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北传与东渐
甘芳苹
就世界文化的源头而言，在印度的恒河流域、中国的黄河流域、古希腊罗马的地中海沿岸及诸岛、中亚的两河流域分别孕育出印度佛教文化圈、中国儒释道文化圈、西方基督教文化圈和中亚伊斯兰教文化圈。这四大文化圈由横跨亚欧的丝绸之路串联在一起。
假若把丝绸之路比喻成一条扁担的话，那么撑起这条扁担的，起初是印度的佛教文化，而后是中亚的伊斯兰教文化，但让这条扁担保持平衡的，则是东方的儒释道文化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在这里，鄙人无暇讨论这四大文化的形成及相互交流的情况，只就印度佛教文化的北传与东渐略作介绍，来说明汉传佛教信仰的源头。
一、佛教的故乡
佛教的故乡在印度的恒河流域。
佛教是佛家学说的宗教化。
在公元前6一前5世纪的印度恒河流域，兴起了反婆罗门教的沙门思潮，佛家学说应运而生。印度人把学术派别称为“师”，如佛教典籍里就把沙门思潮各派通称为“六师”，实际上，应加上佛家，称为“沙门七师”才对； 而中国人则把学术派别称为“家”。用印度人的话来说，佛家应称为“四谛论师”，而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四谛论师就称为“佛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鄙人常用“佛家”这一术语来研究沙门思潮里的四谛论师学说，[1]也就是传统学者所说的原始佛教。
佛家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一般称为佛陀。他的出生地是今天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国。他是释迦族的一位王子，原名悉达多，族姓为乔达摩。蒋维乔、汤用彤等学者据“点记说”，推断悉达多王子的生年为公元前565年，佛陀的寂灭年为公元前486年。[2]不过，汉传佛教的传统观点认为，释迦牟尼佛是生在周昭王二十四年的农历四月初八，岁在甲寅。80年后的农历二月十五日，他在古印度的拘尸那伽城附近的娑罗双树林里灭度了。
如果按照汉传佛教的传统观点来介绍佛陀的生平，就叫八相成道。所谓的八相成道，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起信论》的说法， “所谓从兜率天退、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转*轮、入于涅檠”。第二种是智者大师在《四教仪》里的说法，“所言八相成道者：一、从兜率天下，二、托胎，三、出生，四、出家，五、降魔，六、成道，七、转*轮，八、入涅槃”。
《佛祖统纪》卷二把第一种说法，解释成大乘佛教的八相成道，而把第二种解释成小乘佛教的八相成道。
佛陀寂灭后不久，大迦叶把500名阿罗汉召集起来，在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的七叶窟中，举行结集三藏的第一次会议，由阿难诵出经藏，优婆离诵出律藏，富楼那诵出论藏。这就是小乘声闻藏。其时，在窟外也有数万僧众聚会，别诵出五种法藏，即经藏、律藏、论藏、杂藏、禁咒藏等。这就是大乘菩萨藏。[3]声闻藏和菩萨藏都是靠口耳相传。日本佛教史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声闻藏在比丘和比丘尼中口耳相传100年，和合无争。但在公元前386年，吠舍离地方跋耆族的比丘们，在戒律问题上提出了十条新见解，导致了佛教史上的第二次结集。这十条新见解如下：
(1)角盐净(Kappa)，可用角器蓄盐；
(2)二指净，午后日影偏西二指仍可就食；
(3)他聚落净，饭后仍可到别村再食；
(4)住处净，在同处住宿，可分开举行布萨(诵戒忏悔仪式)；
(5)赞同净，可在不足法定人数的情况下议事，然后征求未出席者同意；
(6)所习净，可按和尚阿闍梨(导师)的惯例行事；
(7)不搅摇净，食后可饮不搅动的牛乳；
(8)饮阁楼伽净，可饮未发酵的椰子汁；
(9)无缘坐具净，可坐无边缘装饰的坐具；
(10)金银净，可接受金银施舍。
他们认为这十事不违背戒律。对此，保守的长老比丘认为违背戒律，表示反对，于是在教团内部展开了争论。为此，有七百比丘在吠舍离举行集会，经过讨论，把跋耆族比丘所主张的十事断为非法，并把他们驱逐出教团。[4]
这次结集，标志着佛家学说血向准佛教的过渡。跋耆族比丘并没有因被上座比丘赶出僧团就放弃他们的主张，而是组成了大众部僧团，与上座部比丘分河饮水。
二、佛教的北传
鄙人所说的“准佛教”，就是传统佛教史家所谓的部派佛教。这是因为，部派佛教强调理性式的信仰，也就是理性的成分大于信仰的成分，释迦牟尼佛是唯一的佛。如此这般的准佛教，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开始南传斯里兰卡，北传中亚。南传准佛教以上座部的教理为主；北传准佛教以有部、大众部、犊子部和经部为主，在这四大部派里，各有系统的教义，[5]以有部和经部的教义最为发达，思辨性也最强。
