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界對生命的理解

　　張文良

　　NHK的《西藏度亡經》專題節目引發的日本佛教界關于生命觀的討論，主要圍繞該書宣揚的“中有”說而展開。以中澤新一爲代表的一派認爲它反映了藏傳密教的最高教義-大圓滿法的精義，甚至是叁萬來人類關于生命的參究和證悟的結晶。而以山口瑞鳳和袴谷憲昭等爲代表的一派則認爲該書的“中有”說是在對佛教教義誤讀基礎上，雜糅婆羅門教、西藏苯教的靈魂說而成立的靈魂實在論。它不僅違背佛教的“無我”教義，而且其修行方法有違背佛教戒律的危險性。《西藏度亡經》雖然與藏族人的臨終關懷問題聯系在一起，但從日本佛教界的臨終關懷的理念和實踐看，本書未必具有跨文化的理論普遍性。兩派關于“中有”說的爭論，源于密教的體證主義與“批判佛教”所主張的佛教的理性主義之間的方法論的對立。

　　一、討論的緣起

　　佛教的終極目標是了脫生死、證得覺悟，生命觀構成佛教思想和佛教修行實踐的重要內容。同時，生死問題也是世俗世界所普遍關心的問題，人們對生死問題的看法，直接影響著人們的價值觀念和行爲方式。在日本，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日本經濟走上繁榮、步入發達國家行列，在整個社會物質上獲得極大豐富的同時，人們更加關注人的精神、人的心靈問題。大衆傳媒和知識階層也都提出所謂“心的時代”的到來。包括佛教在內的各種宗教獲得很大發展，出現了所謂日本近代史上第叁次“宗教熱”。淨土真宗、真言宗、禅宗等傳統宗教教團依然保持著社會影響力，同時也有大量新興教團的出現，而且後者的發展勢頭遠遠超過前者。在社會上影響巨大、打著佛教旗號的教團有阿含宗、真如苑、法之華叁法行、幸福之路、奧姆真理教等等。這些宗教的共同特點包括：在組織上實行權威主義的教主崇拜，在修行上實行苦行主義、神秘主義，在教義上宣揚輪回轉世和靈魂實在論。如何看待這些新興宗教，在日本佛教界存在巨大分歧。有些佛教學者或宗教學者把它們看成佛教在日本當代的新發展，或者看成是日本古代佛教精神的複興，但也有學者從佛教教理的角度對這些教團的理論和實踐提出了尖銳的批判，指出這些似是而非的理念和實踐不符合正統的佛教教義。

　　在此背景下，1993年9月23、24日，日本最具影響力的NHK電視臺製作和播放了反映輪回轉世思想的專題節目，《西藏度亡經》。節目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爲：佛典中的輪回轉世。第二部分：則爲訪談節目《死與再生的49日》。宗教學者中澤新一以《西藏度亡經》爲基礎編寫了劇本，攝製組現地采訪了西藏地區的活佛等高僧以及普通民衆，直觀地再現了西藏地區僧俗的生死觀，特別是人們對待死後世界的觀念。在節目播出前後，中澤新一所著《叁萬年的死的教誨》《西藏度亡經的世界》及河邑厚德、林由香裏合著的《西藏度亡經》《佛典中的死亡與轉生》成爲暢銷書，在社會上引起較大反響。

　　在日本，佛教雖然也有著悠久的曆史，但日本的佛教以漢傳佛教爲基礎，講求精神的提升和心靈的解脫，關注的重點並不在于肉體的生命。而《西藏度亡經》所宣傳的輪回轉世和靈魂實在論，正是日本許多新興宗教團體所共有的理念。特別是近些年成爲熱門話題的“臨終關懷”問題，似乎在《西藏度亡經》這裏找到了理論依據和可操作性，所以隨著節目的播出，帶有神秘色彩的《西藏度亡經》引起全社會的普遍關注。但在節目熱播的同時，學界特別是佛學界也在進行冷思考，這些思考包括：被傳媒冠以/聖典的《西藏度亡經》是不是佛教經典？如何評價作爲本書核心概念的“中有”？輪回轉世和靈魂實在論符合佛教的教義嗎？本書能不能成爲臨終關懷的指導書？等等。以山口瑞鳳教授等爲代表的主流學界學者從佛教的立場出發，對以上問題提出了質疑，進而對《西藏度亡經》的非佛教性質進行了激烈批判。

　　二、是佛教聖典還是僞書

　　作爲NHK專題節目的撰稿人，宗教學者中澤新一在日本學界有相當高的知名度。他在東京大學宗教學專業畢業後，到印度和尼泊爾跟從藏傳佛教甯瑪派的喇嘛修習密法。1981年，與藏族喇嘛合著《虹的階梯》、《西藏密教的冥想修行》，致力于在日本宣揚藏傳密教的理念和實踐。

　　中澤所推崇的《西藏度亡經》原名《中陰聞教得度》，中文譯者參考西方人熟知的古代印度的《埃及度亡經》書名而譯爲《西藏度亡經》。本經在西藏一直以來被喇嘛用于爲臨終者助念，或爲去世者薦福。本書最初由西藏喇嘛達瓦桑杜由藏文譯成英文，並經美國學者伊文思·溫慈博士編輯而于1927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還曾在德國和美國出版，並多次再版，其獨特的思想和理念受到西方學術界的重視。如西方心理學巨匠榮格爲此書撰寫了詳盡的述評，對其獨特的學術價值給與了很高評價。但圍繞此書的評價問題一直存在著激烈的爭論。此經的作者據說是在8世紀後半期將密教傳入西藏的蓮花生大師。蓮花生在西藏弘傳密教五十五年，在離開西藏時，讓他最信任的弟子記錄下他的教法，然後將這些經典埋藏在各處，以等待能夠正確理解這些經典的後世弟子的出現，這就是藏傳佛教甯瑪派特有的“伏藏”(埋藏藏)。據說伏藏有兩種，即“大地的伏藏”和“靈感的伏藏”。前者是埋藏在山中、湖下、岩石中的文字化的經藏，而後者則是深藏于“法界”或“心的本性”中的經藏。前者通過神啓和夢兆等被後人發現，後者則不需要任何媒介而直接呈現于知性之前。《西藏度亡經》就是“大地的伏藏”中的代表作。

