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侍御史王维、苏州长史唐法通、扬州长史王怡、相州别驾马择、给事中房琯、峻仪县尉李冤、内乡县令张万顷、洛阳县令徐锷、南阳太守王弼等。参与提问的僧人有庐山简法师、神足法师、崇远法师、魏郡(今河南许昌市)乾光法师、哲法师、志德法师、蒋山义圆法师、牛头山宠法师和袁禅师、罗浮山怀迪法师、门人刘相倩、同寺僧惠澄禅师、齐寺主、弟子比丘无行律师、门人蔡镐等。
刘澄在序言中说：
南阳和尚，斯其盛焉。禀六代为先师，居七数为今教。响恋如归父母，问请淡于王公。明镜高悬，须眉怀丑。海深不测，洪涌澄漪。宝偈妙于贯花，清唱顿于圆果。
神会讲经说法，焚膏继晷，意气风发，贯通六代祖师思想，高标圆顿旗帜，明镜闪耀，惊涛拍岸。于是，僧俗学人，望风而来，“响恋如归父母，问请淡于王公”，神会此时似乎成了无人匹敌的导师！——当然，因为刘澄的《语录》多是事后集录，并非都是神会在南阳时期的问答事迹，还包括大量其后在洛阳等地的论辨言语。但神会“骨气殊众，聪辨难测”(宗密《神会传》语)的气质风范，决定他在弘法过程中必然表演得酣畅淋漓，得意扬扬。这种情形，在《南宗定是非论》与崇远的辨答中，表现的很清楚。
神会与人辨答的主题广泛，诸如佛性、真如、空色、中道、定慧、顿悟、渐悟、忏悔、读经等等，几乎包括了佛教最普遍的理念、修学方法等问题。根据神会《坛语》的记录，神会登坛说法之前，先带领众人发愿、忏悔、礼佛，遵循庄严规范的仪式。神会与士大夫以及其他法师们的辨答内容，反映出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状况，透露出不同社会阶层的精神追求和信仰价值趋向，为我们开启了研究线索，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神会在南阳与士大夫们的交往，成为了他日后成名成家的社会基础。那些士大夫中，有不少是当时权倾一时的官宦，自然成为神会的政治依靠。比如，户部尚书王琚，《旧唐书》卷106有传，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因参与除太平公主及其同党有功，拜户部尚书，封赵国公，此后曾任外郡，一度被削封，开元二十年(732)又复封。神会与他交往的时间，应是他担任滑州刺使或邓州(南阳属邓州)刺使的时候，大约在天宝元年(742)之前。当时，王琚“以偈问三车义”，神会最后回答：“若为迷人得，一便作三车。若约悟人解，即三本是一。”使王琚很是佩服。唐宗密《圆觉经大疏抄》卷三下《神会传》记载说：“因南阳答(王琚)公三车义，名渐闻于名贤。”着名佛教居士、时任侍御史的王维也曾赞誉神会：“此南阳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议。” 于是，“天宝四载(745)，兵部侍郎宋鼎请入东都。”
滑台辩论。
这是神会弘法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滑台辩论发生在神会被请入洛阳之前，在开元二十年(732)年10。滑台在洛阳东北部(今河南滑县)，当时属白马县管辖。正如印顺认为，神会到这里来召开无遮大会，论定佛法宗旨，一定是由于多年来在南阳的宣扬顿教，得到曾经亲近过他的滑台大云寺僧人的同情，邀请他到那里去的。如得不到当地僧人的有力支持，任何有名的大德，都不可能在别处别寺，召开这样的大会。11即便如此，当时的阻力还是很大的。就连大会借用的屏风还被人中途拿走。《南宗定是非论》中记载，在神会讲论中，“即时(？)人侣，将卷屏风，称有宾客，拟将着侍。(神会)和上言：此屏风非常住家者，何乃拆破场，将用祗承官客？”神会斥责他们“祗承官客”，说明当时的洛阳佛教界的一些人很是瞧不起神会，只把他看作普通僧人，而随意非礼。这与当时北宗的社会影响有关系。
宗密《神会传》中指出：
然能大师灭后二十年中，曹溪顿旨沉废与荆吴，嵩岳渐门炽盛于秦洛。普寂禅师，秀弟子也，谬称七祖。二京法主，三帝门师，朝臣归崇，敕史监卫。雄雄若是，谁敢当冲。
虽然自称是南宗后裔的宗密言语之间多有偏贬，但是所说的情景到是真实的。本来，北宗神秀一系就比慧能南宗的势力影响大，而在慧能去世后二十年的当时，神秀的着名弟子普寂以及再传弟子义福、降魔藏等人甚得世人崇信，位居国师之尊；在教内已经推举神秀为禅宗六祖，普寂为七祖，其他弟子们也都主持着长安、洛阳“两京法席”，人多势重，无人匹敌。与此相反，神会认为“岭南宗徒，甘从毁灭”。这些说法大概是出于愤激之情。其实，南北两个门派势力消长与强弱，当时是自然的事。作为有三代国师地位的神秀一系，得到皇权支持，社会信奉，被视为正统，把神秀尊称为六祖，普寂承袭为七祖，本在意料之中。但在神会看来，神秀、普寂等人不是嫡传。
神会所说是有针对性的。他论辩的主要问题是：一、北宗神秀、普寂、法如等人没有祖传袈裟，不是禅门正统；二、北宗禅法主张渐悟，南宗主张顿悟，顿悟高于渐悟。神会在论证自己观点的时候，提出：
