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程十二條>，內有“出使大臣的參贊(書記生)由大臣自己決定”xlii一條。其後“光緒十一年(1885)六月十六日癸未，命劉瑞芬(1827~92，字芝田)充出使英俄大臣”xliii時，“應劉芝田星使召，(第二次)隨往英法”xliv。正是由于楊文會的第一次出訪，居士與南條文雄才在英國倫敦相識，爲近代中國佛教的複興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2楊文會與《大乘起信論》
長住海外的寂寞當中，與志同道合的佛教徒交流不可或缺。正因爲同是佛教徒，才成爲楊文會和南條文雄交往的立足點。
“當時接到在英國倫敦的我國公使館書記生末松謙澄的書信，稱支那公使館有佛教信徒，(他)無論如何想見你”xlv。這對于深處基督教徒包圍的楊文會來說，能夠與同是佛教徒的南條來往顯得多麼的迫切。末松謙澄(1855~1920)，豐前國(今大分縣)京都郡前田村(今行橋市)人，明治十一年(1878)一月二十九日，接受日本駐英國公使館一等書記見習之辭令，同年四月前往倫敦赴職。一八八六年回國後，曆任法製局長(1892)、逓信大臣(1898)、內務大臣(1900)等要職，與南條文雄交往密切，並一同于一八八八年六月獲得日本第二批文學博士稱號。
“戊寅，惠敏奉使歐洲，隨赴英法，考求法國政教生業甚詳”xlvi。一八七八年，楊文會隨曾紀澤(惠敏)出使英法，考察法國政治、宗教等情況。做爲佛教居士，他是如何歸信于佛教的呢
“先是，有不知誰何之老尼，授居士金剛經一卷。懷歸展讀，猝難獲解，甚覺微妙，什襲臧弆。嗣于皖省書肆中得大乘起信論一卷，閣置案頭，未暇寓目。病後，檢閱他書，舉不惬意，讀起信論，乃不覺卷之不能釋也”xlvii。在戰亂年代，楊文會對在安徽書肆中得到的《大乘起信論》(以下簡稱《起信論》)愛不釋手。“厥後，率爲居士學道之年矣”xlviii。楊文會病後熟讀《起信論》正好是甲子年即一八六四年，這一年是他正式信仰佛教的開始，當時楊文會二十八歲。關于楊文會覓得《起信論》的地點，還有另一種說法。
“洪楊起事，全家赴杭。(中略)恰遇左鄰姑嫂二人亦由鄉間避難來杭者。(中略)日久發現所謂姑娘者，乃一書畫寫作俱佳之少女。(中略)自是彼此漸覺傾心，其嫂亦願其姑爲先祖之並妻。(中略)事遂無成。經此一打擊，先祖更覺世事無聊，終日在西湖散步。一日，在書肆中發現大乘起信論一卷(一說，于皖省書肆中購得，非)”xlix。由于太平天國之亂，楊文會一家避亂到杭州。由于與鄰居才女日久生情，少女的兄嫂也同意這門親事，條件是與其夫人同等待遇，非妾而爲並妻。因爲遭到了楊文會的母親及妻子的強烈反對，心情抑郁而在西湖散步時得到《起信論》。並特別注明得自安徽的說法是錯誤的。
兩種說法雖然難以考證，但是，比起楊文會的弟子、在其死後接手金陵刻經處並創辦支那內學院(1918)、一九二五年改稱法相大學的歐陽竟無(1871~1943，名漸)的《楊仁山居士事略》中的“安徽”說，也許孫女趙楊步偉<先祖仁山之生平>中的“杭州”說法更妥當。因爲關于導致楊文會信佛的直接原因，歐陽氏解釋爲生“病”，而趙楊氏則爲“並妻”內亂。即使有不利于恩師的曆史事實， 做爲門生也會盡量回避。這種可能性也很難說不存在。
“初說因緣分。(中略)一者，因緣總相。所謂，爲令衆生離一切苦得究竟，(中略)五者，爲示方便消惡業障，善護其心，遠離癡慢出邪網故”l。《起信論》的開頭就說明了寫作該論的八個理由，第一項是希望衆生從苦惱中解放出來，得到徹底的安樂;第五項祈願人們通過正確的修行，消除業障，遠離無知和傲慢。這種開門見山的說法也許打動了正處于困惑、失意之中的楊文會，從而引起他閱讀該書的極大興趣，並試圖從中找出走出困境的答案。
“馬鳴大士宗百部大乘經，造起信論，以一心二門總括佛教大綱。學者能以此論爲宗，教律禅淨，莫不貫通”li。這是楊文會經過多年研究後對《起信論》的認識總結和高度評價。印度馬鳴菩薩概括百部大乘經典的《起信論》，以一心(衆生心即如來心)二門(心真如門和心生滅門)來總括佛教教義。如果精通此論，則會貫通教(天臺和華嚴)、律、禅、淨土等佛教所有宗派的教義，也就是說楊文會認識並“強調了《起信論》圓融的特性”lii。
“大乘經典，卷帙浩繁，求其簡要精深者，莫如起信論”liii。正由于《起信論》的言簡意赅，不僅楊文會因其而歸依佛門並深入研究該論，而且“(《起信論》)爲佛學初階。不明斯義，則經中奧窔，無由通達”liv。楊文會不但指出《起信論》是佛教初學者的必讀書目，而且還是很好的入門書，並從他本人的親身體驗強調《起信論》的重要性。因此，後來楊文會才會協助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將《起信論》翻譯成英文，以期佛光普照歐洲。甚至楊文會打算“建立馬鳴宗以《大乘起信論》爲本，依《大宗地玄文本論》中五位判教，總括釋迦如來大法”lv。爲了複興日趨衰落的清末佛教，楊文會夢想以《起信論》的作者----馬鳴菩薩的名字創立新的宗派----“馬鳴宗”，而且依據的也是始于斯深信于斯的《起信論》以及同爲馬鳴菩薩著的《大宗地玄文本論》。雖然未能實現創建“馬鳴宗”的願望，但是光緒叁十二年(1906)冬十月，作《大宗地玄文本論略注》四卷，還被收錄于《日本卍續臧經》中國撰述的大小乘釋論部中。二、關于南條文雄及其英國留學
