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分灯普化的付法制，在禅宗史中，有深远的意义，而不是捏造的。从代表曹溪禅风的『坛经』来看，与『大乘无生方便门』等北宗禅，显有重大的区别。神会立顿教(如来禅)而斥渐教(清净禅)，不能说没有自己的见地，而只是争一法统。神会在『南宗定是非论』(神会集二八三、二九一)说： [P295] 「(和)上答：从秀禅(师)……说禅教人……。以下有数百余人说禅教人，并无大小，无师资情，共争名利，元无禀承，乱于正法，惑诸学道者，此灭佛法相也」。
「和上告远法师及诸人等：莫怪作如此说，见世间教禅者多，于学禅者极其缭乱。恐天魔波旬及诸外道入在其中，惑诸学道者，灭于正法，故如此说」。
从这段文看出，禅门大启以来，人人自称得法，处处开法立宗。从来一系相承的禅法，显然陷于分化，分化为形形色色。尤其是神秀一系，受到国家尊重，自不免有依傍禅门，「共争名利」的现象。这对于服膺曹溪禅风，坚信一代一人付法制的，充满了护法真诚的神会，实有不能不大声疾呼的苦心。神会是慧能门下的「狂」者，「狂者有所进取」。『证道歌』说：「圆顿教，勿人情，有疑不决直须争。不是山僧争人我，修行恐落断常坑」。神会的「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正是那种为佛法、为众生的真诚。如以世俗眼光，看作形式的法统之争，那是与事实相去远了！
为法的挫折与成功
从神秀入京(七０一)以来，经普寂等继踵弘扬，到天宝初年(七四二)，在当时的政教中心──洛阳、长安，以及大河南北，已有深广的基础。神会北上，发表震动当时，批评北宗的宏论，当然是不能没有阻碍的。在滑台大云寺召开大会，就有人临时「拆破场」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一说： [P296] 「侠客沙滩五台之事，县官白马。卫南卢郑二令文事，三度几死。商旅缞服，曾易服执秤负归。百种艰难，具如祖传。达摩悬丝之记，验于此矣！因淮上祈瑞，感炭生芝草，士庶咸睹，乃尽今(命？)建立无退屈心」。
所说的这些艰难，是在到洛阳以前的。文字过于简略，不能完全明了当时的情形。「县官白马」，是为白马的官府所拘系(县与悬同)。白马在滑台东，当时滑台是属于白马县的；起因是「侠客沙滩五台之事」。「三度几死」，是为了「卫南卢郑二令文事」。卢、郑，是二位县令。「卫南」，应是卫河(又名南运河)以南，不知是那二县的县令。上是武侠的牵累，这里是文字引起了麻烦。「商旅缞服」以下，似乎是受到处分，脱去僧衣而服劳役！神会在滑台、邢州一带，已遭遇种种的打击。但并不气馁，进一步的到了洛阳──北宗的中心地带。敢说敢为，终于遭遇了更大的挫折，如『宋僧传』「神会传」说：
「天宝中，御史卢奕阿比于寂，诬奏会聚徒，疑萌不利。玄宗召赴京，时驾幸昭应，汤池得对，言理允惬。敕移住均部；二年，敕徙荆州开元寺般若院住焉」。
关于神会的被徙移，『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一，说得更为分明：
「天宝十二年，被谮聚众。敕黜弋阳郡，又移武当郡。十三载，恩命量移襄州。至七月，又敕移荆州开元寺，皆北宗门下之所致也」。 [P297]
这一次的问题，极为严重。天宝十二年(七五三)，神会六十六岁，御史卢奕奏神会聚众，怕有不利于国家的企图。卢奕是北宗的护持者，对神会运用了政治的力量。神会的门下多了，分子就可能复杂。当时曾在汤池，面见玄宗，接受询问。但结果，被贬放到弋阳郡(今江西弋阳县)。又移到武当郡(今湖北均县)。第二年(十三年)，又移住襄州(今湖北襄阳)。到七月里，又移住荆州开元寺。不到二年，就迁徙了四次，艰困是可以想象的！在神会再回洛阳以前，就住在荆州。
时局的突然变乱，神会得到了再起的机会。天宝十四年(七五五)十一月，安禄山反了。第二年(七五六)，洛阳、长安沦陷，玄宗去了四川，太子在灵武即位(即肃宗)。到至德二年(七五七)，郭子仪等恢复了东西两京。这时候，神会出来了，被公推来主持开坛度僧的事，如『宋僧传』说：
「副元帅郭子仪率兵平殄，然于飞挽索然。用右仆射裴冕权计，大府各置戒坛度僧，僧税(百)缗，谓之香水钱，聚是以助军须。……群议乃请会主其坛度。于时寺宇宫观，鞠为灰烬，乃权创一院，悉资苫盖，而中筑方坛。所获财帛，顿支军费。代宗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有力焉」。
当时的度僧，是纳税得度的。纳税得度的情形，如『佛祖历代通载』卷一三(大正四九‧五九八 [P298] 中──下)说：
「听白衣能诵经五百纸者度为僧。或纳钱百缗，请牒剃落，亦赐明经出身。及两京平，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僧道万余人。进纳自此而始」。