内传法契，以印证心；外传袈裟，以定宗旨。
神会的这一思想成为后来中国禅宗普遍遵循的传法制度。神会当时提出来，主要是为了反对北宗普寂等人妄立祖师所引起的弊端。神秀于706年去世后，从张说所撰的《大通禅师碑铭》以及李邑所撰的《嵩岳寺碑》、净觉所撰的《楞伽师资记》等看，他们都把神秀当作禅宗第六祖、普寂为第七祖。而同时，《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碑文里，把神秀的同学法如也称作第六祖；甚至后来的杜朏所撰《传法宝记》，把法如作为第六祖，而神秀为第七祖。对于北宗传人们立祖的随意性做法，神会在辩论中特别提出并逐一批驳，结合由此在现实中所产生的消极影响，颇为有力。他说：
从上相传，一一皆与达摩袈裟为信。其袈裟今在韶州，更不与人。余物相传者，即是谬言。又从上已来六代，一代只许一人，终无有二。纵有千万学徒，亦只许一人承后。……譬如一国唯有一王……
认为“今日天下诸州近有数百余人，各立门户，缭乱教人者”，都是“从秀禅师已下出。将有二十余人说禅教人，并无传授付嘱，得说只没说；从二十余人已下，近有数百余人说禅教人，并无大小，无师资情，共争名利，元无禀承，乱于正法，惑诸学道者。此灭佛相也。”而“能禅师是的的相传付嘱人，已下门徒道俗，近有数万余人，无有一人敢滥开禅门。纵有一人得付嘱者，至今未说。”
神会所说的，特别是慧能南禅一系“无有一人敢乱开禅门”的话，并不是真实的。但是，他指出的神秀一系门徒们“共争名利”的现象，应该不是捏造的。神会在辩论中一再申明了他的用心，“见世间教禅者多于学禅者，极其缭乱。恐天魔波旬及诸外道入在其中，惑诸学道者灭于正法，故如此说。”印顺法师认为，神会极力推崇慧能一人为正统的第六祖，并不只是禅门正统之争。禅门开启以来，修禅的人都自称得法开悟，处处开法立宗，使原本一系相传的禅法，陷入了分化和混乱。当时的神秀一系，因为得到国家势力的支持，一些人形成帮派，相互之间争名夺利，欺世盗名。神会针对这种混乱和腐败风气，提出一代一人的付嘱制度，以袈裟为证，反对分灯普化的付法制度，在禅宗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神会“正是那种为佛法、为众生的真诚。如以世俗眼光，看作形式的法统之争，那是与事实相去甚远了！”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神会及其传人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也编造了不少故事。首先，效法神秀一系的做法，建立慧能灵堂，立碑称慧能为禅宗第六祖及其法系。《宋高僧传·慧能传》中记载：
会于洛阳菏泽寺崇树堂能之真堂，兵部侍郎宋鼎为碑焉。会序宗脉，从如来下西域诸祖外，震旦凡六祖，尽图缋其形。太尉房琯作《六叶图序》。
另外，关于北宗传人盗首、磨碑、盗衣三事，充满了荒诞。如果不是“斗争”的需要，这些做法都是人道德品质的问题。从神会的辩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诡辩、强词夺理、偷换概念的现象。因此，引起了现在学者们的质疑，就十分正常了。
有人认为，滑台辩论的双方中神会与崇远之间有一种似乎是主角与帮腔的关系。崇远并不是对手，他所提出的问题与诘难都没有什么分量，而且往往成为被神会辛辣嘲讽或者衬托，更显得神会的理直气壮。比如，对崇远诘问“如此相非斥，岂不与身命有仇”以及“修此论者，不为求名利乎”时，神会以“身命尚不惜，岂以名利关心！”，显示出舍生取义、大义凛然的气概。事实上，在如日中天的北宗人看来，不值得与神会大动干戈。好象神会辩论胜利，但是，在当时并不等于北宗输给了神会或南宗，真正的较量还没有开始。“不过，滑台大会虽然没有形成石破天惊的效应，但却给了神会一次历练的机会。按照独孤沛为《南宗定是非论》卷首所写的题词，神会与崇远的辩论从开元十八年起就在不断地进行着，在这些不断的辩论中神会逐渐形成并宣布了自己与北宗禅对抗的理论纲领，即以“念不起，见本性”为坐禅的思想、以般若系《金刚经》为“一切诸佛母经”的经典、以慧能及自己为正脉的传法系统，这倒使北宗不能不认真对应。”13
受挫与成功。
当北宗人不得不进行反击的时候，神会便不断地遭受挫折和打击了。宗密对此有比较明白的记载。他在《圆觉经大疏抄》卷三《神会传》中说：
因洛阳诘北宗传衣之由，及滑台演两宗真伪，与崇远等持论一会，具在《南宗定是非论》中也。便有难起，开法不得。……三度几死……
在滑台辩论十一年后即天宝四年(745年)，就开始被打击，到天宝十二年(753年)，被以御史卢弈为代表的普寂门下陷害，遭贬黜。14
《宋高僧传·神会传》记载：
天宝中，御史卢弈阿比于寂，诬奏会聚徒，疑萌不利。……二年敕徙荆州开元寺般若院住焉。
《圆觉经大疏抄》卷三记载：
天宝十二年被谮聚众，敕黜弋阳郡，又移武当郡。至十三载，恩命量移襄州，至七…
《神会及其“菏泽宗”禅法评析》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