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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禅”与青年自我开发(程长川)▪P2

  ..续本文上一页——真正的禅者,总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和方法,而不是局限或拘泥于前人的方式、理论的权威,时时表现出一种灵活自如、无拘无束的创新精神。

  “禅”的这种“创新”精神,在“禅宗”的发展史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无论是各个历史形态的转折,还是对各种环境的适应,乃至对具体“公案”的回答,“禅”都能根据时境的变迁,作出相应的调整。(“禅”传到以基督教为传统和正统的西方国家,竟然产生了现在流行于欧美诸国的“基督禅”。)

  “自由”与“创新”,可以说是现代人普遍崇尚和追求的两种基本价值,而“禅”却深刻地体现了这种精神,其与当代青年思想暗合之妙,令人叫绝。

  有着数千年历史传统和浓厚的宗教色彩的“禅宗”,在脱去其宗教外衣之后,我们发现,它的基本文化精神暗合了当代人的思想特点,与当代人的基本价值追求遥相呼应,这也正是“禅”学热在现代人中不断升温的内在原因,也是利用“参禅”来实现青年自我开发的根本理由之所在。

  二、如何“参禅”

  

  “禅”不是迷信,“参禅”也不是为了单纯地把人们引向宗教的信仰,而是要借助“参禅”的形式,吸收“禅”的营养,开发和发展自己各方面的潜能。如此,无论对个人的人生,还是整个社会的整体进步都是有益的。

  禅宗是实践性很强,生活气息极浓的一个宗派,它没有建立系统的理论体系,也不存在固定的修行方式和方法,搬柴运水,饮水吃饭,举手投足都可作为“参禅”的方式。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传统“参禅”的根本中心就是“戒”、“定”、“慧”三学,戒、定、慧既是“参禅”的目的,也是“参禅”的途径和手段。

  戒

  戒是佛教(包括禅宗)道德生活的基础,它包含止恶(戒律上叫“止持”)和行善(戒律上叫“作持”)两个方面。禅宗所讲的“戒”有许多层次,其中最基本的是“五戒”和“四摄”。“五戒”是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四摄”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四个基本准则,即“布施、爱语、利行、同事”。也就是说:未成佛道,要先结人缘,广为布施;待人接物要用柔和的语言,而不能用粗鲁、讽刺的语言伤害别人;禅者的所有言行都应给大众带来快乐和利益,“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禅者要善于与人共事,潜移默化地去感化他人,和谐人际关系,共谋事业发展和进步。

  “持戒”,不仅仅是简单地遵守道德教条,它的实质是要实现道德的自觉和自律,培养一种无私无我,舍我利他的高尚情操和伟大人格,

  “参禅”能够塑造独立的个性,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自在洒脱的人生。掸门在人格的自我塑造和培养方面,留下了许多佳话和光辉的典范:

  有人问赵州禅师,“百年之后,要去哪里

  ”赵州回答:“到地狱去!”“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地藏菩萨的誓言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真正的禅者,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为大众谋福利的事业,从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这种人格力量从哪里来

  

  从积年累月对“戒”的不断“修持”中来。“持戒”就是要“扬善止恶”。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晚年倾心禅学,曾问当时著名的“鸟巢禅师”,“什么是佛法大意

  ”禅师回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很不以为然,认为“佛法大意”不可能是这种简单的道理。——其实,禅虽然追求自由、洒脱、自在、放下,但这只是它的风格,禅的根本伦理是大乘佛教的“大悲精神”,强调学佛首先要讲究做人,“参禅”必须学会生活,超脱不忘随缘度众,并且要求把这种精神化为自觉的行动,落实到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去。所以,“鸟巢禅师”说:“佛法大意三岁孩儿都懂,能够真正修行的人却不多。”

  “参禅”首先要加强道德的修养,用自省、自觉、自律的精神培养忘我、无我、舍我的情操,并在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中去实践这种人格。

  定

  有一首禅诗道破了“参禅”的效用:“开悟之前,砍柴挑水;开悟之后,挑水砍柴”。——“参禅”既不能让我们获得物质的利益或感官的享受,也无助于物质生活的直接改善,“参禅”所能改变的不是我们的生活,而是我们对生活的态度。所以通过“参禅”,首先要获得一种宁静,安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这种专注而不散乱的心态就叫做“定”。“定”的心态成长为一种稳定的心理素质,就叫“定力”或者“定性”。

  “参禅”对身心的调节作用,已被许多人的实践所证实。郭沫若早年留学日本时,曾一度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学业受挫,痛苦万分。后经人引导,勤修禅定,终于使身体康复,其后诗思泉涌,不久就完成了《女神》的创作。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最初就任首相的四个月中,就有l1次跨进寺院,每次都花二三个小时坐禅。他认为坐禅能够使紧张的神经得到松弛,获得一种安样超脱、圆融无碍的心境。

  笔者也曾运用“禅定”的方法,比较成功地进行过一次心理咨询和治疗。来访者是一位大学一年级的男生,性格内向,患有“强迫思维症”,经常不由自主地思考诸如“人为什么活着”之类的问题,理不出头绪,找不到答案,又不能停止思考,严重影响了睡眠、休息和正常的学习、工作,非常苦恼,试过多种心理治疗方都未能奏效。根据“禅”的理论,我拟定了一个治疗方案,包括两个要点:1.一开始思考这类“疑难问题”,就找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端坐桌前,调整呼吸,自然放松,把所有想到的内容都如实地用笔和纸记录下来,一直写到不想思考为止;2.每日坐禅,修“数息观”,即把所有的注意力都专注于呼吸上,细心体会气息的出入、长短、粗细、冷暖,默数呼吸次数。运用第一种方法,来访者当天就感到“效果很好,想的次数少了,每次想的时间短了,思考起来也比较有条理。”两种方法同时使用,两周后患者症状完全消失,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台湾耕云先生在部队任职时也曾经用类似的方法,治愈过一位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其实,这种方法的运用,在“禅定”的修行中完全只是一种雕虫小技而已。“禅定”的功用主要不是为解除心理障碍和疾病,而是要培养一种不为物扰,临危不乱,处乱不惊,视死如归的“定力”,即良好的心理素质。一个在“禅定”中“了生死”———彻悟为理想献身不是个体生命的断灭,而是对生命的超越和礼赞——的人,是视死如归、无所畏惧的,具备这种心理素质的人也可能被击败,但永远不会被击倒。

