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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雨集第五冊 一、遊心法海六十年▪P2

  ..續本文上一頁 叁 思想確定

  二十七年七月,因日軍的逐漸逼近武漢,到了四川缙雲山的漢藏教理院。身體雖比前更差,不過多住在山上,環境與氣候好些,身體也覺得舒服些。二十九年,住貴陽的大覺精舍。叁十年初秋到叁十叁年夏天,住四川合江的法王學院。叁十五年春天,離開了四川,先後安住在缙雲山的,約有四年。這次離川,與演培、妙欽同行,經西北公路而東返的。因病在開封佛學社住了叁個月,等到想動身時,蘭封的鐵路被八路破壞了,不得不折返武昌。叁十六年正月,回到了江浙,遇上了虛大師的圓寂。爲了編纂『太虛大師全書』,住奉化雪窦寺一年余。叁十七年,住杭州香山洞半年;冬天到了廈門南普陀寺。叁十八年夏天,到了香港。四十一年秋天,又離香港到臺灣。從入川到來臺,共有十四年。這是國家動亂多難的十四年!而我,是身體最虛弱(曾虛脫叁次),生活最清苦,行止最不定 [P11] ,而也是寫作最勤、講說最多的十四年。

  一、二十九年,讀到虛大師所講的:『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教』,『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從巴利語系佛教說到今菩薩行』,每篇都引起我深深的思惟。大師分佛教爲叁期,所說的「依天乘行果趣獲得大乘果的像法時期」,「依天乘行果」,不就是大師所說:「融攝魔梵(天),漸喪佛真之泛神(天)秘密乘」(『致常惺法師書』)嗎?「中國所說的是大乘教,但所修的卻是小乘行」,爲什麼會如此?思想與行爲,真可以毫無關聯嗎!在大師的講說中,得到了一些新的啓發,也引起了一些新的思考。我雖然曾在佛學院求學,但我的進修,主要是自修。虛大師給我思想上的啓發,也是從文字中來的。自從在漢藏教理院,遇到了法尊法師,才覺得有同學之樂。法尊法師是我的老學長,讀他從藏文譯出的:『菩提道次第廣論』,『辨了義不了義論』,『密宗道次第廣論』,『現觀莊嚴論略釋』,月稱的『入中論』等,可說得益不少!空宗爲什麼要說緣起是空,唯識宗非說依他起是有不可,問題的根本所在,才有了進一步的理解。我爲『密 [P12] 宗道次第廣論』潤文,也就請問過、討論過裏面的一些問題。問問西藏佛教,修學的情形,甚至談到「飲智慧湯」(活佛的小便),「捉妖」等怪事,也增長知識不少。有兩點不妨一提:一、由于我的請求,譯出了『七十空性論』,論中有一段文字,文義前後不相合,經審細推究,斷定藏文原典有了「錯簡」。將這段文字移在前面,就完全吻合了。二、他編寫『西藏政教史』(書名已記不明白),從達朗瑪滅法到西藏佛法重興,這中間的年代,對照中國曆史,始終不能配合。原來他所依的西藏史料,是以幹支紀年的,中間空了六十年,無話可說。如中間多六十年,那麼西藏所記的年代(幹支),就與中國的完全相合了。法尊法師的記憶力強,理解力也強,是我一生中得益很多的學長。他的思想,已經西藏佛教化了,與我的意見,距離得非常遠,但彼此對論,或者辯诘,從沒有引起不愉快,這是值得珍視的友誼!

  二、在這長期動亂不安中,我開始成部的寫作,與講說而由別人記錄成書。一方面,有幾位同學──演培、續明、妙欽他們,希望我作些課外的講說;一方 [P13] 面,是我對全體佛法的看法,逐漸凝定,也有了表示意見的意欲。如叁十年所寫的『佛在人間』,『佛教是無神論的宗教』,『法海探珍』,都是闡揚佛法的人間性,反對天(神)化;探求佛法本質,而舍棄過了時的方便。「佛法與現實佛教界有距離」,是一向存在于內心的問題。出家來八年的修學,知道爲中國文化所歪曲的固然不少,而佛法的漸失本真,在印度由來已久,而且越來越嚴重。所以不能不將心力,放在印度佛教的探究上。這一時期的寫作與講說,也就重在分別解說,確定印度經論本義,並探求其思想的演化。當時,我分大乘法義爲叁論 ──性空唯名論,虛妄唯識論,真常唯心論。這一分類,大致與虛大師的大乘叁宗──法性空慧宗,法相唯識宗,法界圓覺宗相同。在『法海探珍』中,曾以叁法印──諸法無我,諸行無常,涅槃寂靜,作爲叁系思想的不同所依。著重于叁系的分解,所以寫的與講的,著重于此。如屬于性空唯名論的,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記』,『中觀論頌講記』,『中觀今論』,『性空學探源』。屬于虛妄唯識論的,有『攝大乘論講記』,『唯識學探源』 [P14] ,『解深密經』。屬于真常唯心論的,有『勝鬘經講記』,『大乘起信論講記』,『阿跋多羅楞伽寶經』。我在師友間,是被看作叁論宗的,而第一部寫作,是『唯識學探源』;第一部講錄成書的,是『攝大乘論講記』,這可以證明一般的誤解了!在所講的經中,『解深密經』僅講『勝義了義』章,在演培的『解深密經語體釋』裏,可能含有我的部分意見。『楞伽經』,沒有講圓滿。後來在臺灣又講了二次,應該有記錄,但沒有成書。現在僅保留我對『楞伽』全經的科判 ──五門,二十章,五十一節的名目。我的講解,從不會拈出一字一句,發揮自己的高見,也沒有融會貫通。雖然所說的未必正確,但只希望闡明經論的本義。爲了理解叁系經論的差別,所以講解時,站在超宗派的立場,而不是照著自己的見解去解釋一番。以現在的理解來說,『性空學探源』一書,雖搜集了不少資料,而說到「探源」,似乎差一點!

