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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雨集第五册 一、游心法海六十年▪P2

  ..续本文上一页 三 思想确定

  二十七年七月,因日军的逐渐逼近武汉,到了四川缙云山的汉藏教理院。身体虽比前更差,不过多住在山上,环境与气候好些,身体也觉得舒服些。二十九年,住贵阳的大觉精舍。三十年初秋到三十三年夏天,住四川合江的法王学院。三十五年春天,离开了四川,先后安住在缙云山的,约有四年。这次离川,与演培、妙钦同行,经西北公路而东返的。因病在开封佛学社住了三个月,等到想动身时,兰封的铁路被八路破坏了,不得不折返武昌。三十六年正月,回到了江浙,遇上了虚大师的圆寂。为了编纂『太虚大师全书』,住奉化雪窦寺一年余。三十七年,住杭州香山洞半年;冬天到了厦门南普陀寺。三十八年夏天,到了香港。四十一年秋天,又离香港到台湾。从入川到来台,共有十四年。这是国家动乱多难的十四年!而我,是身体最虚弱(曾虚脱三次),生活最清苦,行止最不定 [P11] ,而也是写作最勤、讲说最多的十四年。

  一、二十九年,读到虚大师所讲的:『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教』,『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从巴利语系佛教说到今菩萨行』,每篇都引起我深深的思惟。大师分佛教为三期,所说的「依天乘行果趣获得大乘果的像法时期」,「依天乘行果」,不就是大师所说:「融摄魔梵(天),渐丧佛真之泛神(天)秘密乘」(『致常惺法师书』)吗?「中国所说的是大乘教,但所修的却是小乘行」,为什么会如此?思想与行为,真可以毫无关联吗!在大师的讲说中,得到了一些新的启发,也引起了一些新的思考。我虽然曾在佛学院求学,但我的进修,主要是自修。虚大师给我思想上的启发,也是从文字中来的。自从在汉藏教理院,遇到了法尊法师,才觉得有同学之乐。法尊法师是我的老学长,读他从藏文译出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辨了义不了义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现观庄严论略释』,月称的『入中论』等,可说得益不少!空宗为什么要说缘起是空,唯识宗非说依他起是有不可,问题的根本所在,才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我为『密 [P12] 宗道次第广论』润文,也就请问过、讨论过里面的一些问题。问问西藏佛教,修学的情形,甚至谈到「饮智慧汤」(活佛的小便),「捉妖」等怪事,也增长知识不少。有两点不妨一提:一、由于我的请求,译出了『七十空性论』,论中有一段文字,文义前后不相合,经审细推究,断定藏文原典有了「错简」。将这段文字移在前面,就完全吻合了。二、他编写『西藏政教史』(书名已记不明白),从达朗玛灭法到西藏佛法重兴,这中间的年代,对照中国历史,始终不能配合。原来他所依的西藏史料,是以干支纪年的,中间空了六十年,无话可说。如中间多六十年,那么西藏所记的年代(干支),就与中国的完全相合了。法尊法师的记忆力强,理解力也强,是我一生中得益很多的学长。他的思想,已经西藏佛教化了,与我的意见,距离得非常远,但彼此对论,或者辩诘,从没有引起不愉快,这是值得珍视的友谊!

  二、在这长期动乱不安中,我开始成部的写作,与讲说而由别人记录成书。一方面,有几位同学──演培、续明、妙钦他们,希望我作些课外的讲说;一方 [P13] 面,是我对全体佛法的看法,逐渐凝定,也有了表示意见的意欲。如三十年所写的『佛在人间』,『佛教是无神论的宗教』,『法海探珍』,都是阐扬佛法的人间性,反对天(神)化;探求佛法本质,而舍弃过了时的方便。「佛法与现实佛教界有距离」,是一向存在于内心的问题。出家来八年的修学,知道为中国文化所歪曲的固然不少,而佛法的渐失本真,在印度由来已久,而且越来越严重。所以不能不将心力,放在印度佛教的探究上。这一时期的写作与讲说,也就重在分别解说,确定印度经论本义,并探求其思想的演化。当时,我分大乘法义为三论 ──性空唯名论,虚妄唯识论,真常唯心论。这一分类,大致与虚大师的大乘三宗──法性空慧宗,法相唯识宗,法界圆觉宗相同。在『法海探珍』中,曾以三法印──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槃寂静,作为三系思想的不同所依。着重于三系的分解,所以写的与讲的,着重于此。如属于性空唯名论的,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记』,『中观论颂讲记』,『中观今论』,『性空学探源』。属于虚妄唯识论的,有『摄大乘论讲记』,『唯识学探源』 [P14] ,『解深密经』。属于真常唯心论的,有『胜鬘经讲记』,『大乘起信论讲记』,『阿跋多罗楞伽宝经』。我在师友间,是被看作三论宗的,而第一部写作,是『唯识学探源』;第一部讲录成书的,是『摄大乘论讲记』,这可以证明一般的误解了!在所讲的经中,『解深密经』仅讲『胜义了义』章,在演培的『解深密经语体释』里,可能含有我的部分意见。『楞伽经』,没有讲圆满。后来在台湾又讲了二次,应该有记录,但没有成书。现在仅保留我对『楞伽』全经的科判 ──五门,二十章,五十一节的名目。我的讲解,从不会拈出一字一句,发挥自己的高见,也没有融会贯通。虽然所说的未必正确,但只希望阐明经论的本义。为了理解三系经论的差别,所以讲解时,站在超宗派的立场,而不是照着自己的见解去解释一番。以现在的理解来说,『性空学探源』一书,虽搜集了不少资料,而说到「探源」,似乎差一点!