  慧

  禅宗主张“悲智双修”,要让“悲”与“智”的精神贯穿整个修行过程的始终,要求参禅者既有“普度众生”的精神,又要有救世救人的智慧。

  慧,就是智,就是智慧。

  “禅”的智慧体现在两个层次,两个方面,即思维方法、教学方法的小智慧和哲学思想的大智慧。

  “禅”在思维方法、教学方法、表现方式等方面的智慧俯拾即是,不胜枚举。禅门有公案1700多条,祖师语录无数,这些公案和语录,从最浅显的层次看,无不充满了“脑筋急转弯”的机智和智慧。例如,问:什么是忠言

  答:你娘丑陋。问:迷于幽谷,如何找出口

  答:随流去。问:高峻难上时如何

  答:老僧自住峰顶。等等。

  须要特别指出的是,参掸不是做机智问答,在这些看似语言游戏的公案、语录中,蕴含着丰富的、深刻的哲学思想,这才是“禅”真正的大智慧。

  “禅”,是一种与西方传统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的思想,但它却在20世纪引起了西方思想界广泛的注意和重视。这或许是因为“掸”的哲学思想与现代西方思潮有着某种内在的相合之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家,到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在他们身上往往都可以看到受禅宗思想影响或与禅宗观点相契合的痕迹。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在读铃本大拙的禅学著作时说:“这正是我在我所有著作中所要说的。”(W.Barrett:《铃木大拙选集·导言》)创立“集体无意识说”的精神分析学派心理学家荣格,对铃木大拙的禅学研究很感兴趣,认为心理分析与禅宗有许多互通之处(铃木大拙:《通向禅的道路·荣格博士的禅观》)。现在,“禅”的研究和修持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这不是偶然的,从深层原因看,是由于禅与当代思想界在许多重大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禅在解决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上开始显示出一种蓬勃的生机。

  那么,通过“参禅”,我们可以获得哪些哲理的启示呢

  

  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禅的“超逻辑”性。

  “禅”的这种超理性色彩突出地表现在它对逻辑悖论的态度中。人类思维一向为两难命题、二律背反、悖论、“怪圈”等等所困扰,悖论的存在说明了逻辑思维的局限性,或者说,逻辑思维在事实面前陷入了窘境。从发现悖论,到企图从数学中排除悖论,到最后承认悖论,科学在这个问题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得出的结论是:人类无法用逻辑来证明逻辑提出的问题(即“哥德尔定理”)。禅宗从一开始就承认悖论、正视悖论,并认为理性在悖论面前完全无能为力,主张靠超越理性、超越逻辑的“悟”来消除悖论。所以,禅门留下了许多非逻辑的偈语,如“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再如,“张公饮酒李公醉”,“石牛长吼真空外,木马嘶时月隐山。”等等。甚至禅宗还主张舍弃语言,回归事实本身。

  禅宗的超理性色彩,乃至现代西方的反理性主义思潮,都有科学发展史和认识论上的深刻原因。禅宗的“悟”能代替科学解决悖论吗

  

  其次,是禅宗的“即心是佛”观。

  在西方传统哲学思想中,都采取一种二元结构的方法论,自然与社会,主观与客观,思想与存在都是对立的关系,这种对立的核心是主观与客现的对立。而禅宗与现代西方现象学(或存在主义)都反对“逻辑(语言)中心主义”,主张“面向事实本身”,企图通过“现象”、“经验”来摆脱这种对立关系。禅宗以“即心是佛”观为“存在”找到了归宿,认为存在之迷只能在“真我”中寻求解决。

  在这个问题上,禅宗只是一种更为精致的宗教唯心主义呢

  还是为解决主客观的分裂对立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再者,是禅宗的“直观思维”的认识论。

  在认识方法上,禅宗特别注重个人“心灵体验”,它强调以单纯、直接、实际的方式把握认知对象,而坚决反对而且摒弃了认知的中介物,避免抽象、表现和华丽的词藻,甚至认为语言也会成为认知的障碍(即“文字障”)。所以“禅”是知觉的、直感的,甚至时时流露出某种“无意识”的倾向,人们甚至感到,在诗中比在哲学中更容易找到“禅”的表现形式。

  人们常说,禅的根长在印度,禅的花开在中国,禅的果却结在日本。日本大和民族对禅的运用确实高明。禅的精神、思想和方法已经广泛渗透到日本的绘画、诗歌、茶道、柔道、剑术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中国是日本一衣带水的邻邦,在许多方面(包括禅宗)都曾经是日本的老师。面对“学生”的全面繁荣与进步,我们不应仅仅从经济方面学习,而是应逐渐深入地认识“禅”对当代人所具有的巨大潜力与作用,重视、学习、应用、实践,使大乘中土禅机盎然,繁荣普现。

  

  禅刊 1995年度第二期

  

《“参禅”与青年自我开发(程长川)》全文阅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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