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分燈普化的付法製，在禅宗史中，有深遠的意義，而不是捏造的。從代表曹溪禅風的『壇經』來看，與『大乘無生方便門』等北宗禅，顯有重大的區別。神會立頓教(如來禅)而斥漸教(清淨禅)，不能說沒有自己的見地，而只是爭一法統。神會在『南宗定是非論』(神會集二八叁、二九一)說： [P295] 「(和)上答：從秀禅(師)……說禅教人……。以下有數百余人說禅教人，並無大小，無師資情，共爭名利，元無禀承，亂于正法，惑諸學道者，此滅佛法相也」。
「和上告遠法師及諸人等：莫怪作如此說，見世間教禅者多，于學禅者極其缭亂。恐天魔波旬及諸外道入在其中，惑諸學道者，滅于正法，故如此說」。
從這段文看出，禅門大啓以來，人人自稱得法，處處開法立宗。從來一系相承的禅法，顯然陷于分化，分化爲形形色色。尤其是神秀一系，受到國家尊重，自不免有依傍禅門，「共爭名利」的現象。這對于服膺曹溪禅風，堅信一代一人付法製的，充滿了護法真誠的神會，實有不能不大聲疾呼的苦心。神會是慧能門下的「狂」者，「狂者有所進取」。『證道歌』說：「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不是山僧爭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神會的「爲天下學道者定宗旨，爲天下學道者辨是非」，正是那種爲佛法、爲衆生的真誠。如以世俗眼光，看作形式的法統之爭，那是與事實相去遠了！
爲法的挫折與成功
從神秀入京(七０一)以來，經普寂等繼踵弘揚，到天寶初年(七四二)，在當時的政教中心──洛陽、長安，以及大河南北，已有深廣的基礎。神會北上，發表震動當時，批評北宗的宏論，當然是不能沒有阻礙的。在滑臺大雲寺召開大會，就有人臨時「拆破場」了。『圓覺經大疏鈔』卷叁之一說： [P296] 「俠客沙灘五臺之事，縣官白馬。衛南盧鄭二令文事，叁度幾死。商旅缞服，曾易服執秤負歸。百種艱難，具如祖傳。達摩懸絲之記，驗于此矣！因淮上祈瑞，感炭生芝草，士庶鹹睹，乃盡今(命？)建立無退屈心」。
所說的這些艱難，是在到洛陽以前的。文字過于簡略，不能完全明了當時的情形。「縣官白馬」，是爲白馬的官府所拘系(縣與懸同)。白馬在滑臺東，當時滑臺是屬于白馬縣的；起因是「俠客沙灘五臺之事」。「叁度幾死」，是爲了「衛南盧鄭二令文事」。盧、鄭，是二位縣令。「衛南」，應是衛河(又名南運河)以南，不知是那二縣的縣令。上是武俠的牽累，這裏是文字引起了麻煩。「商旅缞服」以下，似乎是受到處分，脫去僧衣而服勞役！神會在滑臺、邢州一帶，已遭遇種種的打擊。但並不氣餒，進一步的到了洛陽──北宗的中心地帶。敢說敢爲，終于遭遇了更大的挫折，如『宋僧傳』「神會傳」說：
「天寶中，禦史盧奕阿比于寂，誣奏會聚徒，疑萌不利。玄宗召赴京，時駕幸昭應，湯池得對，言理允惬。敕移住均部；二年，敕徙荊州開元寺般若院住焉」。
關于神會的被徙移，『圓覺經大疏鈔』卷叁之一，說得更爲分明：
「天寶十二年，被谮聚衆。敕黜弋陽郡，又移武當郡。十叁載，恩命量移襄州。至七月，又敕移荊州開元寺，皆北宗門下之所致也」。 [P297]
這一次的問題，極爲嚴重。天寶十二年(七五叁)，神會六十六歲，禦史盧奕奏神會聚衆，怕有不利于國家的企圖。盧奕是北宗的護持者，對神會運用了政治的力量。神會的門下多了，分子就可能複雜。當時曾在湯池，面見玄宗，接受詢問。但結果，被貶放到弋陽郡(今江西弋陽縣)。又移到武當郡(今湖北均縣)。第二年(十叁年)，又移住襄州(今湖北襄陽)。到七月裏，又移住荊州開元寺。不到二年，就遷徙了四次，艱困是可以想象的！在神會再回洛陽以前，就住在荊州。
時局的突然變亂，神會得到了再起的機會。天寶十四年(七五五)十一月，安祿山反了。第二年(七五六)，洛陽、長安淪陷，玄宗去了四川，太子在靈武即位(即肅宗)。到至德二年(七五七)，郭子儀等恢複了東西兩京。這時候，神會出來了，被公推來主持開壇度僧的事，如『宋僧傳』說：
「副元帥郭子儀率兵平殄，然于飛挽索然。用右仆射裴冕權計，大府各置戒壇度僧，僧稅(百)缗，謂之香水錢，聚是以助軍須。……群議乃請會主其壇度。于時寺宇宮觀，鞠爲灰燼，乃權創一院，悉資苫蓋，而中築方壇。所獲財帛，頓支軍費。代宗郭子儀收複兩京，會之濟用，頗有力焉」。
當時的度僧，是納稅得度的。納稅得度的情形，如『佛祖曆代通載』卷一叁(大正四九‧五九八 [P298] 中──下)說：
「聽白衣能誦經五百紙者度爲僧。或納錢百缗，請牒剃落，亦賜明經出身。及兩京平，又于關輔諸州，納錢度僧道萬余人。進納自此而始」。
