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达磨宗与中国禅宗
张文良
日本的禅宗从中国传到日本，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现在的临济宗(十四派)、曹洞宗和黄檗宗三大分支，在整个日本宗教中占有一定地位，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据统计，日本的禅宗寺院有21017座，信徒大约有3354000人。在日本禅宗的信仰体系中，达磨信仰和祖师信仰处于中心位置。如在临济宗的寺院中，有开山堂的建筑，在堂内的中央往往供奉达磨像和日本临济宗祖师荣西像。而在黄檗宗的万福寺，则有供奉达磨的祖师堂和供奉日本黄檗宗祖师隐元隆琦的开山堂。达磨作为禅宗的始祖，受到日本禅宗各派的—致信仰。除此之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日本还有一个特殊的禅宗流派——达磨宗在民间传承。该宗虽然以达磨为号召，但因为该宗教义和组织的特殊性而长期被视为异端，受到迫害，并最终消融到了禅宗的其他派别之中。本文拟对该宗的历史演变和思想特点做一概述，开对日本达磨宗与中国禅宗的关系做一简单分析。
一、中国禅宗东传与达磨
禅传入日本始于日本的白凤时代的遣唐僧道昭(629-700)。据虎关师炼(1278-1346)所着《元亨释书》(1322年)的记载，道昭在跟随玄奘(602-664)学习法相宗之余，还师从中国禅宗二祖慧可的再传弟子慧满(生卒年不详)学禅。道昭在归国后，在法兴寺建立了日本最早的禅院，可以说道昭是日本禅的最初传播者。但因为史料阙如，所以道昭的禅思想及其在日本思想界的影响无由得知。
在奈良时代，先于鉴真东渡日本的道叡在传播戒律的同时，也把当时中国的北宗禅传到了日本。道叡曾在大安寺设“禅院”，着有《梵网经疏》等，其思想可以说是禅与戒律的结合。引人注目的是，道叡是神秀的继承者普寂的弟子，其禅思想的核心应该是北宗禅。而且，据说道叡也精通天台宗，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就是道叡的再传弟子(最澄师从道叡的弟子行表)。从最澄的台、密、禅、戒的“四种相承”思想中，也可以看到道叡的思想的影响。
在平安时代，最引入注目的是传教大师最澄对牛头禅的传承。据《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并序》记载，入唐求法的最澄于804年从天台山禅林寺的倏然处得到牛头宗的付法和相关文献。在最澄所传文献目录中，可以发现许多禅宗的文献。而最澄之所以把大量的禅宗文献带到日本，是与他将“禅”视为“四种相承”之一的立场直接相关的。而且，禅宗、特别是北宗禅的“佛性”与“如来藏”思想，也与天台的“一佛乘”思想有相通之处。
最澄的禅宗立场直接影响到日本天台宗僧人、特别是遣唐僧对禅宗的热情。如天台宗的圆仁(794-864)、圆珍(814-891)等就将大量的禅宗典籍传到了日本。
在道叡、最澄及其他遣唐僧带到日本的禅宗文献中，据传为达磨所撰的典籍有相当的数量。根据《正仓院文书》的记载，传到日本的初期禅宗文献中，传为菩提达磨所撰的着作有：《楞伽经疏》五卷、《楞伽经科文》(《楞伽经开题文》)二卷、《金刚般若经注》一卷、昙琳集《二入四行论》等。而在“入唐八家”之一的圆仁带回日本的典籍中，则有据传为菩提达磨所撰的《唯心论》；圆珍带回的典籍中，则有《达磨和上悟性论》。而内容与达磨直接相关的则有最澄带回的《达磨系图》(圆珍带回的典籍中有《达磨宗系图》，疑为同一书)。
在这一时期，虽然由于道叡、最澄等的努力，禅的思想及大量禅宗典籍传到了日本，但人们对禅的关注，远不及对密教和天台的关注。如最澄之后的天台宗虽然承认“禅”为“四种相承”之—，但也只是在形式上接受禅宗，对其义理则不甚了了。当时虽然有大量禅宗着作传到日本，但至少在学问僧那里，还看不到从禅宗思想的立场去理解这些着作的动向。
尽管如此，随着禅引起人们的关注，达磨作为禅宗祖师的地位也受到人们的尊崇。这一点，从关于圣德太子的片冈山传说及其演变中可以窥见一斑。片冈山传说，出自《日本书纪》(720年)的推古天皇21年条。其梗概为：圣德太子在出游片冈山时，遇到一倒卧路边之人。圣德太子遂赐以食物和衣服。次日遣使去看望此人时，此人已经死亡，遂嘱人将之葬于片冈山。后来，圣德太子称此人非同一般，遂遣使开棺验尸，发现里面唯有衣服尚在。据关口真人等的研究，这一传说，明显受到中国的《传法宝记》所载达磨的“只履归天”的影响，所以这一传说在一开始就与禅宗、特别在中国流传的达磨的传说有着密切联系。后来，这一传说与圣德太子是南岳慧思转世说、达磨劝慧思东渡日本说等相结合，又发展出新的内涵。按照这种说法，圣德太子是慧思的转世，而在片冈山倒卧路边的人即达磨。因为早先奉劝慧思东渡的就是达磨，故达磨特意赶到片冈山与慧思(的转世)相见。这种说法经过最澄的弟子光定(779-858)的《传述一心戒文》、以及《圣德太子传历》等着作的宣扬，影响久远。