　　據說埋藏在藏區的這些經典有數千種。而知道這些經典的埋藏處並將之挖掘出來的人，被稱爲“大燈”，意爲“發現法寶的人”。《西藏度亡經》就是在14世紀，由蓮花生的轉生者卡魯瑪林巴在山中發現的。實際上，從11世紀開始，在14世紀、17世紀、19世紀及20世紀初葉，皆有大規模的/發掘運動，這些挖掘出來的文獻被編爲“埋藏經集”，所收經典有數百種之多，而如果將沒有收入經集的部分也包括在內，數量將在千部以上。《西藏度亡經》就是這卷帙浩繁的“伏藏”中的一種。

　　NHK的專題節目極力渲染《西藏度亡經》是一部幾次失而複得的傳奇經典，到底是否合乎曆史事實呢？

　　從西藏佛教史看，在9世紀初，蘭達瑪(Langdama)迫害佛教期間，據說許多藏傳佛教經典被信徒埋藏在岩石下、山洞裏甚至河床下。而在薩迦斑智達衮噶堅贊(1182-1251)時期，在香曲河谷的古寺中發現了甯瑪派人相傳由蓮花生所傳的《金剛撅》的梵文原本。這似乎印證了“伏藏”中確實包含一些古老的經典和古史料。

　　雖然如此，日本著名西藏學學者、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山口瑞鳳在《<西藏度亡經>不是“佛典”

　　》和《“中澤新一氏”和NHK宣傳的<西藏度亡經>是“僞經”？》等文章中明確指出，《西藏度亡經》是一部徹頭徹尾的僞經。不僅是《西藏度亡經》，而且甯瑪派的其他所謂“伏藏”除了個別例外，幾乎都是僞書。這些甯瑪派人自古師徒或父子相傳的所謂經典並非譯自印度傳來的梵本，而是由傳承甯瑪派教法的人所僞造。僞造者預先將這些僞作埋藏在岩石等處，然後在適當的時期大張旗鼓地去“挖掘”，以增加僞書的權威性，勸誘信徒頂禮膜拜。藏族佛教學者、日本大谷大學教授凱桑在爲川崎信定所譯《西藏度亡經》所寫的書評中，介紹了一個這樣的故事。“有一天一位挖掘者聲稱將從湖中挖掘出一尊黃金的佛像。在許多信徒的圍觀之下，此人潛入湖底，但遲遲不上來，最後發現此人已經溺死湖底。大家把他打撈上岸，脫去衣服時，才發現他的兩腿間綁著一尊金佛像”。這名“挖掘者”預先把佛像綁在腿間，想導演一出“挖掘”聖像的活劇，不想聰明反被聰明誤，竟因此而喪命。

　　實際上，由于懷疑該派所依據經典的真實性，在12、13世紀以前，其他藏傳佛教的學問僧都不承認甯瑪派是藏傳佛教的一支。在西藏，大多數人並不把《西藏度亡經》當作嚴肅的佛教經典。如就連收錄許多疑僞經的《西藏大藏經》也沒有收錄此經。凱桑教授指出，雖然此經在西藏地區廣泛流傳，但承認其經典地位的僅限于甯瑪派，而作爲西藏密教最大宗派的格魯派也不承認它是佛教的經典。據此，凱桑教授認爲英文編輯者將此經的經名譯爲《西藏度亡經》是明顯的誤譯，正確的譯法或者是按藏文原意直譯爲《中陰聞教得度經》，或者譯爲《甯瑪派度亡經》。凱桑教授還憂慮日本民衆和知識界受到誤導，以爲《西藏度亡經》或者甯瑪派的密教就代表了整個藏傳密教，從而不能對西藏佛教有全面和正確的認識。

　　但有過在藏區修行經曆的中澤新一等宗教學者對“伏藏”則秉持同情和理解的立場。在中澤新一看來，如果我們只是把“伏藏”看成“異端經典”或“僞文書”，或將“伏藏”的“挖掘”看成鬧劇，就會阻礙我們去探索這一宗教現象背後的深刻動機，不利于我們把握藏傳佛教獨特的宗教性質。

　　中澤新一力圖從解釋學的立場對此做出合理的解釋，以肯定這些經典的價值。按照中澤新一的說法，因爲真理是普遍存在的，真理的表現形式是各種各樣的，所以我們發現真理、理解真理的方式方法也應該是多種多樣。“正典”所代表的是文本解讀的進路，但因爲文本的意義是複合的、重層的，解讀者也在永恒世代更替，所以這種解讀是一種“無限的對話”。從另外的意義上說，後世的解讀者從已經固定下來的古典文獻中讀出新意也是一種“挖掘”。當這種“挖掘”變得越來越困難，或者說曆代的“挖掘”使得原典變得面目全非的時候，後世所需要的就不是對文本的“解釋”，而是“創造”新的文本。“伏藏”的“挖掘”所代表的就是超越“正典”、直追先師胸意的創造過程。蓮花生之所以在離開西藏時要將經藏埋藏在各地，就是預感到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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