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程十二条>，内有“出使大臣的参赞(书记生)由大臣自己决定”xlii一条。其后“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十六日癸未，命刘瑞芬(1827~92，字芝田)充出使英俄大臣”xliii时，“应刘芝田星使召，(第二次)随往英法”xliv。正是由于杨文会的第一次出访，居士与南条文雄才在英国伦敦相识，为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2杨文会与《大乘起信论》
长住海外的寂寞当中，与志同道合的佛教徒交流不可或缺。正因为同是佛教徒，才成为杨文会和南条文雄交往的立足点。
“当时接到在英国伦敦的我国公使馆书记生末松谦澄的书信，称支那公使馆有佛教信徒，(他)无论如何想见你”xlv。这对于深处基督教徒包围的杨文会来说，能够与同是佛教徒的南条来往显得多么的迫切。末松谦澄(1855~1920)，丰前国(今大分县)京都郡前田村(今行桥市)人，明治十一年(1878)一月二十九日，接受日本驻英国公使馆一等书记见习之辞令，同年四月前往伦敦赴职。一八八六年回国后，历任法制局长(1892)、逓信大臣(1898)、内务大臣(1900)等要职，与南条文雄交往密切，并一同于一八八八年六月获得日本第二批文学博士称号。
“戊寅，惠敏奉使欧洲，随赴英法，考求法国政教生业甚详”xlvi。一八七八年，杨文会随曾纪泽(惠敏)出使英法，考察法国政治、宗教等情况。做为佛教居士，他是如何归信于佛教的呢
“先是，有不知谁何之老尼，授居士金刚经一卷。怀归展读，猝难获解，甚觉微妙，什袭臧弆。嗣于皖省书肆中得大乘起信论一卷，阁置案头，未暇寓目。病后，检阅他书，举不惬意，读起信论，乃不觉卷之不能释也”xlvii。在战乱年代，杨文会对在安徽书肆中得到的《大乘起信论》(以下简称《起信论》)爱不释手。“厥后，率为居士学道之年矣”xlviii。杨文会病后熟读《起信论》正好是甲子年即一八六四年，这一年是他正式信仰佛教的开始，当时杨文会二十八岁。关于杨文会觅得《起信论》的地点，还有另一种说法。
“洪杨起事，全家赴杭。(中略)恰遇左邻姑嫂二人亦由乡间避难来杭者。(中略)日久发现所谓姑娘者，乃一书画写作俱佳之少女。(中略)自是彼此渐觉倾心，其嫂亦愿其姑为先祖之并妻。(中略)事遂无成。经此一打击，先祖更觉世事无聊，终日在西湖散步。一日，在书肆中发现大乘起信论一卷(一说，于皖省书肆中购得，非)”xlix。由于太平天国之乱，杨文会一家避乱到杭州。由于与邻居才女日久生情，少女的兄嫂也同意这门亲事，条件是与其夫人同等待遇，非妾而为并妻。因为遭到了杨文会的母亲及妻子的强烈反对，心情抑郁而在西湖散步时得到《起信论》。并特别注明得自安徽的说法是错误的。
两种说法虽然难以考证，但是，比起杨文会的弟子、在其死后接手金陵刻经处并创办支那内学院(1918)、一九二五年改称法相大学的欧阳竟无(1871~1943，名渐)的《杨仁山居士事略》中的“安徽”说，也许孙女赵杨步伟<先祖仁山之生平>中的“杭州”说法更妥当。因为关于导致杨文会信佛的直接原因，欧阳氏解释为生“病”，而赵杨氏则为“并妻”内乱。即使有不利于恩师的历史事实， 做为门生也会尽量回避。这种可能性也很难说不存在。
“初说因缘分。(中略)一者，因缘总相。所谓，为令众生离一切苦得究竟，(中略)五者，为示方便消恶业障，善护其心，远离痴慢出邪网故”l。《起信论》的开头就说明了写作该论的八个理由，第一项是希望众生从苦恼中解放出来，得到彻底的安乐;第五项祈愿人们通过正确的修行，消除业障，远离无知和傲慢。这种开门见山的说法也许打动了正处于困惑、失意之中的杨文会，从而引起他阅读该书的极大兴趣，并试图从中找出走出困境的答案。
“马鸣大士宗百部大乘经，造起信论，以一心二门总括佛教大纲。学者能以此论为宗，教律禅净，莫不贯通”li。这是杨文会经过多年研究后对《起信论》的认识总结和高度评价。印度马鸣菩萨概括百部大乘经典的《起信论》，以一心(众生心即如来心)二门(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来总括佛教教义。如果精通此论，则会贯通教(天台和华严)、律、禅、净土等佛教所有宗派的教义，也就是说杨文会认识并“强调了《起信论》圆融的特性”lii。
“大乘经典，卷帙浩繁，求其简要精深者，莫如起信论”liii。正由于《起信论》的言简意赅，不仅杨文会因其而归依佛门并深入研究该论，而且“(《起信论》)为佛学初阶。不明斯义，则经中奥窔，无由通达”liv。杨文会不但指出《起信论》是佛教初学者的必读书目，而且还是很好的入门书，并从他本人的亲身体验强调《起信论》的重要性。因此，后来杨文会才会协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将《起信论》翻译成英文，以期佛光普照欧洲。甚至杨文会打算“建立马鸣宗以《大乘起信论》为本，依《大宗地玄文本论》中五位判教，总括释迦如来大法”lv。为了复兴日趋衰落的清末佛教，杨文会梦想以《起信论》的作者----马鸣菩萨的名字创立新的宗派----“马鸣宗”，而且依据的也是始于斯深信于斯的《起信论》以及同为马鸣菩萨着的《大宗地玄文本论》。虽然未能实现创建“马鸣宗”的愿望，但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冬十月，作《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四卷，还被收录于《日本卍续臧经》中国撰述的大小乘释论部中。二、关于南条文雄及其英国留学
