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会及其“菏泽宗”禅法评析
刘元春
提 要：神会是中国禅宗南北分界的关键人物。他继承并发展了慧能的禅学思想，在为南宗辨是非、定宗旨的斗争中，显示了自己的禅法精神。他的禅法包括教与禅、顿与渐，具有无念为宗、顿见佛性、渐修因缘、知解方便等特点。
关键词：神会 禅法 评析
在中国佛教禅宗史上，探讨所谓神秀“北宗”与慧能“南宗”之间异同问题时，神会及其“菏泽宗”是必须关注的。随着20世纪初敦煌文献中有关史料的被发现，神会其人其事成了热论的话题。禅宗被称为中国佛教的特质，而被神会“定宗旨”的慧能南宗成为后来禅宗的主流，那么，弄清神会及其禅法思想的是是非非，有助于禅宗乃至整个中国佛教精神的研究。
神会生平行履
在传统的禅宗灯录系统里，神会的地位并不高，主要有中唐圭峰宗密对他有比较多的记录和宣扬。后世的学者，也都沿袭历史，对他少做议论。直到1929年胡适发表《神会和尚遗集》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后，才引起大家的注意。胡适提出，神会是“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这就是我们的神会。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的功勋，永久的影响。” 尽管教内外学者对胡适的结论有不少质疑，但大致都承认敦煌史料中关于神会的事迹以及他对禅宗发展的重要影响。
关于神会研究的史料，主要有敦煌史料中《神会语录》、《六祖坛经》、《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历代法宝记》等，以及宗密的《圆觉经略疏抄》、《圆觉大疏抄》卷三下、《禅门师资承袭图》、《禅源诸诠集都序》，赞宁的《宋高僧传》卷八，道原的《景德传灯录》卷五，还有神会弟子们撰写的《塔铭》、《菏泽和尚传》等。近现代学者关于神会的，除胡适的着作外，比较系统的有印顺的《中国禅宗史》、宇井伯寿的《禅宗史研究》、郭朋的《神会思想简论》、杨曾文的《唐五代禅宗史》、葛兆光的《中国禅思想史》等。杨曾文编校的《神会和尚禅语录》(中华书局1996年7月版)，包括“正编”、“附编”、“研究”三部分，及其着作《唐五代禅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版)是目前最为系统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关于神会的生平事迹，本文主要依据杨曾文先生的研究成果。
生卒年月
神会，俗姓高，襄阳(今属湖北襄樊市)人。关于他的生卒年月，已经有五种说法：
(1)唐肃宗上元元年卒，年七十五，即686—760。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五《神会传》。
(2)唐肃宗上元元年卒，年九十三，即668—760。赞宁《宋高僧传》卷八。
(3)唐乾元元年卒，年七十五，即684—758。宗密《圆觉经大疏抄》卷三下《神会传》。
(4)唐肃宗新改的元年卒，年九十三，即670—762。胡适1958年重新考证后的观点。
(5)唐武则天垂拱四年生，年七十五，即688——762。印顺《中国禅宗史》推定。
郭朋、杨曾文、温玉成诸先生根据1983年新出土的《神会塔铭》所记载的史实，都认为神会的生卒年月应该以宗密的684—758年为最可靠。1983年，在河南洛阳龙门西北侧的唐代宝应寺遗址发掘中，发现了神会的墓，其中的塔铭，题为《大唐东都菏泽寺殁故第七祖国师大德于龙门宝应寺龙首腹建身塔铭并序》即简称《神会塔铭》，明确地记载：“享年七十有五，僧腊五十四夏，于乾元元年五月十三日荆府开元寺奄然坐化。”
如上所述，神会生于唐中宗嗣圣元年(684)，死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七十五。年十七、八岁到曹溪拜慧能为师，时为沙弥，四、五年后到西京长安受具足戒，景龙(707—710)年间又回到曹溪，一直住到慧能去世(713年)为止，在慧能身后学法，慧能死后他才三十岁。
生平简历
关于神会的一生行履，以赞宁《高僧传》较为全面。基本上透露出了神会参学、弘法、遭贬、度僧、立宗、圆寂的先后过程和信息，再参照其它史料，可以梳理出一条比较明晰的线索。
参学。
《高僧传·唐洛京菏泽寺神会传》记载：
年方幼学，厥性惇明。从师传授五经，克通幽赜；次寻《庄》、《老》，灵府廓然。览《后汉书》，知浮图之说。由是于释教留神，乃无仕进之意， 辞亲投本府国昌寺颢元法师下出家。其讽诵群经，易同反掌。全大律仪，匪贪讲贯。
闻岭表曹侯溪慧能禅师盛扬法道，学者骏奔。乃学善财，南方参问。列裳裹足，以千里为跬步之问耳。……居曹溪数载，后遍寻名迹。
