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末期中日佛教交流史的研究
——南條文雄與楊文會的相識日期考
李賀敏
公元五叁八年(一說552)i，佛教從朝鮮半島傳入日本以來，經鑒真和尚(688~763)等中國東渡弘法僧及傳教大師最澄(767~822)、弘法大師空海(774~835)、榮西(1141~1215)、道元(1200~1253)等日本入唐、入宋求法僧而迎來中日兩國佛教交流的鼎盛時期。然而，隨著日本江戶(1603~1867)幕府的封閉鎖國政策以及宋代以後中國佛教的衰落，在其後長達約叁百年的時期內，兩國的佛教交流幾近中斷。清末即日本明治末期的後半段，在南京創辦金陵刻經處並出版已在中國佚失多年的佛經而被譽爲中國近代佛教“中興之祖”ii的楊文會(1837~1911)，在英國倫敦與正在牛津大學留學的日本真宗大谷派年青僧人南條文雄(1849~1927)相識。南條文雄終生以“爲法不爲身”爲座右銘iii，師從著名的馬克斯·缪勒(F。Max Müller，1823~1900)教授，而且留學期間，出版震驚歐洲的《大明叁藏聖教目錄》(俗稱《南條目錄》，1883)，此書因“對日本佛教界在開辟研究佛典原文這一具有光明前景的新的學術領域方面，起到了尖兵作用”iv，而被稱爲“日本近代佛教學鼻祖”v。二人自異國他鄉相識以來，約叁十年內互相通信達七十七封，爲衰落的清末“佛教帶來複興的機遇”vi。
學術界研究楊文會和南條文雄之間交往的學者，僅有日本東京武臧野女子大學講師陳繼東博士及名古屋同朋大學中村薰教授二人vii，而且後者僅限于研究楊文會對真宗的批判。在《楊文會全集》中，收錄了叁十余封楊文會與南條文雄之間往來信函，遺憾的是沒有注明信函寫作的日期。可以說這成爲研究二人交往的最大障礙之一。二人的交流始于書信，結束于書信。二人交流的核心內容即楊文會請南條文雄在日本代購中國散逸多時的佛教典籍，就是主要通過書信來實現的。二人的交往究竟始于何時
各家說法不一。如道端良秀的“(楊文會)第二次旅歐期間(1886~90)”viii、陳繼東的“一八七八年某月”ix、中村薰的“大約一八七九年”x等。另外，二人的往來書信一部分除收錄于《楊仁山全集》外，還散見于《令知會雜志》、《佛教》、《明教新志》、《大臧經報》等日本的報刊雜志上。因此本論文根據迄今的研究成果並新發現的有關資料，就二人交往的起始年代、往來信函的件數和內容、佛典代購及贈送的有關情況等曆史事實進行考證，在此基礎上再分析二人交流的理由。一、 關于楊文會1楊文會與曾國藩的關系及其兩次旅歐
楊文會，安徽省石埭人，“生于道光丁酉年十一月六日醜時”xi，即一八叁七年十一月六日。名文會，字仁山或仁山居士，號拙道人xii，由于其書齋以“詩句“深柳讀書堂”(簡稱“深柳堂”)命名”而被門人弟子尊稱爲“深柳大師”xiii。楊文會“十歲受讀，甚穎悟。十四能文，雅不喜舉子業。唐宋詩詞，時一浏覽，間與知交結社賦詩爲樂”xiv。也就是說他十歲開始接受正規教育，人很聰明且十四歲即善文，然而對通往達官仕途、衆人趨之若骛的科舉考試沒有絲毫興趣，這與楊文會在《謝客啓》中的“鄙人性喜山林，不貪榮利”xv一致。他不僅好讀唐宋詩詞，而且“生平好讀奇書，流離轉徙，舁敝簏貯書以隨。凡音韻、曆算、天文、輿地，以及黃、老、莊、列，靡不領會”xvi。楊文會既然不喜歡死板教條的應對科舉方面的書籍，反而精通音韻、數學、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學及黃帝、老子、莊子、列子等儒家或道教等方面的學問。由于長達十幾年的太平天國之亂(1851~64)，在隨全家輾轉于安徽、江西、江蘇、浙江等地期間，依然身背放滿書籍的竹筐，勤于學習。因此，楊文會後年對黃帝的《陰符經》、老子的《道德經》、列子的《沖虛經》、莊子的《南華經》等分別進行了解釋而作《發隱》。
“自弱冠至今，以釋氏之學治心，以老氏之道處世。”xvii
楊文會約從二十歲左右開始，以佛學思想來修心養性，用道教理論來爲人處世。雖然他後來成爲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但是道教對他的一生都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家貧母老，無以爲生，從事于宦途者叁十年。內而吳楚，外而英法”xviii。又，“始而奔走于湘鄂兩省，既而馳驅于英法兩國”xix。楊文會由于家境貧寒、母親年邁，爲了生計而從事官宦生活叁十載。國內爲江蘇(吳)、湖南(楚或湘)、湖北(鄂)叁省，國外則是英、法二國。“從事于宦途者叁十年”與他“不喜(通往仕途的)舉子業”正好相悖，這是何故
“道光丁酉，舉于鄉。明年，成進士，用刑部主事”xx。