佛教的南传和北传是政治力量推动的结果。约在公元前268年，阿育王成为古印度孔雀王朝的皇帝，经过8年的武力讨伐，统一了整个南亚次大陆后，开始推行文治政策，于公元前261年皈依佛教，成为在家居士。阿育王信仰佛教是当时最大的政治事件，对孔雀王朝的朝野震动很大，有6万名外道(文化人)混入鸡园寺，导致了这座王家寺院的比丘7年无法举行布萨(每月举行两次的忏悔仪式)。为了消弭僧团的这种混乱现象，阿育王在公元前254年支持当时著名的高僧目犍连子帝须组织1000名阿罗汉，在鸡园寺举行了佛教史上有名的第三次结集。这次结集的时间长达9个月，然后由阿育王钦定为《四阿含经》，这是当时最权威的版本，各大僧团依教奉行。另外，还由目犍连子帝须主持编定了《论事》 (无汉译本)。随后，阿育王又派遣许多长老到全国各地传教，并把佛教的价值观作为孔雀王朝的核心价值体系，向周遍国家输出，在派自己出家的儿子和女儿到南方斯里兰卡传播佛教的同时，又派一些有佛学造诣的高僧，向北方的克什米尔、犍陀罗、新疆等地传布佛法。由于北传佛教是汉传佛教的源头，所以在这里只把北传佛教的血脉简单地陈述如下：
1、老大天五事
在阿育王时代，由于皇帝崇尚佛法，佛学也就成为当时的显学。在这种形势下，为了赶时髦，把佛法当成学问研究的人也就越来越多，真正有修有证的人，与佛陀时代相比，就显得很少。于是，在北传佛教史上就出现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新气象，这就是论皿的地位十分重要。龙树、无著、提婆、世亲、陈那、法称，是印度佛教史上享有盛名的六大论师，在藏传佛教史上，被尊称为“南瞻六庄严”。因此，窃以为，北传佛教的演变，它的内部动力是论师，外部驱动力是帝王，也就是说，佛学理论家依靠政府的力量推动了北传佛教的演变。东晋释道安氏把这种历史现象概括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6]实际上，就历史主义的视角而言，北传佛教史上的第一位论师名叫大天，在佛教史上，一般称为老大天。他创立新义，作五事颂，把佛家学说推向注重学术研究与佛教信仰相提并论的部派准佛教。
大天，又称跋陀罗，意译贤善，他提出以下五个论点：
(1)阿罗汉也可能受女人诱惑；
(2)阿罗汉也可能对某些事情无知识；
(3)阿罗汉也可能心怀疑惑；
(4)阿罗汉也可能从别人得到知识(或接受教导)；
(5)一个人也可能通过语言文字而成道。[7]
大天五事的前四事，是对佛家强调的究竟果位阿罗汉的怀疑，开了以后大乘佛教菩萨信仰的先河；第五事强调了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即通过对经教的研究也能够成道。大天五事表达了对目犍连子帝须领导的1000名阿罗汉比丘举行第三次结集的强烈不满情绪，反映了学问僧要求参加重大法会的强烈要求。佛家注重修行的实证，反对理论研究的玄学(哲学)，而大天五事的提出， 目的是要以理论研究代替佛家注重修行的传统观念，直接怀疑阿罗汉果位。这一思想，恰恰就是以后大乘佛教的主导思想。佛家自目犍连子帝须长老在公元前254年结集《四阿含经》和大天提出的五事开始，彻底打破了佛家的唯师思维方式，而开创了唯经的思维方式和唯理论的思维方式。唯经的思维方式强调《四阿含经》的权威性，而唯理论的思维方式突出了对《四阿含经》进行学术研究的思辨性，结果导致了部派准佛教的形成。
2、部派准佛教的演化过程
大天领导的大众部，是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位的空头理论家式的比丘，人数众多，当然，也包括一些可以证得阿罗汉果位，但不愿证果的悲愿济世的比丘，这些为数众多的比丘组成大众部。大众部自公元前254年至前52年的200年间，逐渐分化出一说部、说出世部、鸡胤部、多闻部、说出假部。到了公元前52年左右，又有一名叫大天的外道于大众部出家受具足戒，在佛教史上，一般称为新大天。他居制多山，与大众部传统派僧人重新辩论老大天五事的得失，使大众部又分裂出制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这样大众部本末和合共有9部。
上座部自目犍连子帝须长老结集《四阿含经》后到公元前52年左右的近200年间，一味和合，师徒相传，一直是《四阿含经》的权威传授者和给大众部出家僧人授具足戒的德高望重的长者，他们只负责大众部僧人传授《四阿含经》和行为规范。大约在公元前52年，其内部也有一些小范围的争论，开始分化成两部，即强调学术研究的说一切有部和只注重授经传戒的传统派(这一派后移入雪山，改名为雪山部)。到了公元1世纪左右，从说一切有部分化出可住子弟子部，即旧犊子部，接着又从犊子部流出法上部、贤胄部、正量部、密山林部。后又从说一切有部流出化地部，再从化地部流出法藏部。大约在公元100年左右，从一切有部流出饮光部，又过了几年，从一切有部流出经量部。这样，上座部本末和合共有11部。
3、钦定本《大毗婆沙论》
在公元1世纪，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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