南条文雄(1849-1927)，名恪丸(幼名)、恪顺(幼名)、僧恪(席名――“入籍(高仓)学寮时之名”lvi，也就是说1868年至1871年就读于高仓学寮时的学名)、文雄(明治四年即1871年改名，“由于养父的法名云“界雄””)lvii，号松坡、硕果(“硕果意为大柿子，(大柿子的日文发音与地名)大垣相同”)、小老南(“养父南条神兴号老南，因慕养父学风而取名”)lviii。嘉永二年(1849)己酋五月十二日生于美浓(今歧阜县)大垣誓运寺，在兄弟五人(4男1女)排行第三。一八七一年正月，过继给越前(福井县)南条郡北杣(木字旁右边加山)山村金粕忆念寺的南条神兴为养子。七岁随菱田毅斋(1784-1857)、菱田海鸥(1836-95)父子lix习字和学习汉文的读法。特别是海鸥先生“颇善诗文”lx。八岁“始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且“读完(净土)三部经”。十岁“以后在家旁听慈父和伯兄关于经史(“经史”指经书和史书。经书即指儒教最基本的书籍，其中包括《四书》、《五经》、《十三经》等。作者注)诗文方面的讲义，学作诗”。十五岁，“读《日本外史》(赖山阳(1780-1832)的名着)”。《日本外史》作为日本朱子学的名着，在日本江户(1603~1867)时代末期和明治维新时期广为世人阅读。一八七○年以后，“与伯兄及二、三友人一起轮流阅读庄子和唐宋八大家文，每月设题作文，请野村藤荫(1827-99)先生lxi是正。此文社名云“有我师盟”，((中略)取自《论语》“三人行必有我师”之语)”。翌年三月“入护法场，听场长伏成老师关于诗经等方面的讲义，并接受诗文指导，还通过了《论语》《孟子》《蒙求》的背诵，成为社长”lxii。以上从南条文雄的自传中可以了解到，青少年时代的南条文雄以学习儒家思想和诗文为主，这为其日后形成的信条——“为法不为身”及后来与杨文会长达三十年的书信往来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为他理解和阅读汉文及其汉文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后来才成就了他的汉文诗集《航西诗稿》和《硕果诗草》。而且，南条文雄在英国留学时的老师马克斯·缪勒(F。Max Müller，1823~1900)教授，对南条的汉文和汉诗的造诣评价颇高：
“日本年青的佛僧南条文雄君，一八七九年二月以来到牛津(大学)。他是京都僧院(本愿寺)的学生，以汉文造诣深而着名，能够同他的母语一样会话和作文，而且他创作的某些汉诗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lxiii。
明治五年二十日，南条和笠原研寿(1852-1883)二人奉命真宗大谷派法嗣现如(1852-1923)之命到英国留学：“同(年五月)二十日 法嗣殿下命三等掌记 笠原研寿同 南条文雄 留学印度并巡回欧洲”lxiv。
下面从外部环境和内部现状两方面就南条留学英国的理由和经纬进行考察。首先，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实行神道国教化政策。由于明治元年(1868)三月十七日和二十八日的“神佛分离令”而导致的废佛毁释、以及以明治五年(1872)四月二十八日颁布的“三条教则(敬神爱国、天理人道、皇上奉戴·朝旨遵守)”为根本的“教部省体制”将佛教排除在外和神道一边倒等原因，“使向来囿于宗派而封闭自守的佛教界，产生了难以适应新时代的危机意识，因而萌发了确立联带的或者全体佛教界统一视野的动向。其次，深受明治初年(日本)全国性的开化意识的影响。(中略)对佛教研究的重新开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当时西欧持续涌现了许多着名佛教学者”lxv。在此浪潮下，继西本愿寺的法主兄弟梅上泽融在岛地默雷(1838-1911)·赤松连城(1841-1919)等人的陪同下、于一八七二年一月至次年七·八月视查欧洲之后，同年九月，东本愿寺法嗣大谷光莹——现如与石川舜台(1842-1931)、松本白华(1838-1926)等四人，为“通览西洋风俗，看破异教巢穴，(中略)出护持宗教之志，(中略)自是一洗旧习之顽固，强化学习，鼓励学…
《十九世纪末期中日佛教交流史的研究——南条文雄与杨文会的相识日期考(李贺敏)》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