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期中日佛教交流史的研究
——南条文雄与杨文会的相识日期考
李贺敏
公元五三八年(一说552)i，佛教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以来，经鉴真和尚(688~763)等中国东渡弘法僧及传教大师最澄(767~822)、弘法大师空海(774~835)、荣西(1141~1215)、道元(1200~1253)等日本入唐、入宋求法僧而迎来中日两国佛教交流的鼎盛时期。然而，随着日本江户(1603~1867)幕府的封闭锁国政策以及宋代以后中国佛教的衰落，在其后长达约三百年的时期内，两国的佛教交流几近中断。清末即日本明治末期的后半段，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并出版已在中国佚失多年的佛经而被誉为中国近代佛教“中兴之祖”ii的杨文会(1837~1911)，在英国伦敦与正在牛津大学留学的日本真宗大谷派年青僧人南条文雄(1849~1927)相识。南条文雄终生以“为法不为身”为座右铭iii，师从着名的马克斯·缪勒(F。Max Müller，1823~1900)教授，而且留学期间，出版震惊欧洲的《大明三藏圣教目录》(俗称《南条目录》，1883)，此书因“对日本佛教界在开辟研究佛典原文这一具有光明前景的新的学术领域方面，起到了尖兵作用”iv，而被称为“日本近代佛教学鼻祖”v。二人自异国他乡相识以来，约三十年内互相通信达七十七封，为衰落的清末“佛教带来复兴的机遇”vi。
学术界研究杨文会和南条文雄之间交往的学者，仅有日本东京武臧野女子大学讲师陈继东博士及名古屋同朋大学中村薰教授二人vii，而且后者仅限于研究杨文会对真宗的批判。在《杨文会全集》中，收录了三十余封杨文会与南条文雄之间往来信函，遗憾的是没有注明信函写作的日期。可以说这成为研究二人交往的最大障碍之一。二人的交流始于书信，结束于书信。二人交流的核心内容即杨文会请南条文雄在日本代购中国散逸多时的佛教典籍，就是主要通过书信来实现的。二人的交往究竟始于何时
各家说法不一。如道端良秀的“(杨文会)第二次旅欧期间(1886~90)”viii、陈继东的“一八七八年某月”ix、中村薰的“大约一八七九年”x等。另外，二人的往来书信一部分除收录于《杨仁山全集》外，还散见于《令知会杂志》、《佛教》、《明教新志》、《大臧经报》等日本的报刊杂志上。因此本论文根据迄今的研究成果并新发现的有关资料，就二人交往的起始年代、往来信函的件数和内容、佛典代购及赠送的有关情况等历史事实进行考证，在此基础上再分析二人交流的理由。一、 关于杨文会1杨文会与曾国藩的关系及其两次旅欧
杨文会，安徽省石埭人，“生于道光丁酉年十一月六日丑时”xi，即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六日。名文会，字仁山或仁山居士，号拙道人xii，由于其书斋以“诗句“深柳读书堂”(简称“深柳堂”)命名”而被门人弟子尊称为“深柳大师”xiii。杨文会“十岁受读，甚颖悟。十四能文，雅不喜举子业。唐宋诗词，时一浏览，间与知交结社赋诗为乐”xiv。也就是说他十岁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人很聪明且十四岁即善文，然而对通往达官仕途、众人趋之若骛的科举考试没有丝毫兴趣，这与杨文会在《谢客启》中的“鄙人性喜山林，不贪荣利”xv一致。他不仅好读唐宋诗词，而且“生平好读奇书，流离转徙，舁敝簏贮书以随。凡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黄、老、庄、列，靡不领会”xvi。杨文会既然不喜欢死板教条的应对科举方面的书籍，反而精通音韵、数学、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及黄帝、老子、庄子、列子等儒家或道教等方面的学问。由于长达十几年的太平天国之乱(1851~64)，在随全家辗转于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地期间，依然身背放满书籍的竹筐，勤于学习。因此，杨文会后年对黄帝的《阴符经》、老子的《道德经》、列子的《冲虚经》、庄子的《南华经》等分别进行了解释而作《发隐》。
“自弱冠至今，以释氏之学治心，以老氏之道处世。”xvii
杨文会约从二十岁左右开始，以佛学思想来修心养性，用道教理论来为人处世。虽然他后来成为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但是道教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家贫母老，无以为生，从事于宦途者三十年。内而吴楚，外而英法”xviii。又，“始而奔走于湘鄂两省，既而驰驱于英法两国”xix。杨文会由于家境贫寒、母亲年迈，为了生计而从事官宦生活三十载。国内为江苏(吴)、湖南(楚或湘)、湖北(鄂)三省，国外则是英、法二国。“从事于宦途者三十年”与他“不喜(通往仕途的)举子业”正好相悖，这是何故
“道光丁酉，举于乡。明年，成进士，用刑部主事”xx。
