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佛学思想

　　高振农

　　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有名人物，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政治上，他从1895年“公车上书”初露头角起，于戊戌变法时期，作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积极参加变法维新活动，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变法失败后，逐步转变成为保皇党。在学术上，梁启超作为一个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者，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鼓吹者和教育上启蒙派的理论家，其值得肯定的方面是主要的。尽管他在流亡日本时期，政治上已堕落为保皇派，但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介绍和宣传的一整套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理论学说，在当时对青年一代及知识分子仍然具有启蒙作用。“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欧游归来以后，他专门从事着述和讲学，直到1929年去世，他在学术上是有贡献的。但是，不可否认，他在整理国故中，也提倡尊孔复古，宣扬佛学唯心主义，这对青年一代和知识分子起到了一定的腐蚀作用。本文只是想对他的佛学思想及其历史作用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梁启超的基本佛学思想

　　(一)“三界唯心”说。这是佛学唯心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意思是世界上存在的一切，包括自然现象和精神现象，都没有客观实在的物质基础，而是唯心所造。梁启超在1904年所写的《唯心》一文中说：“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唯心所造之境为真实。”这里公然否认客观事物的真实存在，把客观的物质世界说成是主观精神所创造。世界上没有“物境”、“但有心境而已”。他还认为，事物的一切属性都不是事物所固有的，而是人的主观感觉的产物。他以颜色为例说：“戴绿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绿，戴黄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黄。”因此，事物之绿和黄，“其分别不在物而在我，故曰三界唯心”(《饮冰室文集类编》下，第696页)。把不同阶级对同一事物所产生的不同物感，以及人们用不同工具观察事物而产生的不同感觉，用来作为否定客观事物存在的根据，这是一种有我才有物，无我则无物的观点。梁启超还对禅宗六祖慧能关于“风幡之议”的一段对话特别欣赏。慧能是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把“风吹幡动”的客观事实，说成“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自动”，而梁启超则吹捧慧能，认为“三界唯心之真理，此一语道破矣”(同上书，第697页)。“境者心造”，“三界唯心”，这就是梁启超的佛学唯心主义宇宙观。因此，梁启超要求人们不要产生什么乐、忧、惊、喜，否则就是“知有物而不知有我，谓之我为物役，亦名曰心中之奴隶”。他号召人们“明三界唯心之真理”，“除心中之奴隶”，认为做到了这一点，就“人人皆可以为豪杰”(《唯心》，《饮冰室文集类编》下，第698页)。在这里，梁启超把佛学中的“三界唯心”的宇宙观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二)佛教心理学。梁启超把整个佛学看做就是心理学。他在《佛教心理学浅测》一文中说：“佛家所说的叫做“法”，倘若有人问我“法”是什么，我便一点不迟疑答道，“就是心理学”。不信，试看小乘俱舍家说的七十五法，大乘瑜伽家说的百法，除却说明心理现象外，更有何话。试看所谓五蕴，所谓十二因缘，所谓十二处十八界，所谓八识，哪一门子不是心理学。”(《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六十八》，以下简称《专集》，第40页)把佛教的理论，特别是法相宗的理论，看做是心理学，这并不是梁启超的独特的看法，近代一些佛学研究者都有类似的见解，但梁启超对此有新的解释。他把“色受想行识”这五蕴，都看做是“心理的表象”。虽然他也承认五蕴中的色蕴是“有客观性的事物”，“属于西洋哲学家所谓物的方面”(同上书，第41—42页)，但又认为“离却主观的经验，那客观是什么东西，我们便不能想象，严密勘下去，也可以说色蕴是受想行识种种经历现出来”。为了论证客观世界是依赖于人们的主观经验而存在，他举柳树为例说：“譬如我们说屋外那棵是柳树，怎么知道有柳树呢

　　那认识活动过程第一步先感觉眼前有一棵高大青绿的东西，便是受。其次联想起我过去所知道的如何如何便是树，如何如何便是柳树，把这些影像都再现出来，便是想。其次将这些影像和眼前所见这样东西比较看对不对，便是行。最后了解认得他是柳树，便是识。凡我们认为外界的“色”，非经过这种种程序后不能成立，所以“色”是我们心里的表象。”(同上书，第47页)这里是说，如果柳树不通过人们的认识把它显现出来，那么，柳树存在不存在，这是无法知道的，柳树依赖于人们的认识才能存在。这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

　　梁启超把佛教所讲的一切法(包括精神方面的心法和自然现象方面的色法)都看成属于心理学范围的东西，完全是继承了法相宗的一套，不过在说法上改头换面而已。如法相宗说“色法”是“唯识所变”，梁启超则说“色”是“我们心里的表象”，是“心理活动过程”的“记号”。把色法说成是心识所变现出来的。这本身就是违反科学的。可是梁却说：“他们的分析是极科学的”，“若论内省的观察之深刻，论理上施设之精密，恐怕现代西洋心理学大家还要让几步哩”(同上书，第51页)。可见梁启超对于佛教心理学是十分崇敬的，他曾一再表示，要“用佛家所施设的方法，虚心努力研究这种高深精密心理学”。

