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利语写定三藏，这是西元前一世纪的事。他 [P162] 们的想象，以为巴利语圣典，都由摩哂陀传来。不知即使摩哂陀使用巴利语宏法，在当时口口相传的状况中，三藏的南传，决不会出于一人的口授。其后，也还有非巴利语的；西元四、五世纪间的觉音，始一律的改写为巴利语。这在当时，仍旧是大寺派的，而不是锡兰佛教全体如此。我们相信，巴利语为古代的方言之一；然以巴利语写定三藏，在锡兰也不算是太古了！我们如不打算效法神教徒，不希望宗教获得语文的特别支持(如婆罗门教以吠陀语为神的语言等)，那末语文不过是载道的工具而已。印度佛教语文的复杂性，与佛法语文化的种种问题，是值得巴利语佛教者反省的！
还有应该注意的：就是先见于文记的，并不就是先存在的。这像民间流行的故事，有还没有记录的，但并不妨早已存在。他比近代发明而出版的，要早得多。从这种意义去看佛法，在文字流行较迟的圣典，可以说在某时盛行，不能就此指为后人悬想的产物！他的是否佛法，是否佛说，需要从种种方面去判决审定他。后起的，可能早已存在，但我也不否认受有外来的影响，以及传说而改变的成 [P163] 分。
这还专在语文上说。其实，佛法的表现，音声符号中，还有音乐歌唱，甚至语言的情调；形象符号中，还有图画、建筑、雕刻等，无不在有意无意中表现佛法，影响佛弟子的思想。这些，又大多是象征的、抒情的、比拟的。如不从表现佛法的种种方式、种种关系中去把握佛法，而想专门在说与不说上去衡量佛法，这真是佛法的不幸！这些，离佛二三千年的我们，确乎已不能亲切的明确的容易了解。对于这些问题，也许是不谈为妙！倒不如把传统的片面的见解──佛说，覆述一遍，来得象样而博得人的同情。不过，如想更充实的、更正确的了解佛法，使佛法从古人的糟粕中解放出来，那非从新的观点──存在于现实世间的观点出发不可。从对象到认识，从认识到语言，从语言到文字，这表现佛法的不同形式、不同阶段中，有种种问题。承认了这点，就不会专凭佛口的说不说，用作现存圣典的是否佛法的抉择标准了！ [P164]
三 从佛法的流行上说
佛法的表现，是说明佛法出现在时空中。流行，是说明佛法在时空中的延续、扩展与演变。释尊的三业大用，映现在佛弟子的认识中，又构成佛弟子的三业胜用。这表现佛法的事用的流行，有一必然而不可免的事实，即不能不有变化-- --我当然反对把他变成非佛法的。那保存旧有形态的佛教，就使是可能的，也必然为依样葫芦的形式崇拜，是我佛的不肖子孙！如我们是黄帝的子孙，如果我们现在的文化、经济、人口、领土，一切是老样子，这还有出息吗？所以，不但不知者可以再认识，错知者应该修正，少知者应该综合完成，应该发展而成为大众共知的佛教，这里面需要变化。而且释尊表现佛法的言教与事行，有释尊不共独到的深见，也有印度文明所固有的成分。这其中，或是无条件的承袭，或是多少修正而给以新的意义。或是契合于释尊正觉的本怀，或是为了时地适应而姑且采用的。佛在人间宏法，那就必然如此，不能不如此。这一切中，释尊特唱的深见 [P165] 正行，应严格的住持，与高度的发扬。因袭印度文明的适应部分，如是姑且采用的，那末时过境迁，虽确为佛口所亲说，也应该革新或取消，否则将转变为佛教发展中的障碍物了！早期的印度佛教，值得我们尊重，他到底去佛不远。但他不一定比后代流行的佛法，适合于百年千年后的时代，适合于千里万里外的环境！从这佛法流行的观点中，怎能以自以为然的佛说或不说，论断他的是否佛法呢！
这一极重要的问题，由于一般的缺乏「流行」的认识，引起的误解不少。如自称原始的上座佛教者，他们以早期的佛教形态为佛说，佛法，而抹煞以后的正常发展。甚至说：大乘是印度教徒改造佛教的成果。我曾与他们开玩笑说：这算什么？原始的上座佛教，不也充满外道的气味吗？关于这，我想你们是知道的。尼犍子外道以草木为有生命的，释尊因此而不许坏生。印度人以树木为鬼神的村落，因此佛制不得自行砍伐。外道雨季安居，半月半月说戒，佛应当时人的请求，也制为半月诵戒与安居的制度。当时的外道出家，托钵乞食为生，所以佛教也有这种出家的生活方式。从义理说：生死轮回，解脱涅槃，业力，这不都是奥义 [P166] 书以来的外道常谈吗？从修行的方便说：不净观，数息观，四禅，八定，三摩地，瑜伽，常时的外道，不都有大同小异的行持吗！佛称大雄，得一切智，外道不也有自称大雄，自称得一切智的吗？过午不食为斋，岂不是印度旧有的习俗吗？佛法，从印度宗教中发展而完成，又宏布佛法于印度，怎能不与印度外道有着深切的关系！如说大乘为外道，怕外道不单是大乘吧！以大乘为非佛说的佛徒，应起来论究这些问题！实则，佛法与非佛法，应重视佛陀独到的正觉，重视从正觉流出的佛陀真精神，佛陀三业大用的一贯特性。