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宗派——天台宗
华方田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创立的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宗派。因其实际创始人智者大师———智顗长期住锡天台山(在今浙江省天台县境内)而得名；又因此宗以《法华经》为立宗依据，故亦称法华宗。天台宗后世厘定的该宗早期的传法谱系是以大乘中观学说的创始人龙树为东土初祖，下启二祖慧文、三祖慧思、四祖智顗、五祖灌顶、六祖智威、七祖慧威、八祖玄朗，一直到九祖湛然，此即所谓“天台九祖”。此后天台宗风代代相承，法脉不断。
一、理论先驱———慧文和慧思
天台宗的理论奠基者是慧文和慧思。慧文，俗姓高，具体生卒年代不详，是北齐时期一名学风严谨、道行较高的禅师。当时，北方禅学盛行，禅师们大多修习次第禅门，主张按照一定的顺序依次修禅。慧文深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对佛教的禅法实践特别重视，并身体力行。灌顶《摩诃止观》的缘起部分说：“文师用心，一依《释论》。”表明他的主要立说依据是龙树的《大智度论》，并以此来指导禅修。据《佛祖统纪》卷六载，天台二祖慧文因读龙树《大智度论》“三智一心中得”，联系到龙树《中论·观四谛品》中的“三是偈”而恍然大悟。
慧思(５１５—５７７)，俗姓李，武津(今河南上蔡县东)人。十五岁出家，曾师事慧文禅师习禅，后在河北传授大乘禅法，兼研《法华》、《般若》。梁承圣三年(公元５５４年)，慧思来到河南光州大苏山，陈光大二年(公元５６８年)又辗转来到湖南南岳衡山，陈太建九年(公元５７７年)在衡山圆寂。史称“南岳慧思大师”。著有《法华经安乐行义》、《诸法无诤三昧法门》等。慧思兼学南北，既对《法华》、《般若》义理有很深的造诣，又非常重视禅定修习。提倡“教禅并重”、“定慧双开”。道宣曰：“自江东佛法弘重义门，至于禅法，盖蔑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双开，昼谈义理，夜便思择，故所发言，无非致远。便验因定发慧，此旨不虚。南北禅宗，罕不承绪。”
“昼谈义理”，是指弘扬佛教理论；“夜便思择”，是指修习禅定。慧思的这种强调“由定发慧”、“定慧并重”的思想，为智顗所继承和发扬，成为天台宗佛教实践的主要方法。
二、智者大师———智顗
智顗(５３８—５９８)是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智顗，俗姓陈，梁大同四年(公元５３８年)出生于荆州华容(今湖北潜江西南)一官宦之家。十八岁在湘州果愿寺出家，师从法绪法师。年二十，受具足戒，成为正式的比丘。后随慧旷律师学习经、律、论三藏。其后登衡州大贤山，潜心学习《法华经》及《无量义经》、《观普贤经》。二十三岁时，前往光州大苏山随慧思受学。在慧思处，智顗不仅确立了“止观双修”、“定慧并重”的宗风，而且证得了“法华三昧”，为以后创立天台宗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慧思南下衡山隐居前，令智顗往金陵弘法。陈光大元年(５６７年)，智顗辞别慧思，来到陈都金陵，开始了其创宗立说、弘扬佛法的事业。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智顗以其“定慧并重”的独特风格，以及高尚的品质，终于赢得了金陵僧俗的敬重。陈太建元年(公元５６９年)，受请入住瓦官寺。在此期间，智顗昼谈义理，夜习禅悦，大开讲席，定慧并举，为金陵僧俗讲解《大智度论》、《法华经》及《次第禅门》。一时听者云集，从者成市。
陈宣帝太建七年(公元５７５年)，智顗决定离开居住了八年之久的京都金陵，远赴天台隐居潜修。至于智顗离开金陵的原因，灌顶在《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中引述智顗自己的话说：“初瓦官，四十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百余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二百人共坐，减十人得法。其后徒众转多，得法转少，妨我自行化道，可知群贤各随所安。吾欲从吾志，蒋山过近，非避喧之处。闻天台地记称有仙宫，白道猷所见者信矣；山赋用比蓬莱，孙兴公之言得矣。若息缘兹岭，啄峰饮涧，展平生之愿也。”事实上，智顗辞别金陵，除了上面说的不利于传法创宗、习禅修道以外，还有更重要的社会因素。就在智顗决定离开金陵的前一年，即陈太建六年(公元５７４年)，中国佛教史上发生了继北魏太武帝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无数僧尼或被迫还俗，或隐匿山林，也有许多人南逃陈朝。这一事件给智顗很大的刺激，使他倍感世事无常，帝意难测，决意避开政治的旋窝，官场的喧杂。另外，金陵佛教界内部崇尚清谈而不重修持的风气，也是促使其离开京师的原因之一。智顗在天台山居住了十年之久，遂有“天台大师”之称。