　　(三)无我论思想。“无我”也是佛教的一个基本命题，意思是世界上不存在一个自我的实体，人们不能执以为“实我”。梁启超为了宣扬这种无我思想，曾专门写了《说无我》一文。其中说到，“佛说法五十年，其法语以我国文字书写解释今存大藏中者垂八千卷，一言以蔽之，曰“无我””(《专集》之五十四，第27页)。他认为佛教讲“无我”，是“用科学的分析法，说明“我”之决不存在”，而一般人所认为的“我”(包括我自己的身体、妻子、家族、财产、乡土、团体、阶级、国家等等)，都“不过心理过程上一种幻影，求其实体，了不可得”(同上书，第28页)。他把这种“无我”思想，看做是立身行事的准则。认为一个人的美满的人生观，应该使自己达到“无我”的境地。他要求人们做事不计成败得失，把一切都看成不存在：“世界上本无我之存在，能体会此意，则自己作事，成败得失，根本没有。”(《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以下简称《文集》，第14页)他劝诱人们皈依佛教，说是建立了这种佛教人生观，就能“将为我的私心扫除，即将许多无谓的计较扫除”，最后达到免除“烦恼”的境地(同上)。他公开宣称，世界上最美满的人生观，“只有孔子、释迦牟尼有此功夫”。并毫不掩饰地说：“我自己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从佛经及儒书中领略得来”。(《同上书》，第13页)他还对一些青年学生讲：“我用功虽少，但时时能看清此点(即认识到“无我”——引者注)，此即我的信仰，我常觉快乐，悲愁不足扰我，此即信仰之光明所照，我现已年老，而趣味淋漓，精神不衰，亦靠此人生观”(同上书，第15页)。这种虚无主义的佛学唯心主义人生观，对梁启超晚年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四)精神不死论和轮回因果报应说。梁启超根据佛教业力不灭的理论，创造了一种“精神不死”论。他认为人的肌体是要死的，但有一种精神是不死的。“人死而有不死者存是已。此不死之物……名曰精神”(《余之生死观》，《文集》之十七，第2—3页)。这种精神就是佛教所讲的“羯磨”，进化论家所说的“遗传”。在他看来，一个人虽然会死，但有一种不死的东西可遗传于其子孙：“祖宗虽死，而以其不死之善业恶业遗传于子孙，子孙受之而已。一家之善业恶业，余庆殃于其家，一群之善业恶业，余庆殃于其群，理无二也。故我族数千年来相传之家族报应说，非直不能以今世之科学破之，乃正得今世之科学而其壁垒愈坚〖KG*9〗也。”(同上书，第7页)可见梁启超的“精神不死”论是以“业力不灭”的轮回说为理论根据的。他把业力不灭的“业”，生动地比喻为宜兴茶壶里的茶精，“茶之随泡随倒随洗，便是活动的起灭，渍下的茶精便是业。茶精是日渍日多，永远不会消失的，除非将壶打碎，这叫做业力不灭的公例”(《什么是文化》，《文集》之三十九，第98页)。“业力不灭”，就会发生业果业报。梁启超认为“业果业报，决非以一期的生命之死亡而终了”，一个人的死亡，不过是物质所构成的身体“由聚而散”，但“生命并不是纯物质的，所以各人所造业，并不因物质的身体之死亡而消灭，死亡之后，业的力会自己殴引自己换一个别的方向别的形式，又形成一个新生命，这种转换状态名曰“轮回””(《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专集》之五十四，第15页)。梁启超把这种轮回因果报应说，说成是“从哲学方面看”，是“最为近于科学的，最为合理的”(同上书，第20页)。因此，他在晚年把这种因果报应称作是“宇宙间惟一真理”，要他的孩子们信受。他在给子女们的一些书信中说：“我笃信佛教，就在此点，七千卷大藏经，也只说明这点道理。”他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报应说讲得神乎其神：“凡自己造过的业，无论为善为恶，自己总要受报，一斤报一斤，一两报一两，丝毫不能躲闪，而且善和恶是不准抵消的。”因此，他教育自己的孩子们要多造善业，不作恶业：“若能绝对不造恶业，则常住天堂。佛说是“涅〖FJF〗NB231〖FJJ〗”，我虽不敢说常住涅〖FJF〗NB231〖FJJ〗，但我总算心地清凉的时候多，换句话说，我住天堂时候比住地狱时候多，也是因为我比较的少造恶业的缘故。我的宗教观人生观的根本在此。”(《给孩子们书》，《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年谱》，第677页)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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