  三、从现实世间的一定时空中,去理解佛法的根源与流变,就不能不注意到佛教的史地。大乘三系,也还是开展、流行、演化于某时某地的。妙钦编了一部 [P15] 『中国佛教史略』,我加以补充修正,使中国佛教史与印度佛教史相关联,作为二人的合编。从佛教典籍中,论证释迦族是属于印度东方的,所以是东方的沙门文化,有反对印度阿利安人传统的真常梵我论的特性,这就是『佛教之兴起与东方印度』一文的主要意义。『太虚大师年谱』,是近代佛教大师,有关近代中国佛教的种种史实。最重要的一部,当然是三十一年所写的『印度之佛教』。印度佛教史的流变,我分判为五期:一、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二、菩萨倾向之声闻分流;三、菩萨为本之大小兼畅;四、如来倾向之菩萨分流;五、如来为本之梵佛一体。印度佛教的先后五期,从创立到衰灭,正如人的一生,自童年、少年、壮年、老年到死亡。我以为,佛法不能没有方便,不能不求时地的适应,但「对于方便,或为正常之适应,或为畸形之发展,或为毒素之羼入,必严为料简,正不能率以方便二字混滥之」。觉得「中国佛教,为圆融、方便、真常、唯心、他力、顿证之所困,已奄奄无生气;神秘、欲乐之说,自西(康、藏)而东,又日有泛滥之势」(『自序』)。『印度之佛教』是史的叙述,但不只是叙述,而有 [P16] 评判取舍的立场。所以这部书的出版,有人同情,也有人痛恨不已。不过痛恨者,只是在口头传说中咒咀,而真能给以批评的,是虚大师与王恩洋居士(还有教外人一篇)。我称印度佛教末期为「佛梵一体」,与虚大师所判摄的「依天乘行果」,大致相同。虚大师的批评重心在:我以人间的佛陀──释迦为本;以性空唯名、虚妄唯识、真常唯心──三系,为大乘佛法的开展与分化。而虚大师是大乘别有法源(在『阿含经』以外)的,是中国佛教传统,以『楞严』、『起信』等为准量,也就是以真常唯心──法界圆觉为根本的。虚大师所以主张,『大乘起信论』造于龙树『中论』等以前,以维持真常唯心为大乘根本的立场。不过,说『起信论』的造作,比龙树作『中论』等更早,怕不能得到研究佛教史者的同意!其实,我对印度的佛教,也不是扬龙树而贬抑他宗的。我是说:「佛后之佛教,乃次第发展而成者。其方便之适应,理论之阐述,如不适于今者,或偏激者,或适应低级趣味者,则虽初期者犹当置之,况龙树论乎?乃至后之密宗乎!其正常深确者,适于今者,则密宗而有此,犹当取而不舍,而况真常系之经论乎! [P17] 其取舍之标准,不以传于中国者为是,不以盛行中国者为是,着眼于释尊之特见、景行,此其所以异(于大师)乎」(『敬答议印度佛教史』)!存有扬清抑浊,淘沙取金的意趣,没有说千百年来所传,一切都是妙方便,这就难怪有人要不满了。王恩洋是著名的唯识学者,他不满真常唯心论,称之为「入篡正统」,那是不承认他是佛法的。对于末期的秘密乘,当然没有好感。他所以要批评『印度之佛教』,只是为了辨论空宗与有宗,谁是了义的,更好的。我写了『空有之间』,以表示我的意见。以上几种,都是自己写作的。

  四、我在『印度之佛教』的「自序」中说:「立本于根本(即初期)佛教之淳朴,宏阐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机应慎),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庶足以复兴佛教而畅佛之本怀也欤」!那时,我多读「阿含」、「戒律」、「阿毗达磨」,不满晚期之神秘欲乐,但立场是坚持大乘的(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锡兰等南方佛教,以为他们所传的三藏,是王舍城结集的原本;以为大乘佛教,是印度教化的,非佛说的。这种意见,多少传入当时的抗战后方,而引起某些人的 [P18] 疑惑。我为续明他们,讨论这个问题,后来题为『大乘是佛说论』(依现在看来,说得不太完善)。慧松法师留学锡兰返国,法舫法师在锡兰边学边教,都有以传入锡兰的为纯正佛法,而轻视印度所有,传入中国佛教的倾向。所以为慧松写『!2扆!2菨文集序』,表示我的意见;因法舫法师而写『与巴利语系学者论大乘』。我到台湾来,有人说我反对大乘,那不是恶意,就是误会了!

  五、大乘佛法,我以性空为主,兼摄唯识与真常。在精神上、行为上,倡导青年佛教与人间佛教。在历史上,大乘佛教的开展,确与青年大众有关。所以依『华严经』的「入法界品」,善财童子的求法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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