南條文雄(1849-1927)，名恪丸(幼名)、恪順(幼名)、僧恪(席名――“入籍(高倉)學寮時之名”lvi，也就是說1868年至1871年就讀于高倉學寮時的學名)、文雄(明治四年即1871年改名，“由于養父的法名雲“界雄””)lvii，號松坡、碩果(“碩果意爲大柿子，(大柿子的日文發音與地名)大垣相同”)、小老南(“養父南條神興號老南，因慕養父學風而取名”)lviii。嘉永二年(1849)己酋五月十二日生于美濃(今歧阜縣)大垣誓運寺，在兄弟五人(4男1女)排行第叁。一八七一年正月，過繼給越前(福井縣)南條郡北杣(木字旁右邊加山)山村金粕憶念寺的南條神興爲養子。七歲隨菱田毅齋(1784-1857)、菱田海鷗(1836-95)父子lix習字和學習漢文的讀法。特別是海鷗先生“頗善詩文”lx。八歲“始讀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而且“讀完(淨土)叁部經”。十歲“以後在家旁聽慈父和伯兄關于經史(“經史”指經書和史書。經書即指儒教最基本的書籍，其中包括《四書》、《五經》、《十叁經》等。作者注)詩文方面的講義，學作詩”。十五歲，“讀《日本外史》(賴山陽(1780-1832)的名著)”。《日本外史》作爲日本朱子學的名著，在日本江戶(1603~1867)時代末期和明治維新時期廣爲世人閱讀。一八七○年以後，“與伯兄及二、叁友人一起輪流閱讀莊子和唐宋八大家文，每月設題作文，請野村藤蔭(1827-99)先生lxi是正。此文社名雲“有我師盟”，((中略)取自《論語》“叁人行必有我師”之語)”。翌年叁月“入護法場，聽場長伏成老師關于詩經等方面的講義，並接受詩文指導，還通過了《論語》《孟子》《蒙求》的背誦，成爲社長”lxii。以上從南條文雄的自傳中可以了解到，青少年時代的南條文雄以學習儒家思想和詩文爲主，這爲其日後形成的信條——“爲法不爲身”及後來與楊文會長達叁十年的書信往來産生了重大影響，並爲他理解和閱讀漢文及其漢文的寫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因此後來才成就了他的漢文詩集《航西詩稿》和《碩果詩草》。而且，南條文雄在英國留學時的老師馬克斯·缪勒(F。Max Müller，1823~1900)教授，對南條的漢文和漢詩的造詣評價頗高：
“日本年青的佛僧南條文雄君，一八七九年二月以來到牛津(大學)。他是京都僧院(本願寺)的學生，以漢文造詣深而著名，能夠同他的母語一樣會話和作文，而且他創作的某些漢詩獲得了非常高的評價”lxiii。
明治五年二十日，南條和笠原研壽(1852-1883)二人奉命真宗大谷派法嗣現如(1852-1923)之命到英國留學：“同(年五月)二十日 法嗣殿下命叁等掌記 笠原研壽同 南條文雄 留學印度並巡回歐洲”lxiv。
下面從外部環境和內部現狀兩方面就南條留學英國的理由和經緯進行考察。首先，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政府實行神道國教化政策。由于明治元年(1868)叁月十七日和二十八日的“神佛分離令”而導致的廢佛毀釋、以及以明治五年(1872)四月二十八日頒布的“叁條教則(敬神愛國、天理人道、皇上奉戴·朝旨遵守)”爲根本的“教部省體製”將佛教排除在外和神道一邊倒等原因，“使向來囿于宗派而封閉自守的佛教界，産生了難以適應新時代的危機意識，因而萌發了確立聯帶的或者全體佛教界統一視野的動向。其次，深受明治初年(日本)全國性的開化意識的影響。(中略)對佛教研究的重新開展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是當時西歐持續湧現了許多著名佛教學者”lxv。在此浪潮下，繼西本願寺的法主兄弟梅上澤融在島地默雷(1838-1911)·赤松連城(1841-1919)等人的陪同下、于一八七二年一月至次年七·八月視查歐洲之後，同年九月，東本願寺法嗣大谷光瑩——現如與石川舜臺(1842-1931)、松本白華(1838-1926)等四人，爲“通覽西洋風俗，看破異教巢穴，(中略)出護持宗教之志，(中略)自是一洗舊習之頑固，強化學習，鼓勵學…
《十九世紀末期中日佛教交流史的研究——南條文雄與楊文會的相識日期考(李賀敏)》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