陈至德三年(公元５８５年)智顗奉后主之请重返金陵，受到上自皇室达官下至僧俗百姓的隆重欢迎。陈亡之后，他转赴匡庐，西游荆湘，住锡荆州当阳玉泉寺。在玉泉寺期间，智顗的佛学思想逐步趣向成熟。“天台三大部”———《法华玄义》、《摩诃止观》，与《法华文句》———都是智顗讲述，由其弟子章安灌顶记录整理而成的。在《法华玄义》中，智顗对《法华经》的“诸法实相”理论作了系统地阐发，论述了“性具实相”的圆教义理，提出了“五时八教”的判教学说，确立了《法华经》在全部佛法中的崇高地位，为天台宗的创立提供了经典和理论的基础。《法华文句》是智顗在《玄义》的基础上，按照经文的章节次第，对《法华经》所作的逐字逐句的解释。在《摩诃止观》中，智顗系统地论述了天台宗的修行方法，确立了“止观双修”的实践原则，发展了“一心三观”的圆顿观法，强调以观心为本，为天台宗的宗教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隋开皇十六年(公元５９６年)春，智顗离开江都，重上天台。第二年，即隋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公元５９８年１月７日)，在石城大佛寺(今浙江新昌县西南)去世。
智顗著述丰富，除“天台三大部”外，还有《观音玄义》、《观音义疏》、《金光明经玄义》、《金光明经文句》、《观无量寿佛经疏》等，合称“天台五小部”，以及其它多种著述。智顗不仅是一个佛教理论家，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曾“造寺三十六所，大藏经十五藏；亲手度僧一万四千余人；造旃檀、金、铜、素画像八十万躯；传弟子三十二人，得法自行，不可称数”。
三、天台宗的教义
1.“五时八教”的判教理论
智顗在批判地继承南北朝时产生的“南三北七”等诸种判教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五时八教”的判教学说，为天台宗的建立提供了经典和历史的根据。
所谓“五时”，是将全部佛典按照佛说法的时间先后，从纵的方面所作的判释：第一，华严时。谓佛在初成道时，首先对慧根人说《华严》“圆顿”法门，令速悟入。第二，鹿苑时。谓佛在初讲《华严经》后的十二年中，在鹿野苑等地，为难以领悟《华严》顿教、根机钝小的初学者，讲说小乘四《阿含》。以讲说之地而命名，故称“鹿苑时”；以所讲之经命名，亦称“阿含时”。第三，方等时。谓佛在鹿苑时之后的八年中，为有小乘基础的人宣说能为大众普遍接受的《方等》、《维摩》、《思益》等经典。第四，般若时。谓佛在方等时后的二十二年间，主要讲说阐扬一切事物缘起性空的《般若》类经典。第五，法华涅槃时。经过般若时二十二年的陶炼，众生根机渐熟，佛于是在最后八年间开讲《法华经》，宣说“会三归一”、“开权显实”的一乘真实之教。智顗认为，此《法华》义理是佛的最后教说，已臻究竟，利根之人俱可听闻此教而觉悟佛道。但仍然有钝根之人不能领悟此《法华》一乘教理，佛陀便于临终前的一昼夜间，为这些人宣说《涅槃经》，使其转迷为悟，觉悟大道。
《维摩经玄疏》卷六指出了此五时教说的主要区别：“《华严》广明菩萨行位；《三藏》偏说小乘；《方等》破小显大；《大品》历法遣荡会宗；《法花》结撮始终，开权显实；《涅槃》解释众经，同归佛性常住。”(《大正藏》卷３８，第５６１页，下)五时的关系是根据《涅槃经·圣行品》的“牛乳五味”之喻，《华严》时如乳味，《阿含》时如酪味，《方等》时如生酥味，《般若》时如熟酥味，至《法华》、《涅槃》时则如醍醐味，“是时无明破，中道理显，其心皎洁如清醍醐”，显示的是最完满、最清净的真实境界。
所谓“八教”，是从横的方面就教化众生的形式和内容而作的划分。“八教”又分为“化仪四教”和“化法四教”。
“化仪四教″是根据佛陀说法的形式将佛的说法分为四种，即顿、渐、秘密、不定。智顗认为，“法唯一昧”，但由于“众生机缘不一，是以教门种种不同”。其中，顿教，是对利根人直接说的大乘顿教教义，这种教义的特点是不经次第、直指佛境。渐教，是对钝根人逐渐引导，先说小乘，后说大乘，由浅入深，渐次增进。秘密教，是指佛以不可思议之神通力，于同一时间和地点，为众多根器不一的人讲说各种或顿或渐、或大或小的佛法，而听法之人，同听异闻，各随自己的根机，据自己的理解而有收获，但互不相知。不定教，又称显露不定教，是指佛根据不同情况，运用神通，以一音说法，而使听者有不同的理解，获益也不同，但彼此相知。
“化法四教”，是根据佛说法内容的深浅而作的划分，即藏、通、别、圆。藏教，即三藏教，是指小乘佛教经典，如《阿含经》等。此教主要是为声闻、缘觉二乘讲说小乘因缘生法的道理，通过观察事物的因缘生灭而体悟诸法无常、无我的空理。通教是由藏教到别教的过渡，既能通达藏教，又能通达别教和圆教。所教化对象通于声闻、缘觉、菩萨三乘，所谓正教菩萨，傍化声闻、缘觉。主要讲的是事物缘起即性空的义理。别教是单独为大乘菩萨讲的，既别于前面所说的藏、通二教，又别于后面的圆教。讲说性空妙有之理，认为不仅要从事物的因缘和合体悟到其自性空寂的一面，而且还应进一步认识到事物宛然假有的一面，体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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