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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佛教界对生命的理解

  日本佛教界对生命的理解

  张文良

  NHK的《西藏度亡经》专题节目引发的日本佛教界关于生命观的讨论,主要围绕该书宣扬的“中有”说而展开。以中泽新一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它反映了藏传密教的最高教义-大圆满法的精义,甚至是三万来人类关于生命的参究和证悟的结晶。而以山口瑞凤和袴谷宪昭等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该书的“中有”说是在对佛教教义误读基础上,杂糅婆罗门教、西藏苯教的灵魂说而成立的灵魂实在论。它不仅违背佛教的“无我”教义,而且其修行方法有违背佛教戒律的危险性。《西藏度亡经》虽然与藏族人的临终关怀问题联系在一起,但从日本佛教界的临终关怀的理念和实践看,本书未必具有跨文化的理论普遍性。两派关于“中有”说的争论,源于密教的体证主义与“批判佛教”所主张的佛教的理性主义之间的方法论的对立。

  一、讨论的缘起

  佛教的终极目标是了脱生死、证得觉悟,生命观构成佛教思想和佛教修行实践的重要内容。同时,生死问题也是世俗世界所普遍关心的问题,人们对生死问题的看法,直接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在日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经济走上繁荣、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在整个社会物质上获得极大丰富的同时,人们更加关注人的精神、人的心灵问题。大众传媒和知识阶层也都提出所谓“心的时代”的到来。包括佛教在内的各种宗教获得很大发展,出现了所谓日本近代史上第三次“宗教热”。净土真宗、真言宗、禅宗等传统宗教教团依然保持着社会影响力,同时也有大量新兴教团的出现,而且后者的发展势头远远超过前者。在社会上影响巨大、打着佛教旗号的教团有阿含宗、真如苑、法之华三法行、幸福之路、奥姆真理教等等。这些宗教的共同特点包括:在组织上实行权威主义的教主崇拜,在修行上实行苦行主义、神秘主义,在教义上宣扬轮回转世和灵魂实在论。如何看待这些新兴宗教,在日本佛教界存在巨大分歧。有些佛教学者或宗教学者把它们看成佛教在日本当代的新发展,或者看成是日本古代佛教精神的复兴,但也有学者从佛教教理的角度对这些教团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指出这些似是而非的理念和实践不符合正统的佛教教义。

  在此背景下,1993年9月23、24日,日本最具影响力的NHK电视台制作和播放了反映轮回转世思想的专题节目,《西藏度亡经》。节目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佛典中的轮回转世。第二部分:则为访谈节目《死与再生的49日》。宗教学者中泽新一以《西藏度亡经》为基础编写了剧本,摄制组现地采访了西藏地区的活佛等高僧以及普通民众,直观地再现了西藏地区僧俗的生死观,特别是人们对待死后世界的观念。在节目播出前后,中泽新一所着《三万年的死的教诲》《西藏度亡经的世界》及河邑厚德、林由香里合着的《西藏度亡经》《佛典中的死亡与转生》成为畅销书,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在日本,佛教虽然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日本的佛教以汉传佛教为基础,讲求精神的提升和心灵的解脱,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肉体的生命。而《西藏度亡经》所宣传的轮回转世和灵魂实在论,正是日本许多新兴宗教团体所共有的理念。特别是近些年成为热门话题的“临终关怀”问题,似乎在《西藏度亡经》这里找到了理论依据和可操作性,所以随着节目的播出,带有神秘色彩的《西藏度亡经》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但在节目热播的同时,学界特别是佛学界也在进行冷思考,这些思考包括:被传媒冠以/圣典的《西藏度亡经》是不是佛教经典?如何评价作为本书核心概念的“中有”?轮回转世和灵魂实在论符合佛教的教义吗?本书能不能成为临终关怀的指导书?等等。以山口瑞凤教授等为代表的主流学界学者从佛教的立场出发,对以上问题提出了质疑,进而对《西藏度亡经》的非佛教性质进行了激烈批判。

  二、是佛教圣典还是伪书

  

  作为NHK专题节目的撰稿人,宗教学者中泽新一在日本学界有相当高的知名度。他在东京大学宗教学专业毕业后,到印度和尼泊尔跟从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喇嘛修习密法。1981年,与藏族喇嘛合着《虹的阶梯》、《西藏密教的冥想修行》,致力于在日本宣扬藏传密教的理念和实践。

  中泽所推崇的《西藏度亡经》原名《中阴闻教得度》,中文译者参考西方人熟知的古代印度的《埃及度亡经》书名而译为《西藏度亡经》。本经在西藏一直以来被喇嘛用于为临终者助念,或为去世者荐福。本书最初由西藏喇嘛达瓦桑杜由藏文译成英文,并经美国学者伊文思·温慈博士编辑而于1927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还曾在德国和美国出版,并多次再版,其独特的思想和理念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如西方心理学巨匠荣格为此书撰写了详尽的述评,对其独特的学术价值给与了很高评价。但围绕此书的评价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此经的作者据说是在8世纪后半期将密教传入西藏的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在西藏弘传密教五十五年,在离开西藏时,让他最信任的弟子记录下他的教法,然后将这些经典埋藏在各处,以等待能够正确理解这些经典的后世弟子的出现,这就是藏传佛教宁玛派特有的“伏藏”(埋藏藏)。据说伏藏有两种,即“大地的伏藏”和“灵感的伏藏”。前者是埋藏在山中、湖下、岩石中的文字化的经藏,而后者则是深藏于“法界”或“心的本性”中的经藏。前者通过神启和梦兆等被后人发现,后者则不需要任何媒介而直接呈现于知性之前。《西藏度亡经》就是“大地的伏藏”中的代表作。