『唐書』「食貨志」，也說到：「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當時的立壇度僧，對民衆來說，免了兵役、勞役。對政府來說，得到了軍需的支應。在政府軍費的迫切下，神會出來主持號召，獲得大量金錢上的供應，當然對神會特別重視起來。神會受到了皇帝的供養，如『宋僧傳』說：
「肅宗皇帝诏入內供養。敕將作大匠，並功齊力，爲造禅宇于荷澤寺中」。
神會在那時，念念不忘南宗頓教，爲南宗做了兩件大事。一、由郭子儀出面申請，請爲菩提達摩──初祖立谥，如陳寬『再建圓覺塔志』(「唐文拾遺」叁一)說：
「司徒中書令汾陽王郭子儀，複東京之明年(七五八)，抗表乞大師谥。代宗皇帝谥曰圓覺，名其塔曰空觀」。
二、由廣州節度使韋利見啓奏，請六祖袈裟入內供養，如『別傳』(續一四六‧四八七)說：
「上元二年，廣州節度韋利見奏，僧行滔及傳袈裟入內。孝感皇帝依奏，敕書曰：敕曹溪山六祖傳袈裟，及僧行滔並俗弟子，韋利見令水陸給公乘，隨中使劉楚江赴上都。上元二 [P299] 年十二月十七日下」(「上元」，應是「幹元」的誤寫)。
從韶州請得傳法袈裟，到宮內去供養，這是付法傳衣，慧能爲六祖的最好證明。在兵荒馬亂中，郭子儀與韋利見，爲禅宗奏請，可斷論爲與當時主持壇度，受到政府崇敬的神會有關。神會是「狂」者，是富有英雄氣概的禅僧。支持他的，如兵部侍郎宋鼎，太尉房管(作「六葉圖序」)，郭子儀，韋利見，都是與軍隊有關的人，也許是氣分相投的關系！
神會爲曹溪頓教而獻身，不避任何艱險，坦然直進，終于達成了：韶州慧能爲禅宗六祖，永爲後代的定論。神會也該爲了圓滿所願而熙怡微笑了！以後的事，如『圓覺經大疏鈔』卷叁之下所說：
「幹元(應是無元)元年(七六二)……五月十叁日示滅，年七十五」。 「二年(七六叁)，遷厝于東京龍門，置塔寶應。二年，敕于塔所置寶應寺」。 「大曆五年(七七０)，敕賜祖堂額，號真宗般若傳法之堂」。 「七年(七七二)，敕賜塔額，號般若大師之塔」。 「貞元十二年(七九六)，敕皇太子集諸禅師，楷定禅門宗旨，遂立神會禅師爲第七祖」。
第二節 有關神會的著作
[P300]
有關神會的作品，過去僅從『傳燈錄』(卷叁０)，知道『顯宗記』短篇。直到炖煌所藏的，有關神會作品唐寫本的發現，經胡適等校跋而發表出來，神會的禅學，及那個時代的禅宗史，才有較正確的理解。從事神會禅學的研究者，雖不一定能恰當地敘述，或不免偏頗的論斷。然從資料的整理公布來說，是不能不表示欽佩的！
現存有關神會的作品，有『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禅門直了性壇語』；『菩提達磨南宗定是非論』；『南陽和上問答雜征義』；『頓悟無生般若頌』。在這幾部中，雖胡適說『顯宗記』爲「禅八股」，卻可能爲神會所作；其余都是門下的記錄或編集。早期的禅宗大德，很少有自己著述的。
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禅門直了性壇語
胡適依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伯希和二０四五號第二件爲底本，對勘日本貞木鈴太郎校刊的，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的炖煌寫本，發表于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二十九本。現又附入『神會和尚遺集』。文中說到：「登此壇場，學修般若波羅蜜」。這是在「壇場」中，開法傳禅(般若)的一項記錄。對神會的禅學來說，最爲體系完整。『曆代法寶記』(大正五一‧一八五中)說到：
「東京荷澤寺神會和上，每月作檀場，爲人說法，破清淨禅，立如來禅，立知見，立言說。爲戒定慧不破言說，雲：正說之時即是戒，正說之時即是定，正說之時即是慧。說無念 [P301] 法，立見性」。
這是神會在壇場所說的主要內容。『壇語』雖沒有具備，而重要的也都在了。特別是「立知見」，如『壇語』(神會集二叁七、二叁八)說：
「心有是非不？答：無。心有來去處不？答：無。心有青黃赤白不？答：無。心有住處不？答：心無住處。和上言：心既無住，知心無住不？答：知。知不知？答：知」。「今推到無住處立知，作沒？……無住心不離知，知不離無住。知心無住，更無余知。… …無所住者，今推知識無住心是。而生其心者，知心無住是」。
神會以啓發式的問答，層層推诘，推到「知心無住」。這就是「自本空寂心」；「知之一字，衆妙之門」的知；「唯指佛心，即心是佛」的心。
『壇語』是神會在洛陽，開法傳禅的記錄。開元二十年(七叁二)在滑臺召開無遮大會，責神秀門下，人人開法…
《中國禅宗史 第七章 荷澤神會與南宗》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