这一传说看起来荒诞无稽，但它反映出日本僧侣试图将慧思的天台思想与达磨的禅思想相调和的愿望。这也与当时天台宗兴盛而禅宗的影响很小的时代状况分不开。禅宗要得到日本僧俗的认可，就必须依附于强势的天台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3世纪。当时的虎关师炼(1278-1346)在《元亨释书》中，就以片冈山的传说证明禅与日本因缘非浅，欲籍此提高禅的权威。
透过这一传说，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奈良乃至平安时代，人们虽然对达磨有所关注，但更多的是把达磨视为具有神秘色彩的传说中的人物。在这一时代，达磨是只有超凡人格的信仰对象，而不是单纯的禅宗的祖师。所以虽然达磨其人受到关注，但其着作和禅思想，似乎并没有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
二、大日能忍与日本达磨宗的创立
如前所述，到平安时代，禅宗还没有在日本社会生根。日本承和年间(834-848)，马祖道一的再传弟子义空(盐官齐安的弟子)受日本嵯峨天皇的皇后的邀请，东渡日本传播禅法。皇后迎请义空为檀林寺开山祖师，并在义空指导下修行。但因为当时日本接受禅宗的思想土壤和社会条件还不成熟，故义空的传法活动进展并不顺利，几年之后，义空就怏怏而归。
在日本，禅宗广为人知，并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始于明庵荣西(114l-1215)和大日能忍(生卒年不详)对中国宋朝禅的传播和弘扬。
荣西曾两度入宋，在第二次入宋时得临济宗黄龙派的虚庵怀敞之法回国(1191年)，在九州传播禅法。1202年荣西在京都创建台密禅兼修的道场建仁寺，在建仁寺同时设止观院和真言院，在主修密教的同时，兼弘禅宗。荣西还作为密教僧，得到幕府的崇信，1206年被后鸟羽上皇任命为东大寺大劝请职，1213年被任命为劝僧正。荣西的禅学思想和实践，被其弟子行勇和荣朝所继承，后世被尊为日本临济宗的祖师。
大日能忍最初学天台宗，通过学习最澄等传到日本的禅宗典籍而无师独悟，以摄津的三宝寺(现大阪市东淀川区大桐三丁目)为据点，阐扬宗风。能忍与荣西虽然都传承中国的宋朝禅，但与荣西两次亲自入宋求法、得到中国知名禅师的印可不同，能忍本人并没有亲自到中国求法的经历，所以他的无师独悟的权威性就受到了质疑。为了消弭这种内外的疑虑，增强本宗的正统性，能忍派遣自己的两名弟子练中、胜弁到中国，将显示自己的所悟境界的诗偈呈示给当时大慧派知名禅师、住明州(今宁波市)阿育王山的拙庵德光，期望得到印可。德光感其精诚，当即给与印可，并赠达磨像、德光本人顶像及赞文。达磨像的赞文曰：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太华擘开，沧溟顿竭。虽然接得神光，争奈当门齿缺。
其赞文之后记曰：
日本国忍法师远遣小师练中、胜弁来求达磨祖师遗像。大宋国住明州阿育王山法孙德光稽首致赞。已酉醇十六年六月初三日书(印)
德光的顶相的自赞文则曰：
这村僧无面目，拨转天关，掀翻地轴。忍师脱体见得亲，外道天魔俱窜伏。
其赞文之后记曰：
日本国忍法师远遣小师练中、胜弁到山问道，绘予幻质求赞。已酉醇熙十六年六月初三日大宋住明州阿育山拙庵德光题。
可见，能忍弟子蒙拙庵德光接见，并得到达磨像及德光顶相，是在宋淳熙十六年，即1189年的6月3日。而根据达磨宗的文献《成等正觉论》的记载，能忍的两位弟子，是在同年的8月15日归国的。关于能忍弟子归国与达磨宗的成立，《圣光上人传》有如下记载：
昔有大日禅师者，好索理论，妙契祖意。遂令文治五年夏遣使于宋国，请法于佛照(育王山长老也)。佛照印可，赐祖号。于是禅师经院奏，弘达磨宗。
圣光上人弁阿是能忍同时代的天台宗僧人，与能忍曾有过交往和思想上的交流。从这一史料看，能忍及其门流是得到当时朝廷的敕许而名正言顺地弘扬“达磨宗”的。这一点，也可以从莹山的《嗣书助证》中得到佐证。
在能忍之前，人们提到禅宗，往往称之为“佛心”宗，虽然最澄等也有“达磨宗”的说法，但并不是指日本的特定宗派，而是泛指一切以达磨为祖师的禅的信仰者或实践者。“达磨宗”作为日本一个佛教宗派的专有名称，无疑开始于能忍。达磨宗着作《成等正觉论》解释此宗由来云：“夫此宗者，达磨大师所传，故名达磨宗也”。可见此宗自觉地以达磨为号召，以继承达磨的道统为已任。
能忍的达磨宗与荣西的活动受到朝廷的禁止，是在建久五年(1198)。所以作为一个宗派，达磨宗的公开活动，就是从练中、胜弁归朝的文治五年(1189)到建久五年的十年间。达磨宗虽然作为一个宗派的活动时间并不长，但在日本佛教史、特别是禅宗史上仍然是影响深远的事件。
如上所述，禅宗最初是被最澄作为“四种相承”之一，与天台宗、密宗、律宗一道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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