神会从小学习儒家是四书五经，也通晓道家的庄老之学。因为从史书中了解到佛教，深受影响，就放弃仕途之路，皈依本地的颢元法师出家，精进好学，打下了良好的佛学基础。之后，效仿善财童子四方参访，首先到岭南曹溪拜诣慧能禅师，跟随学法数年后，也有说是等慧能圆寂之后，又继续游学。宗密在《圆觉经略疏抄》卷四、《圆觉经大疏抄》卷三下中，有这样的记载：
神会先事北宗神秀三年，秀奉敕追入，和上遂往岭南和尚。
也就是说，神会在去南方参拜慧能之前，曾经依止神秀法师学法三年，后来只是因为神秀应诏入洛阳宫中被武则天供养和弘法去了，神会才离开南去的。神秀从唐仪凤(676—679)年间直到武则天久视元年(700)应诏之前，主要在襄阳南面的荆州当阳的玉泉寺弘法。根据道原《景德传灯录·西京菏泽寺神会禅师传》记载，神会“师寻往西京受戒，唐景龙中却归曹溪”，后来还一度回长安依止神秀(？—706)或他的门下受戒，于景龙(707—710)年间又回到曹溪，直到慧能于先天二年(713)圆寂后。此时，神会正值而立之年。
神会曾经跟随神秀学法，而且依止受戒，是需要特别重视的史实。这为我们分析神会禅法思想后来逐步与神秀为代表的北宗禅法融会的深刻原因，提供了一个视角。《南宗定是非论》(页32)中记载，神会在与崇远法师论辨时自称：
长安三年，秀和上在京城内登云花戒坛上，有纲律师、大仪律师，于大众中借问秀和上：“承闻达摩有一领袈裟相传付嘱，今在大禅师处不？”秀和上云：“黄梅忍大师传法袈裟，今见在韶州能禅师处。”秀和上在日指第六代传法袈裟在韶州，口不自称为第六代数。……
久视年，则天召秀和上入内，临发之时，所是道俗顶礼和上，借问：“和尚入内去后，所是门徒若为修道，依止何处？”秀和上云：“韶州有大善知识，元是东山忍大师付嘱。佛法尽在彼处。汝等诸人如有不自决了者，向彼决疑，必是不可思议，即知佛法宗旨。”
胡适认为，神会的这种说法“都是很大胆的挑战。其时慧能与神秀都久已死了，死人无可对证，故神会之说无人可否定。”至于“说传法袈裟在慧能处，……只好听神会自由捏造了。”印顺法师在《中国禅宗史》中，也基本上认为神会在《南宗定是非论》中关于贬斥北宗的“事例”(比如盗首、磨碑、盗衣三事)等多是神会门下的传说，越到后来越过分，“但更显得不可信了”。不过，除去神会门人妄为添加的成分之外，如果认为《坛经》中弘忍传衣慧能是基本真实的，那么，作为德高望重的老禅师，神秀面对两位律师的追询，回答传法袈裟“在韶州能禅师处”，是不会打妄语的。而神秀在应诏入京时，虽然不一定是说“佛法尽在彼处”，但向弟子们推荐慧能禅师，肯定是真诚的、可信的。在我们看来，神会引来的这些论据，却反映了北宗神秀的高风亮节。通观神会的言论，没有对神秀禅师的不恭敬处。应该说，神会在参学中，深受神秀、慧能两位着名禅师的思想影响，为他的所谓“菏泽宗”禅法奠定了精神基础。
神会求学期间，精勤努力。宗密《神会传》讲：
和尚行门增上，苦行供养，密添众瓶，斫冰济众，负薪担水，神转巨石云云。策身礼称，燃灯殿光，诵经神卫。律穷五部，禅感紫云。
这里面有夸大其辞甚至神话的成分，但是，说他修学期间类似苦行，担水劈柴，打扫殿堂，以及穷究律学五部，笃行禅法，应该是没有虚假的。从中可以看出，神会在求学的过程中，并没有门派分别，广学博闻，钻研佛教经、律、论三藏。
弘法。
神会的弘法实际是“不断革命”的过程。他在慧能圆寂后被请到南阳龙兴寺，与士大夫们密切交往，广交僧俗朋友，极力宣传他的禅法思想。之后，到洛阳等地挑战、抗辩、定宗旨，贬抑北宗禅法，标榜南宗精神，不断弘法立宗。
赞宁《神会传》说：
开元八年，敕配住南阳龙兴寺。续于洛阳大行禅法，声彩发挥。先是两京之间皆宗神秀，若不淰之鱼鲔附沼龙也。从见会明心六祖之风，荡其渐修之道矣。南北二宗，时始判焉。致普寂之门，盈而后虚。
唐玄宗开元八年(720)，神会被“敕”往南阳龙兴寺，说明在慧能圆寂后的七、八年中，神会游学、弘法，已经不是一个“神会小僧”了，想必他的声望不小，有人举荐到皇帝那里了。到南阳后，年近不惑的神会思想已经成熟，为后来的行动提供了精神准备。南阳(今河南南阳市)在洛阳的南方、长安的东南，彼此相距都不太远。秦汉以来一直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曾号称“帝都”，人文荟萃，历来佛教名僧辈出。敕住这里，表明对神会的重视。实际上，南阳期间是他最为活跃的阶段，所以史书习惯称他是“南阳和上”。
根据曾任唐山(今浙江昌化县)主薄的刘澄所集录的《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也曾被称为《神会语录》、《神会录》)记载，神会在南阳龙兴寺期间，与众多的僧俗和士大夫酬答宣教。当时与神会直接交往的朝廷官员就有：户部尚书王赵公(王琚)、崔齐公(崔日用或其子崔宗之)、吏部侍郎苏晋、润州刺使李峻、张燕公(张说)、侍郎苗晋卿、嗣道王(李炼)、常州司户元思直、润州司马王幼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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