  据说埋藏在藏区的这些经典有数千种。而知道这些经典的埋藏处并将之挖掘出来的人,被称为“大灯”,意为“发现法宝的人”。《西藏度亡经》就是在14世纪,由莲花生的转生者卡鲁玛林巴在山中发现的。实际上,从11世纪开始,在14世纪、17世纪、19世纪及20世纪初叶,皆有大规模的/发掘运动,这些挖掘出来的文献被编为“埋藏经集”,所收经典有数百种之多,而如果将没有收入经集的部分也包括在内,数量将在千部以上。《西藏度亡经》就是这卷帙浩繁的“伏藏”中的一种。

  NHK的专题节目极力渲染《西藏度亡经》是一部几次失而复得的传奇经典,到底是否合乎历史事实呢?

  从西藏佛教史看,在9世纪初,兰达玛(Langdama)迫害佛教期间,据说许多藏传佛教经典被信徒埋藏在岩石下、山洞里甚至河床下。而在萨迦斑智达衮噶坚赞(1182-1251)时期,在香曲河谷的古寺中发现了宁玛派人相传由莲花生所传的《金刚撅》的梵文原本。这似乎印证了“伏藏”中确实包含一些古老的经典和古史料。

  虽然如此,日本着名西藏学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山口瑞凤在《<西藏度亡经>不是“佛典”

  》和《“中泽新一氏”和NHK宣传的<西藏度亡经>是“伪经”?》等文章中明确指出,《西藏度亡经》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伪经。不仅是《西藏度亡经》,而且宁玛派的其他所谓“伏藏”除了个别例外,几乎都是伪书。这些宁玛派人自古师徒或父子相传的所谓经典并非译自印度传来的梵本,而是由传承宁玛派教法的人所伪造。伪造者预先将这些伪作埋藏在岩石等处,然后在适当的时期大张旗鼓地去“挖掘”,以增加伪书的权威性,劝诱信徒顶礼膜拜。藏族佛教学者、日本大谷大学教授凯桑在为川崎信定所译《西藏度亡经》所写的书评中,介绍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天一位挖掘者声称将从湖中挖掘出一尊黄金的佛像。在许多信徒的围观之下,此人潜入湖底,但迟迟不上来,最后发现此人已经溺死湖底。大家把他打捞上岸,脱去衣服时,才发现他的两腿间绑着一尊金佛像”。这名“挖掘者”预先把佛像绑在腿间,想导演一出“挖掘”圣像的活剧,不想聪明反被聪明误,竟因此而丧命。

  实际上,由于怀疑该派所依据经典的真实性,在12、13世纪以前,其他藏传佛教的学问僧都不承认宁玛派是藏传佛教的一支。在西藏,大多数人并不把《西藏度亡经》当作严肃的佛教经典。如就连收录许多疑伪经的《西藏大藏经》也没有收录此经。凯桑教授指出,虽然此经在西藏地区广泛流传,但承认其经典地位的仅限于宁玛派,而作为西藏密教最大宗派的格鲁派也不承认它是佛教的经典。据此,凯桑教授认为英文编辑者将此经的经名译为《西藏度亡经》是明显的误译,正确的译法或者是按藏文原意直译为《中阴闻教得度经》,或者译为《宁玛派度亡经》。凯桑教授还忧虑日本民众和知识界受到误导,以为《西藏度亡经》或者宁玛派的密教就代表了整个藏传密教,从而不能对西藏佛教有全面和正确的认识。

  但有过在藏区修行经历的中泽新一等宗教学者对“伏藏”则秉持同情和理解的立场。在中泽新一看来,如果我们只是把“伏藏”看成“异端经典”或“伪文书”,或将“伏藏”的“挖掘”看成闹剧,就会阻碍我们去探索这一宗教现象背后的深刻动机,不利于我们把握藏传佛教独特的宗教性质。

  中泽新一力图从解释学的立场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以肯定这些经典的价值。按照中泽新一的说法,因为真理是普遍存在的,真理的表现形式是各种各样的,所以我们发现真理、理解真理的方式方法也应该是多种多样。“正典”所代表的是文本解读的进路,但因为文本的意义是复合的、重层的,解读者也在永恒世代更替,所以这种解读是一种“无限的对话”。从另外的意义上说,后世的解读者从已经固定下来的古典文献中读出新意也是一种“挖掘”。当这种“挖掘”变得越来越困难,或者说历代的“挖掘”使得原典变得面目全非的时候,后世所需要的就不是对文本的“解释”,而是“创造”新的文本。“伏藏”的“挖掘”所代表的就是超越“正典”、直追先师胸意的创造过程。莲花生之所以在离开西藏时要将经藏埋藏在各地,就是预感到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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