  叁、從現實世間的一定時空中,去理解佛法的根源與流變,就不能不注意到佛教的史地。大乘叁系,也還是開展、流行、演化于某時某地的。妙欽編了一部 [P15] 『中國佛教史略』,我加以補充修正,使中國佛教史與印度佛教史相關聯,作爲二人的合編。從佛教典籍中,論證釋迦族是屬于印度東方的,所以是東方的沙門文化,有反對印度阿利安人傳統的真常梵我論的特性,這就是『佛教之興起與東方印度』一文的主要意義。『太虛大師年譜』,是近代佛教大師,有關近代中國佛教的種種史實。最重要的一部,當然是叁十一年所寫的『印度之佛教』。印度佛教史的流變,我分判爲五期:一、聲聞爲本之解脫同歸;二、菩薩傾向之聲聞分流;叁、菩薩爲本之大小兼暢;四、如來傾向之菩薩分流;五、如來爲本之梵佛一體。印度佛教的先後五期,從創立到衰滅,正如人的一生,自童年、少年、壯年、老年到死亡。我以爲,佛法不能沒有方便,不能不求時地的適應,但「對于方便,或爲正常之適應,或爲畸形之發展,或爲毒素之羼入,必嚴爲料簡,正不能率以方便二字混濫之」。覺得「中國佛教,爲圓融、方便、真常、唯心、他力、頓證之所困,已奄奄無生氣;神秘、欲樂之說,自西(康、藏)而東,又日有泛濫之勢」(『自序』)。『印度之佛教』是史的敘述,但不只是敘述,而有 [P16] 評判取舍的立場。所以這部書的出版,有人同情,也有人痛恨不已。不過痛恨者,只是在口頭傳說中咒咀,而真能給以批評的,是虛大師與王恩洋居士(還有教外人一篇)。我稱印度佛教末期爲「佛梵一體」,與虛大師所判攝的「依天乘行果」,大致相同。虛大師的批評重心在:我以人間的佛陀──釋迦爲本;以性空唯名、虛妄唯識、真常唯心──叁系,爲大乘佛法的開展與分化。而虛大師是大乘別有法源(在『阿含經』以外)的,是中國佛教傳統,以『楞嚴』、『起信』等爲准量,也就是以真常唯心──法界圓覺爲根本的。虛大師所以主張,『大乘起信論』造于龍樹『中論』等以前,以維持真常唯心爲大乘根本的立場。不過,說『起信論』的造作,比龍樹作『中論』等更早,怕不能得到研究佛教史者的同意!其實,我對印度的佛教,也不是揚龍樹而貶抑他宗的。我是說:「佛後之佛教,乃次第發展而成者。其方便之適應,理論之闡述,如不適于今者,或偏激者,或適應低級趣味者,則雖初期者猶當置之,況龍樹論乎?乃至後之密宗乎!其正常深確者,適于今者,則密宗而有此,猶當取而不舍,而況真常系之經論乎! [P17] 其取舍之標准,不以傳于中國者爲是,不以盛行中國者爲是,著眼于釋尊之特見、景行,此其所以異(于大師)乎」(『敬答議印度佛教史』)!存有揚清抑濁,淘沙取金的意趣,沒有說千百年來所傳,一切都是妙方便,這就難怪有人要不滿了。王恩洋是著名的唯識學者,他不滿真常唯心論,稱之爲「入篡正統」,那是不承認他是佛法的。對于末期的秘密乘,當然沒有好感。他所以要批評『印度之佛教』,只是爲了辨論空宗與有宗,誰是了義的,更好的。我寫了『空有之間』,以表示我的意見。以上幾種,都是自己寫作的。

  四、我在『印度之佛教』的「自序」中說:「立本于根本(即初期)佛教之淳樸,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機應慎),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庶足以複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欤」!那時,我多讀「阿含」、「戒律」、「阿毗達磨」,不滿晚期之神秘欲樂,但立場是堅持大乘的(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錫蘭等南方佛教,以爲他們所傳的叁藏,是王舍城結集的原本;以爲大乘佛教,是印度教化的,非佛說的。這種意見,多少傳入當時的抗戰後方,而引起某些人的 [P18] 疑惑。我爲續明他們,討論這個問題,後來題爲『大乘是佛說論』(依現在看來,說得不太完善)。慧松法師留學錫蘭返國,法舫法師在錫蘭邊學邊教,都有以傳入錫蘭的爲純正佛法,而輕視印度所有,傳入中國佛教的傾向。所以爲慧松寫『!2扆!2菨文集序』,表示我的意見;因法舫法師而寫『與巴利語系學者論大乘』。我到臺灣來,有人說我反對大乘,那不是惡意,就是誤會了!

  五、大乘佛法,我以性空爲主,兼攝唯識與真常。在精神上、行爲上,倡導青年佛教與人間佛教。在曆史上,大乘佛教的開展,確與青年大衆有關。所以依『華嚴經』的「入法界品」,善財童子的求法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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