杨文会出生的那年即道光(1821~1851)丁酉年(1837)，其父杨朴庵参加乡试合格而成为举人，第二年进而成进士并供职于刑部，成为清朝高级官僚的一员。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人材的一种制度，乡试乃地方上以省为单位，每三年举办一次，合格者即举人于次年参加在京师礼部贡院举行的会试，通过者称贡士。大约一个月后的四月二十一日，贡士参加皇帝在宫中亲自主办的殿试，合格者称为进士。曾国藩(1811~1872)恰好与杨朴庵同时成为进士。“(1838年)四月，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xxi。杨朴庵与曾国藩成为同期的进士，并共同服务于朝廷，这对后来的杨文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清末爆发了太平天国之乱。一八五一年，洪秀全(1814~1864)率领起义军从广西金田村北上，屡屡战败八旗军，一八五三年三月，终于攻占南京，建立太平天国。“自1853年起，清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全国各省地方官普遍举办团练”xxii。“咸丰六年，副都御史张公芾督办皖南军务，以君治团，防御乡里”xxiii。因此，杨朴庵也于咸丰六年(1856)，应副都御史张芾的邀请，协助张芾搞团练。张芾(1814~1862)，字黻候，号小浦，陕西泾县人。咸丰二年(1852)擢江西巡抚，后治安徽徽州、宁国二府防务，对抗太平军xxiv。此时的杨文会好象随父同行。
“里居，襄办团练，在徽宁，则佐张小浦中丞、周白禄军门理军事。跣足荷枪，身先士卒，日夜攻守不倦”xxv。这样，杨文会和父亲杨朴庵一起，不仅协助张小浦(即张芾)办理团练，而且还参加了与太平军的战斗，表现的异常英勇。
另一方面，一八五三年一月八日，曾国藩由于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xxvi，所以开始以湖南为基地招募乡民，编练湘军，同时物色才俊，建立幕府。幕府的职能就是“佐官为治”xxvii。李鸿章(1823~1901)、左宗棠(1812~1885)以及郭嵩涛(1818~1891)、俞樾(1821~1906)等人，均是曾国藩幕府497名幕僚中的杰出代表xxviii。这些幕僚或幕友(二者均相当于私人秘书)虽非公职，但是早在雍正元年(1723)，幕友的地位就得到了国家的承认，而且“幕主和幕友非行政隶属关系，彼此是朋友，平等相处，以礼相待”xxix，甚至“400余名曾国藩的幕僚中，绝大多数受过他(指曾国藩)的保举”xxx而跻身仕途。
曾国藩幕僚的来源主要包括至亲好友、亲朋子弟、门生故吏等。而“杨文会为曾国藩同年杨朴庵之子”xxxi，也就是说由于父亲杨朴庵与曾国藩同年的进士，且二人交好，杨文会作为曾国藩的“亲朋子弟”即好友杨朴庵之子而进入曾国藩幕府。
“先祖自幼聪明，(中略)十一岁时初见曾国藩，曾即以为奇才。(中略)(曾国藩)嗣复云：此子将来必有大用”xxxii。杨文会的奇才给曾国藩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后来被“曾(国藩)李(鸿章)诸公咸以国士目之”xxxiii。因此，“洪(秀全)杨(秀清，
~1856)起事，(中略)先祖应曾国藩之召协理军务，屡得奇助”xxxiv。爆发太平天国之乱后，杨文会应曾国藩的邀请而协助曾氏料理军务，曾氏也因而得到许多超乎想像的帮助。由于湘军的大本营在湖南，可以推测这时的杨文会作为幕僚也许在湖南的时间居多。在为战后重建而设置的安徽省安庆善后局和南京金陵善后局的成员名单里， 从李志茗《晚清四大幕府》一书中都可以看到作为曾国藩幕友一员的杨文会的名字xxxv。
“同治元年壬戌(中略)逾年秋，(中略)曾文正檄邀谷米局”xxxvi。
“乙丑(中略)明年移居宁，于时董江宁工程之役”xxxvii。
同治二年(1863)秋，曾国藩函邀杨文会，将谷米局交付于他。谷米局是善后局的下属机构，可能是为湘军调配谷米、保障供给而设立的。当时由于尚未攻打下南京，这个谷米局可能属于安庆善后局。乙丑年(1866)移居南京后，被曾国藩托付督办南京的战后重建工作----江宁工程。此项工程可能归金陵善后局管辖。此后，还先后负责“江宁筹防局差(1874)”、“汉口盐局工程(1875)”等xxxviii。
从上述考证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因为杨文会的父亲杨朴庵与曾国藩是同年进士、而且即是同僚又是友人关系，再加上杨文会的才智得到曾氏的充分肯定和信任，因此被招入幕府，做为曾国藩幕府的幕僚而活跃于安徽、江苏、湖北、湖南等省，曾国藩才会留给长子曾纪泽(1839~90，谥号惠敏)“某人(“某人”应指杨文会)必须重用”xxxix的遗嘱。
在丙子光绪二年(1878)秋七月“甲戌，以曾纪泽(继郭嵩涛之后)为出使英、法大臣”xl时，可能当时不久就内定杨文会以“书记生”xli的身分出使英法。因为一八六一年三月设立的负责清政府对外关系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制定<出使章…
《十九世纪末期中日佛教交流史的研究——南条文雄与杨文会的相识日期考(李贺敏)》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