从大乘与学派的佛教，阿含与广律等而论究起来，大乘佛法的涌现，实为本着释尊正觉内容而作新的适应。如说：「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这是揭露释尊自证的本怀，而扬弃初期佛教的方便──苦行外道为主机的适应性。然而佛法不能没有适应世俗的方便，所以：「更以异方便，助显第一义」。从正觉本怀的宗趣中，摄取了适应乐行婆罗门为主机的方便。从佛法的特质与佛陀的本怀说，从本生谈等而来的大乘，是更正确更深刻的开显了佛法。这本是『阿含经』以来的一贯倾向。可惜自称上座佛教的 [P167] 锡兰学者，不大了解他自己！他是倾向大乘的一流，流入岛国，而转化为狭隘的保守的佛教。他自身早就不大原始了！否则，如北方所传的说一切有部，不许别有小阿含，以本生谈等为「传说」、「文颂」。如大众部等，不说王舍城结集论藏，说阿毗达磨即是九部修多罗：这才是代表更原始的思想！
还有，从根源的佛法，到流行的佛法，因了时地人的关系，必然的在分化而又综合，综合而又分化的过程中。从起初的，混然未画的一味佛法，到重重分化，「分分皆金」，可以说各得佛法的一体，但也可说各有所偏。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各有新的适应，对佛法各有他的取舍轻重。这流行中的佛法，后起者对于以先的佛法，抉择他，综合他，推演他。永远的流行，就永远在这样的过程中。众生的根性不一，认识的佛法也不能一律，只能作到根本的同一。大体一致，而不妨含摄得多样性(世间是缘起的，缘起法就必然如此)。彼此间，可以有新义，可以有针锋相对的异义(或者一是一非，或者各说一边，或者都不对)，但求能根本的见地不错，这一切都不妨是佛法。举例说：孔子是儒学的大成 [P168] 者，但孔子以后，儒分为八。如荀子重礼乐文章，说性恶；孟子重性与天道，说性善。可以说各有所偏，但都不妨是儒学。难道儒学或孔学，一定要孔子说过的吗？佛法表现于佛陀的三业中，也表现于佛弟子的流行中，佛法决不即是佛说。这点，过去的佛弟子，早已说得明白：「佛法有五人说」；「一切微妙善语，皆是佛法」；「入佛法相」，名为佛法。虽然因此而佛法在不断的流行中，构成庞大的圣典，后来或不免变质。但这只怪我们的了解不够，怪得谁呢？古代的佛法与佛说，本来不一定要出于佛口。只要学有渊源，合于佛法不共世学的大原则，就够了。这无论是标为佛说，或弟子说，应作如理的寻思，本不能无条件的引用为权威的教证，不妨加以抉择的，所以说「智者能取能舍」。
佛法，本来不限于佛说，所以「大乘非佛说」，可说是似通非通的话！修菩萨道，成无上正等觉，这是任何佛弟子所不能否认的。如锡兰传来的『解脱道论』，说到菩萨以慈悲心，修习圆满十波罗蜜多；依此而圆满四处──谛、施、寂、慧，而圆满定慧，而圆满佛地。以慈心修十波罗蜜，岂不是与声闻行不同？如 [P169] 以为这是说种种大乘经非佛口亲说。这有什么意义？『阿含』与广律中，不也一样有非佛说的吗？我们知道，初期集成的『阿含经』，原有一合理的意见，即佛法是不限于佛说的。佛弟子间的自相问答，或与外道辩论，甚至传说的梵天、帝释等说，既无释尊在场，也不曾经过释尊的审定，都编集在『阿含经』中。浅狭的声闻佛教者，相信他们的经律是佛说，是王舍城结集的圣典。不知道『阿含经』中，即含有佛涅槃后的教说。如『增壹阿含经』中，那罗陀比丘为文荼王说法。在他们的传说中，这也不能不承认后起的增编！佛时的弟子，佛后的弟子的教说，编入契经中，这本是『阿含经』以来的一贯作风。
这种开明而合理的原则，不久即被歪曲，以为佛法都是释迦亲说的，什么都得加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处」。于是乎，不能如舍利弗那样的，于七日中以种种文义，称性发挥佛说的一字一句，还是等于佛说。不能如初期圣典那样的，坦白的说是佛弟子说。必需解说为「佛所加持」的，「佛所印定」的，「佛所预记」的。这因为，在习俗的观念中，以佛法与佛(口亲)说为同一。这种情 [P170] 形，不但大乘经的编集者如此，『长阿含经』中，也即有这种明显的例子。如『梵动经』、『大本缘经』，明明为佛与弟子共相议论的集成，却解说为：先由弟子共论，佛再为他们说。由于习俗的以佛法为佛说，非看作佛所亲说，不足以起人信仰，所以声闻法中，明明为佛弟子集成的摩呾理迦与阿毗达磨，也得高推为佛说。声闻学派中，大众系的多闻部、施设部，分别说系的法藏部、饮光部(其实各部都有这些事)，明明为佛二三世纪成立的，必说部主是佛的及门弟子，新从雪山来，从阿耨达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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