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達磨宗與中國禅宗
張文良
日本的禅宗從中國傳到日本，經過長期的曆史發展，形成現在的臨濟宗(十四派)、曹洞宗和黃檗宗叁大分支，在整個日本宗教中占有一定地位，在社會上有著廣泛的影響力。據統計，日本的禅宗寺院有21017座，信徒大約有3354000人。在日本禅宗的信仰體系中，達磨信仰和祖師信仰處于中心位置。如在臨濟宗的寺院中，有開山堂的建築，在堂內的中央往往供奉達磨像和日本臨濟宗祖師榮西像。而在黃檗宗的萬福寺，則有供奉達磨的祖師堂和供奉日本黃檗宗祖師隱元隆琦的開山堂。達磨作爲禅宗的始祖，受到日本禅宗各派的—致信仰。除此之外，在很長的曆史時期，日本還有一個特殊的禅宗流派——達磨宗在民間傳承。該宗雖然以達磨爲號召，但因爲該宗教義和組織的特殊性而長期被視爲異端，受到迫害，並最終消融到了禅宗的其他派別之中。本文擬對該宗的曆史演變和思想特點做一概述，開對日本達磨宗與中國禅宗的關系做一簡單分析。
一、中國禅宗東傳與達磨
禅傳入日本始于日本的白鳳時代的遣唐僧道昭(629-700)。據虎關師煉(1278-1346)所著《元亨釋書》(1322年)的記載，道昭在跟隨玄奘(602-664)學習法相宗之余，還師從中國禅宗二祖慧可的再傳弟子慧滿(生卒年不詳)學禅。道昭在歸國後，在法興寺建立了日本最早的禅院，可以說道昭是日本禅的最初傳播者。但因爲史料阙如，所以道昭的禅思想及其在日本思想界的影響無由得知。
在奈良時代，先于鑒真東渡日本的道叡在傳播戒律的同時，也把當時中國的北宗禅傳到了日本。道叡曾在大安寺設“禅院”，著有《梵網經疏》等，其思想可以說是禅與戒律的結合。引人注目的是，道叡是神秀的繼承者普寂的弟子，其禅思想的核心應該是北宗禅。而且，據說道叡也精通天臺宗，日本天臺宗創始人最澄就是道叡的再傳弟子(最澄師從道叡的弟子行表)。從最澄的臺、密、禅、戒的“四種相承”思想中，也可以看到道叡的思想的影響。
在平安時代，最引入注目的是傳教大師最澄對牛頭禅的傳承。據《內證佛法相承血脈譜並序》記載，入唐求法的最澄于804年從天臺山禅林寺的倏然處得到牛頭宗的付法和相關文獻。在最澄所傳文獻目錄中，可以發現許多禅宗的文獻。而最澄之所以把大量的禅宗文獻帶到日本，是與他將“禅”視爲“四種相承”之一的立場直接相關的。而且，禅宗、特別是北宗禅的“佛性”與“如來藏”思想，也與天臺的“一佛乘”思想有相通之處。
最澄的禅宗立場直接影響到日本天臺宗僧人、特別是遣唐僧對禅宗的熱情。如天臺宗的圓仁(794-864)、圓珍(814-891)等就將大量的禅宗典籍傳到了日本。
在道叡、最澄及其他遣唐僧帶到日本的禅宗文獻中，據傳爲達磨所撰的典籍有相當的數量。根據《正倉院文書》的記載，傳到日本的初期禅宗文獻中，傳爲菩提達磨所撰的著作有：《楞伽經疏》五卷、《楞伽經科文》(《楞伽經開題文》)二卷、《金剛般若經注》一卷、昙琳集《二入四行論》等。而在“入唐八家”之一的圓仁帶回日本的典籍中，則有據傳爲菩提達磨所撰的《唯心論》；圓珍帶回的典籍中，則有《達磨和上悟性論》。而內容與達磨直接相關的則有最澄帶回的《達磨系圖》(圓珍帶回的典籍中有《達磨宗系圖》，疑爲同一書)。
在這一時期，雖然由于道叡、最澄等的努力，禅的思想及大量禅宗典籍傳到了日本，但人們對禅的關注，遠不及對密教和天臺的關注。如最澄之後的天臺宗雖然承認“禅”爲“四種相承”之—，但也只是在形式上接受禅宗，對其義理則不甚了了。當時雖然有大量禅宗著作傳到日本，但至少在學問僧那裏，還看不到從禅宗思想的立場去理解這些著作的動向。
盡管如此，隨著禅引起人們的關注，達磨作爲禅宗祖師的地位也受到人們的尊崇。這一點，從關于聖德太子的片岡山傳說及其演變中可以窺見一斑。片岡山傳說，出自《日本書紀》(720年)的推古天皇21年條。其梗概爲：聖德太子在出遊片岡山時，遇到一倒臥路邊之人。聖德太子遂賜以食物和衣服。次日遣使去看望此人時，此人已經死亡，遂囑人將之葬于片岡山。後來，聖德太子稱此人非同一般，遂遣使開棺驗屍，發現裏面唯有衣服尚在。據關口真人等的研究，這一傳說，明顯受到中國的《傳法寶記》所載達磨的“只履歸天”的影響，所以這一傳說在一開始就與禅宗、特別在中國流傳的達磨的傳說有著密切聯系。後來，這一傳說與聖德太子是南嶽慧思轉世說、達磨勸慧思東渡日本說等相結合，又發展出新的內涵。按照這種說法，聖德太子是慧思的轉世，而在片岡山倒臥路邊的人即達磨。因爲早先奉勸慧思東渡的就是達磨，故達磨特意趕到片岡山與慧思(的轉世)相見。這種說法經過最澄的弟子光定(779-858)的《傳述一心戒文》、以及《聖德太子傳曆》等著作的宣揚，影響久遠。
