他在《大乘起信論疏》中詳細討論了隨緣之義。天臺宗湛然進一步發揮，他在《金剛鞴》中說：

　　“故子應知：萬法是真如，由不變故；真如是萬法，由隨緣故。”[9]此說對後世影響較大。智旭在前人的基礎上，闡述借用“易理”之名進一步加以闡述和總結， “交易”、

　　“變易”和不變隨緣，隨緣不變已經圓融無礙，互诠互釋。智旭融合禅教的學說已不局限于任何一個派別，從這個角度說，他是禅佛教理論的集大成者。

　　在激烈的社會變革面前，智旭以—個智者的冷靜和從容關注著、思索著這個社會，僧肇在《物不遷論》所說不變之理引起了智旭情感上強烈的共鳴，雖世事紛纭變化而不變者依然如故：

　　交易耶

　　變易耶

　　至于曆盡萬別千差世事，時地俱易，而不易者依然如故。吾是以知日月稽天而不曆，

　　江河競注而不流，肇公非欺我也。”[10](《周易禅解跋》在清初，儒家思想仍爲社會的正統思想，君子依然要肩負崇德廣業、自強不息的曆史使命，這些並沒有隨著王朝的更疊而變化。

　　他爲迷茫中的知識分子指出了前行的方向，實際上他是以佛理佛法濟人度世，認爲君子應隨時亦不失其度，不離于正道。

　　進退不失其道， 故上下無不宜矣。[11](《乾》)

　　而進亦佛性，退亦佛性，存亦佛性，亡亦佛性。進、退、存、亡不曾增佛性，佛性不礙進、退、存、亡，故全性起修，全性在修，而不失其正也。[12](《乾》)

　　遵循了佛性易理方不失正道。智旭的隨時而變思想是建立在佛性論基礎上的，佛性即易理，他說：

　　“易即真如之性，具有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之性”。智旭以易作爲媒介溝通儒佛教，通過佛性變易、不變之理，講明與世偕行、不離正道的道理。

　　二、成聖即成佛

　　智旭認爲—個有使命感和責任感的人，要濟世利民便不可不修德。他說：

　　是以君子必以修德成之。 [13](《乾》)

　　聖人修德功圓而利他自在也。[14](《乾》)

　　欲居尊位，莫若培德；欲作大謀，莫若拓識；欲任重事，莫若充力。德是法身，知是般若，力是解脫，叁者缺

　　一， 絕不可自利利他。[15](《系辭下傳》)

　　法身德、解脫德、般若德是謂叁德，叁德具備，才能自利利他，才能更好的投入世俗生活。忠信誠敬是人立世的基本品德，也是保持清淨本心的前提條件。

　　“忠信是存心之要，而正所以“進德”；修辭立誠，是進修之功，而正所以“居業”，此合內外之道也。”[16](《乾》)智旭還以《旅》說明君子要有陰柔、中正之德，他說“處旅莫尚于“柔”

　　，用柔莫貴于中。”[17](《旅》)“九叁”因爲過于陽剛高亢而遭禍害， “六二”、 “九四”、 “九五”因能柔順持中故吉。

　　“上九”因不能自省吾身，驕淫傲慢而自召其咎。

　　藕益大師認爲，修德不僅指在世俗層面的修身，也是修性，正所謂“性修不二”，修性要定慧相資，止觀雙運：

　　止觀雙行，定慧具足，則能上合諸佛慈力而不驕，下合衆生悲仰而不優。[18]

　　蓋禅定隨智慧行，如地承天，如妻隨夫，如臣輔君。然智慧不得禅定，則不能終其自利利他之事。[19](《乾》)

　　在《周易禅解》一書中，六十四卦中的二十卦都闡述了定慧相濟之理，其中以六爻言之的有《坤》、 《蒙》、 《小畜》、 《泰》、 《同人》、

　　《大過》卦，智旭對德性的修行方法的重視可見一斑。試以《小畜》爲例：

　　“初九”，正智力強，故事障不能爲害，而“複自道”。

　　“九二”，定慧得中，故能化彼事障反爲我助而“不自失”

　　“九叁“，恃其“乾”慧，故爲事障所礙，而定慧兩傷。“六四”，善用正定以發巧慧， 故“血去”而“惕出”。

　　“九五”，中正妙慧，體障即德。故能“富以其鄰”。

　　“上九”，定慧平等，故事障釋然解脫， 如“既雨既處”而修德有功。[20](《小畜》)

　　“九叁”沒有正慧，而有“增上慢”，故爲事障所礙。其余五爻皆定慧相濟，故獲吉祥。定中含慧，慧中含定，一慧入定，從定發慧，二者不即不離，恰如水月相攝，如要修德有功，二者不可偏廢。

　　藕益大師認爲，世俗之德與佛性之德二者相容相攝，互具互足。他這樣解釋乾之四德：

　　今以儒理言之，則爲仁、義、理、智。若一往對釋者，仁是常德，體無遷故；禮是樂德，具莊嚴故；義是我德，裁製自在故，智是淨德，無昏翳故。若互攝互含者，仁、理、義

　　、智性恒故常，仁、義、理、智以爲受用故樂，仁、義、理、智自在滿足故我，，仁、義、理、智無雜無垢故淨。又四德無雜故爲人仁， 四德周備故爲理， 四德相攝故爲義，

　　四德爲一切法本故爲智也。[21]

　　具備仁理義智是成聖，常樂我淨是成佛，二者互融互攝，無有分別。

　　通過自身的修德見性成佛，

　　“修德有功，性德方顯”[22](《乾》)。自識本心，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拓廣人們的心靈，培養內在的自覺。內在的品德是人與社會和諧相處的必要條件，也是人所以爲人的意義。內聖而後外王，

　　自利而後利他， “則自利已成，則可以化成天下矣。”[23](《離》)。智旭還以《乾》、 《需》、

　　《井》之六爻來解釋天臺宗的“六即位”說，旨在說明功德圓滿之後，建功立業，恒潤衆生的道理。“六即位”即“理即位” 、 “名字即位”、 “觀行即位” 、

　　“相似即位” 、“分證即位”、

　　“究竟即位”，是用來表示由凡大修行到佛果的位次。以“乾”卦爲例，初九處在理即位中，本有佛性但爲煩惱所覆，處于六道輪回之中，所以“勿用”：九二在“名字即位”中，從經典與學習的知識中，得知本心具有不生不滅之佛性，故“利見大人”；九叁在“觀行即位”中進一步依教修觀，需要精進不息，故“終日乾乾，夕惕若。”；九四在“相似即位”中，愈觀愈明，愈止愈寂，雖未悟實體，在理上有如真證，因此“或躍在淵”；九五在“分證即位”中，即從初住位起一步步破無明，證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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