『唐书』「食货志」，也说到：「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纳钱百千，赐明经出身」。当时的立坛度僧，对民众来说，免了兵役、劳役。对政府来说，得到了军需的支应。在政府军费的迫切下，神会出来主持号召，获得大量金钱上的供应，当然对神会特别重视起来。神会受到了皇帝的供养，如『宋僧传』说：
「肃宗皇帝诏入内供养。敕将作大匠，并功齐力，为造禅宇于荷泽寺中」。
神会在那时，念念不忘南宗顿教，为南宗做了两件大事。一、由郭子仪出面申请，请为菩提达摩──初祖立谥，如陈宽『再建圆觉塔志』(「唐文拾遗」三一)说：
「司徒中书令汾阳王郭子仪，复东京之明年(七五八)，抗表乞大师谥。代宗皇帝谥曰圆觉，名其塔曰空观」。
二、由广州节度使韦利见启奏，请六祖袈裟入内供养，如『别传』(续一四六‧四八七)说：
「上元二年，广州节度韦利见奏，僧行滔及传袈裟入内。孝感皇帝依奏，敕书曰：敕曹溪山六祖传袈裟，及僧行滔并俗弟子，韦利见令水陆给公乘，随中使刘楚江赴上都。上元二 [P299] 年十二月十七日下」(「上元」，应是「干元」的误写)。
从韶州请得传法袈裟，到宫内去供养，这是付法传衣，慧能为六祖的最好证明。在兵荒马乱中，郭子仪与韦利见，为禅宗奏请，可断论为与当时主持坛度，受到政府崇敬的神会有关。神会是「狂」者，是富有英雄气概的禅僧。支持他的，如兵部侍郎宋鼎，太尉房管(作「六叶图序」)，郭子仪，韦利见，都是与军队有关的人，也许是气分相投的关系！
神会为曹溪顿教而献身，不避任何艰险，坦然直进，终于达成了：韶州慧能为禅宗六祖，永为后代的定论。神会也该为了圆满所愿而熙怡微笑了！以后的事，如『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所说：
「干元(应是无元)元年(七六二)……五月十三日示灭，年七十五」。 「二年(七六三)，迁厝于东京龙门，置塔宝应。二年，敕于塔所置宝应寺」。 「大历五年(七七０)，敕赐祖堂额，号真宗般若传法之堂」。 「七年(七七二)，敕赐塔额，号般若大师之塔」。 「贞元十二年(七九六)，敕皇太子集诸禅师，楷定禅门宗旨，遂立神会禅师为第七祖」。
第二节 有关神会的著作
[P300]
有关神会的作品，过去仅从『传灯录』(卷三０)，知道『显宗记』短篇。直到炖煌所藏的，有关神会作品唐写本的发现，经胡适等校跋而发表出来，神会的禅学，及那个时代的禅宗史，才有较正确的理解。从事神会禅学的研究者，虽不一定能恰当地叙述，或不免偏颇的论断。然从资料的整理公布来说，是不能不表示钦佩的！
现存有关神会的作品，有『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菩提达磨南宗定是非论』；『南阳和上问答杂征义』；『顿悟无生般若颂』。在这几部中，虽胡适说『显宗记』为「禅八股」，却可能为神会所作；其余都是门下的记录或编集。早期的禅宗大德，很少有自己著述的。
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
胡适依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伯希和二０四五号第二件为底本，对勘日本贞木铃太郎校刊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的炖煌写本，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二十九本。现又附入『神会和尚遗集』。文中说到：「登此坛场，学修般若波罗蜜」。这是在「坛场」中，开法传禅(般若)的一项记录。对神会的禅学来说，最为体系完整。『历代法宝记』(大正五一‧一八五中)说到：
「东京荷泽寺神会和上，每月作檀场，为人说法，破清净禅，立如来禅，立知见，立言说。为戒定慧不破言说，云：正说之时即是戒，正说之时即是定，正说之时即是慧。说无念 [P301] 法，立见性」。
这是神会在坛场所说的主要内容。『坛语』虽没有具备，而重要的也都在了。特别是「立知见」，如『坛语』(神会集二三七、二三八)说：
「心有是非不？答：无。心有来去处不？答：无。心有青黄赤白不？答：无。心有住处不？答：心无住处。和上言：心既无住，知心无住不？答：知。知不知？答：知」。「今推到无住处立知，作没？……无住心不离知，知不离无住。知心无住，更无余知。… …无所住者，今推知识无住心是。而生其心者，知心无住是」。
神会以启发式的问答，层层推诘，推到「知心无住」。这就是「自本空寂心」；「知之一字，众妙之门」的知；「唯指佛心，即心是佛」的心。
『坛语』是神会在洛阳，开法传禅的记录。开元二十年(七三二)在滑台召开无遮大会，责神秀门下，人人开法…
《中国禅宗史 第七章 荷泽神会与南宗》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