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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雨集第五册 一、游心法海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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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游心法海六十年

  一 福缘不足‧勉力而行

  我从接触佛法到现在,已整整的六十年,这是一个不算太短的时间。出家以来,在「修行」、「学问」、「修福」──三类出家人中,我是着重在「学问」,也就是重在「闻思」,从经律论中去探究佛法。回想起来,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虽然也讲了一些,写了一些,但成就有限,未免惭愧!民国(以下略)四十六年夏天,道源长老曾问我:「你是重学问、重智慧的,为什么修建道场,要叫福严精舍呢」?我说:「老学长!福德因缘不足,智慧也难得成就呀」!我研求佛法而成就有限,只由于自己的福缘不足。

  我出身于农村,家庭并不富裕。七年,我十三岁,在高等小学毕业,为经济 [P2] 所限,就从此失学了。所以,论中国的固有文化,汉学、宋学、程、朱、陆、王;西方的新学,哲学、科学、社会……,我都没有修学过。最多与现在初中相等的程度,要研究高深而广大的佛法,绠短汲深,未免太勉强了!二十年春天,到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求学,已是旧历二月。五月中,暑期考试没有终了,我就病倒了,也就从此没有再受佛学院的正式教育。世学与佛学,我都没有良好的基础。

  我学过外文。高小时,学了两年的英文。我是插入二年级的;从字母学起,没有语言方面的才能,实在跟不上。当时不知道英文有什么用处,学得并无兴趣;毕业以后,没有接触英语、英文的机会,所以字母以外,什么都忘了。我又学过日文,那是在闽南佛学院的时候。不幸得很,又是插入甲班的第二学期(『平凡的一生』,误作「二年级」)。从中间插入,又是从字母学起,时间不到半年,能学到些什么!日文老师神田先生点名时,我会答应一声,但日语的「印顺」,我却没有学会,想起来也觉得有点好笑。英、日二种语文,都从中间学习起, [P3] 结果是等于没有学。在四川时,有学习藏文的机会,由于多病而没有学。梵文与巴利文,那就更不用说了。在现代的佛学界,想探究佛法而不通外文,实在是不及格的。学力不足,这该是我探究有心而成就有限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一生多病。十九年秋天出家,二十年夏天开始,就似乎常在病中。肠胃的消化吸收不良,体力衰弱到一再虚脱(休克)。自以为只是衰弱,却不知患有严重的肺结核。二十六年夏到二十七年夏,四十四年秋到四十五年秋,六十年秋末到六十四年夏,都因病而长期停止了佛法的进修。由于身体衰弱,所以有了事务,或舟车往来,或到海外去,都是停止阅读经论的。太多的宝贵时间,浪费在事务,主要是衰弱多病的因缘中!求学而没有能长期的接受教育,自修而又常为病魔所困,这不都是没有福报的明证吗!福缘不足,是无可奈何的事,只有凭着坚定的意愿,不知自量的勉力而行! [P4]

  

  二 修学之历程

  一 暗中摸索

  六十年的漫长岁月,我在佛法中的进修,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十四年(二十岁),我读到冯梦桢的『庄子序』:「然则庄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驱耶」,而引起了探究佛法的动机。出家前的我,生活圈子极小,不知佛法到底是什么。探求佛法,只能到附近几处小庙中去求,得到了『金刚经石(成金)注』,『龙舒净土文』,『人天眼目』残本等。前二部,读了有点了解,却觉得意义并不相同。读了『人天眼目』,只知禅宗有五家宗派而已。无意中,在商务印书馆的目录中,发现有佛书,于是购到了『成唯识论学记』,『相宗纲要』,『三论宗纲要』。因『三论宗纲要』而知道三论,设法购得『中论』与『三论玄义』;其后又求到了嘉祥的三论疏。我没有良好的国文基础,却修学这精深的法门,艰苦是可想而知的!记得初读『中论』(青目注本),可说完全不了解 [P5] 。然而,不了解所以更爱好,只怪自己的学力不足,佛法是那样的高深,使我向往不已!那时,不知道佛法有辞典。在商务本的『辞源』中,发现佛法的术语极多,但没有钱买,就一条条的摘录下来。经过这一番抄录,对一般佛学常识,倒大有帮助,但这样的费时费力,简直是愚不可及!我的修学佛法,一切在摸索中进行,没有人指导,读什么经论,是全凭因缘来决定的。一开始,就以三论、唯识法门为探究对象,当然事倍而功半。经四、五年的阅读思惟,多少有一点了解,也就发现了:佛法与现实佛教界间的距离。我的故乡,寺庙中的出家人(没有女众),没有讲经说法的,有的是为别人诵经、礼忏;生活与俗人没有太多的差别。在家信佛的,只是求平安,求死后的幸福。少数带发的女众,是「先天」、「无为」等道门,在寺庙里修行,也说他是佛教。理解到的佛法,与现实佛教界差距太大,这是我学佛以来,引起严重关切的问题。这到底是佛法传来中国,年代久远,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变质?还是在印度就是这样──高深的法义,与通俗的迷妄行为相结合呢!我总是这样想:乡村佛法衰落,一定有佛法兴盛的地方 [P6] 。为了佛法的信仰,真理的探求,我愿意出家,到外地去修学。将来修学好了,宣扬纯正的佛法。当时意解到的纯正佛法,当然就是三论与唯识。