楊文會出生的那年即道光(1821~1851)丁酉年(1837)，其父楊樸庵參加鄉試合格而成爲舉人，第二年進而成進士並供職于刑部，成爲清朝高級官僚的一員。科舉製度是中國古代選拔人材的一種製度，鄉試乃地方上以省爲單位，每叁年舉辦一次，合格者即舉人于次年參加在京師禮部貢院舉行的會試，通過者稱貢士。大約一個月後的四月二十一日，貢士參加皇帝在宮中親自主辦的殿試，合格者稱爲進士。曾國藩(1811~1872)恰好與楊樸庵同時成爲進士。“(1838年)四月，殿試叁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xxi。楊樸庵與曾國藩成爲同期的進士，並共同服務于朝廷，這對後來的楊文會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清末爆發了太平天國之亂。一八五一年，洪秀全(1814~1864)率領起義軍從廣西金田村北上，屢屢戰敗八旗軍，一八五叁年叁月，終于攻占南京，建立太平天國。“自1853年起，清政府發布命令，要求全國各省地方官普遍舉辦團練”xxii。“鹹豐六年，副都禦史張公芾督辦皖南軍務，以君治團，防禦鄉裏”xxiii。因此，楊樸庵也于鹹豐六年(1856)，應副都禦史張芾的邀請，協助張芾搞團練。張芾(1814~1862)，字黻候，號小浦，陝西泾縣人。鹹豐二年(1852)擢江西巡撫，後治安徽徽州、甯國二府防務，對抗太平軍xxiv。此時的楊文會好象隨父同行。
“裏居，襄辦團練，在徽甯，則佐張小浦中丞、周白祿軍門理軍事。跣足荷槍，身先士卒，日夜攻守不倦”xxv。這樣，楊文會和父親楊樸庵一起，不僅協助張小浦(即張芾)辦理團練，而且還參加了與太平軍的戰鬥，表現的異常英勇。
另一方面，一八五叁年一月八日，曾國藩由于被任命爲湖南團練大臣xxvi，所以開始以湖南爲基地招募鄉民，編練湘軍，同時物色才俊，建立幕府。幕府的職能就是“佐官爲治”xxvii。李鴻章(1823~1901)、左宗棠(1812~1885)以及郭嵩濤(1818~1891)、俞樾(1821~1906)等人，均是曾國藩幕府497名幕僚中的傑出代表xxviii。這些幕僚或幕友(二者均相當于私人秘書)雖非公職，但是早在雍正元年(1723)，幕友的地位就得到了國家的承認，而且“幕主和幕友非行政隸屬關系，彼此是朋友，平等相處，以禮相待”xxix，甚至“400余名曾國藩的幕僚中，絕大多數受過他(指曾國藩)的保舉”xxx而跻身仕途。
曾國藩幕僚的來源主要包括至親好友、親朋子弟、門生故吏等。而“楊文會爲曾國藩同年楊樸庵之子”xxxi，也就是說由于父親楊樸庵與曾國藩同年的進士，且二人交好，楊文會作爲曾國藩的“親朋子弟”即好友楊樸庵之子而進入曾國藩幕府。
“先祖自幼聰明，(中略)十一歲時初見曾國藩，曾即以爲奇才。(中略)(曾國藩)嗣複雲：此子將來必有大用”xxxii。楊文會的奇才給曾國藩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後來被“曾(國藩)李(鴻章)諸公鹹以國士目之”xxxiii。因此，“洪(秀全)楊(秀清，
~1856)起事，(中略)先祖應曾國藩之召協理軍務，屢得奇助”xxxiv。爆發太平天國之亂後，楊文會應曾國藩的邀請而協助曾氏料理軍務，曾氏也因而得到許多超乎想像的幫助。由于湘軍的大本營在湖南，可以推測這時的楊文會作爲幕僚也許在湖南的時間居多。在爲戰後重建而設置的安徽省安慶善後局和南京金陵善後局的成員名單裏， 從李志茗《晚清四大幕府》一書中都可以看到作爲曾國藩幕友一員的楊文會的名字xxxv。
“同治元年壬戌(中略)逾年秋，(中略)曾文正檄邀谷米局”xxxvi。
“乙醜(中略)明年移居甯，于時董江甯工程之役”xxxvii。
同治二年(1863)秋，曾國藩函邀楊文會，將谷米局交付于他。谷米局是善後局的下屬機構，可能是爲湘軍調配谷米、保障供給而設立的。當時由于尚未攻打下南京，這個谷米局可能屬于安慶善後局。乙醜年(1866)移居南京後，被曾國藩托付督辦南京的戰後重建工作----江甯工程。此項工程可能歸金陵善後局管轄。此後，還先後負責“江甯籌防局差(1874)”、“漢口鹽局工程(1875)”等xxxviii。
從上述考證中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因爲楊文會的父親楊樸庵與曾國藩是同年進士、而且即是同僚又是友人關系，再加上楊文會的才智得到曾氏的充分肯定和信任，因此被招入幕府，做爲曾國藩幕府的幕僚而活躍于安徽、江蘇、湖北、湖南等省，曾國藩才會留給長子曾紀澤(1839~90，谥號惠敏)“某人(“某人”應指楊文會)必須重用”xxxix的遺囑。
在丙子光緒二年(1878)秋七月“甲戌，以曾紀澤(繼郭嵩濤之後)爲出使英、法大臣”xl時，可能當時不久就內定楊文會以“書記生”xli的身分出使英法。因爲一八六一年叁月設立的負責清政府對外關系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曾製定<出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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