這一傳說看起來荒誕無稽，但它反映出日本僧侶試圖將慧思的天臺思想與達磨的禅思想相調和的願望。這也與當時天臺宗興盛而禅宗的影響很小的時代狀況分不開。禅宗要得到日本僧俗的認可，就必須依附于強勢的天臺宗。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3世紀。當時的虎關師煉(1278-1346)在《元亨釋書》中，就以片岡山的傳說證明禅與日本因緣非淺，欲籍此提高禅的權威。
透過這一傳說，我們也可以發現，在奈良乃至平安時代，人們雖然對達磨有所關注，但更多的是把達磨視爲具有神秘色彩的傳說中的人物。在這一時代，達磨是只有超凡人格的信仰對象，而不是單純的禅宗的祖師。所以雖然達磨其人受到關注，但其著作和禅思想，似乎並沒有真正進入人們的視野。
二、大日能忍與日本達磨宗的創立
如前所述，到平安時代，禅宗還沒有在日本社會生根。日本承和年間(834-848)，馬祖道一的再傳弟子義空(鹽官齊安的弟子)受日本嵯峨天皇的皇後的邀請，東渡日本傳播禅法。皇後迎請義空爲檀林寺開山祖師，並在義空指導下修行。但因爲當時日本接受禅宗的思想土壤和社會條件還不成熟，故義空的傳法活動進展並不順利，幾年之後，義空就怏怏而歸。
在日本，禅宗廣爲人知，並在社會上産生一定的影響，始于明庵榮西(114l-1215)和大日能忍(生卒年不詳)對中國宋朝禅的傳播和弘揚。
榮西曾兩度入宋，在第二次入宋時得臨濟宗黃龍派的虛庵懷敞之法回國(1191年)，在九州傳播禅法。1202年榮西在京都創建臺密禅兼修的道場建仁寺，在建仁寺同時設止觀院和真言院，在主修密教的同時，兼弘禅宗。榮西還作爲密教僧，得到幕府的崇信，1206年被後鳥羽上皇任命爲東大寺大勸請職，1213年被任命爲勸僧正。榮西的禅學思想和實踐，被其弟子行勇和榮朝所繼承，後世被尊爲日本臨濟宗的祖師。
大日能忍最初學天臺宗，通過學習最澄等傳到日本的禅宗典籍而無師獨悟，以攝津的叁寶寺(現大阪市東澱川區大桐叁丁目)爲據點，闡揚宗風。能忍與榮西雖然都傳承中國的宋朝禅，但與榮西兩次親自入宋求法、得到中國知名禅師的印可不同，能忍本人並沒有親自到中國求法的經曆，所以他的無師獨悟的權威性就受到了質疑。爲了消弭這種內外的疑慮，增強本宗的正統性，能忍派遣自己的兩名弟子練中、勝弁到中國，將顯示自己的所悟境界的詩偈呈示給當時大慧派知名禅師、住明州(今甯波市)阿育王山的拙庵德光，期望得到印可。德光感其精誠，當即給與印可，並贈達磨像、德光本人頂像及贊文。達磨像的贊文曰：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太華擘開，滄溟頓竭。雖然接得神光，爭奈當門齒缺。
其贊文之後記曰：
日本國忍法師遠遣小師練中、勝弁來求達磨祖師遺像。大宋國住明州阿育王山法孫德光稽首致贊。已酉醇十六年六月初叁日書(印)
德光的頂相的自贊文則曰：
這村僧無面目，撥轉天關，掀翻地軸。忍師脫體見得親，外道天魔俱竄伏。
其贊文之後記曰：
日本國忍法師遠遣小師練中、勝弁到山問道，繪予幻質求贊。已酉醇熙十六年六月初叁日大宋住明州阿育山拙庵德光題。
可見，能忍弟子蒙拙庵德光接見，並得到達磨像及德光頂相，是在宋淳熙十六年，即1189年的6月3日。而根據達磨宗的文獻《成等正覺論》的記載，能忍的兩位弟子，是在同年的8月15日歸國的。關于能忍弟子歸國與達磨宗的成立，《聖光上人傳》有如下記載：
昔有大日禅師者，好索理論，妙契祖意。遂令文治五年夏遣使于宋國，請法于佛照(育王山長老也)。佛照印可，賜祖號。于是禅師經院奏，弘達磨宗。
聖光上人弁阿是能忍同時代的天臺宗僧人，與能忍曾有過交往和思想上的交流。從這一史料看，能忍及其門流是得到當時朝廷的敕許而名正言順地弘揚“達磨宗”的。這一點，也可以從瑩山的《嗣書助證》中得到佐證。
在能忍之前，人們提到禅宗，往往稱之爲“佛心”宗，雖然最澄等也有“達磨宗”的說法，但並不是指日本的特定宗派，而是泛指一切以達磨爲祖師的禅的信仰者或實踐者。“達磨宗”作爲日本一個佛教宗派的專有名稱，無疑開始于能忍。達磨宗著作《成等正覺論》解釋此宗由來雲：“夫此宗者，達磨大師所傳，故名達磨宗也”。可見此宗自覺地以達磨爲號召，以繼承達磨的道統爲已任。
能忍的達磨宗與榮西的活動受到朝廷的禁止，是在建久五年(1198)。所以作爲一個宗派，達磨宗的公開活動，就是從練中、勝弁歸朝的文治五年(1189)到建久五年的十年間。達磨宗雖然作爲一個宗派的活動時間並不長，但在日本佛教史、特別是禅宗史上仍然是影響深遠的事件。
如上所述，禅宗最初是被最澄作爲“四種相承”之一，與天臺宗、密宗、律宗一道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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