  

  二 求法阅藏

  十九年秋天,我在普陀山福泉庵出家了。一般的寺院,是不可能专心修学的,修学也没有人指导。所以二十年春天,在师长的同意下,到厦门闽南佛学院求学。院长是太虚大师,而实际的主持者,是大醒、芝峰二位法师。一学期中,听了『三论玄义』,『杂集论』与『俱舍论』的小部分,就因病而休学了。在家时的暗中摸索,是从三论、唯识入门的;恰好那时的闽院,也着重三论与唯识,所以在这一学团中,思想非常契合。虚大师的「人生佛教」,对我有重大的启发性。读『大乘宗地引论』与『佛法总抉择谈』,对虚大师博通诸宗而加以善巧的融会贯通,使我无限的佩服。我那年的创作──『抉择三时教』,对于智光的三时教,唯识宗的三时教,抉择而予以融贯,就是学习虚大师的融贯手法。民国以来,由于「南欧(阳渐)北韩(清净)」的提倡唯识,唯识宗受到了学界的重视。 [P7] 虚大师的思想,根源在『楞严』、『起信』,但也推重法相唯识,所以说:知「整僧之在律,而摄化学者世间,需以法相」(『相宗新旧二译不同论书后』);「立言善巧,建义显了,以唯识为最」(『起信论唯识释』)。梅光羲作『相宗新旧二译不同论』,虚大师有『书后』,都推重玄奘的新译。镇江守培长老,作『读相宗新旧二译不同论之意见』,以为旧的相宗(「地论」,「摄论」)都对,新的相宗都不对。不但玄奘不对,窥基不对,说「护法妄立有宗」,连世亲菩萨也有问题。在同学们不满守老的气氛下,我起来反驳,写了长篇的『评破守培上人读相宗新旧二译不同论之意见』,为唯识宗作辩护者,当然是新的都对,旧的都不对。虚大师的融贯善巧,我是由衷钦佩的;但对内学院刊行的『内学』,梁启超的『起信论考证』,也有浓厚的兴趣。对于大乘佛法,我赞同内学院的见解,只有法性(三论)与法相(唯识)二宗。虚大师所提倡的佛教改革运动,我原则上是赞成的,但觉得不容易成功。出家以来,多少感觉到,现实佛教界的问题,根本是思想问题。我不像虚大师那样,提出「教理革命」;却愿意多多理解 [P8] 教理,对佛教思想起一点澄清作用。

  那年下学期,住福建名剎──鼓山涌泉寺。年底回闽院,醒公命我为同学们讲『十二门论』。由于相宗二译不同论的论辩,渐渐引起了自己内心的反省:这是千百年来的老问题,旧译与新译的思想对立,难道都出于译者的意见?还是远源于印度论师的不同见解,或论师所依的经典不同呢?这是佛法中的大问题,我没有充分理解,又那里能够决了!同时偶然的因缘,引起自己的警觉:我是发心求法而来的,学不到半年,就在这里当法师,未免不知惭愧!觉得不能老是这样下去,还是自求充实的好。就这样,离开厦门而回到了普陀。

  从二十一年夏天,到二十五年年底,除了在武昌佛学院(那时名义是「世界佛学苑图书馆」)专修三论章疏半年,又到闽院半年,及其他事缘外,都住在普陀佛顶山慧济寺的阅藏楼,足足有三年。那时候,看大藏经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这里的环境,是这一生中觉得最理想的。白天阅读大藏经,晚上还是研读三论与唯识。三年阅藏的时间,对我来说,实在所得不多。因为清刻的大藏经,七千 [P9] 余卷,每天要读七、八卷(每卷平均约九千字)。这只是快读一遍,说不上思惟、了解。记忆力不强的我,读过后是一片茫然。不过阅藏也还是有所得的:从所读的大藏经中,发见佛法的多采多姿,真可说「百花争放」,「千岩竞秀」!这是佛教的大宝藏,应该是探求无尽的。知道法门广大,所以不再局限于三论与唯识。对于大乘佛法,觉得虚大师说得对,应该有「法界圆觉」一大流。大乘经不是论书那样的重于理论,到处都劝发修持,是重于实践的。还有,读到『阿含经』与各部广『律』,有现实人间的亲切感,真实感,而不如部分大乘经,表现于信仰与理想之中。这对于探求佛法的未来动向,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十六年上学期,住在武昌佛学院。读到了日本高楠顺次郎与木村泰贤合编的『印度哲学宗教史』;木村泰贤着的『原始佛教思想论』;还有墨禅所译的,结城令闻所著的,关于心意识的唯识思想史(书名已记不清,译本也因战乱而没有出版)。这几部书,使我探求佛法的方法,有了新的启发。对于历史、地理、考证,我没有下过功夫,却有兴趣阅读。从现实世间的一定时空中,去理解佛法 [P10] 的本源与流变,渐成为我探求佛法的方针。觉得惟有这样,才能使佛法与中国现实佛教界间的距离,正确的明白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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