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術”lxvi而前往歐洲各國。“在歐洲旅行中，(法嗣現如)好象是在法國的某個圖書館裏不識梵文佛經，便囑咐石川君進行梵文佛經的研究方法。石川君雖然試著研究了一段時間，然而由于事情突變，不得不中止回國”。因此，“現如上人産生讓我們二人學習梵文的念頭，當源于那年的西洋考察”lxvii。所以，在翌年(1873)七月二十叁日的<禦書立>中說∶“不必依弘教者之材非也，依是興印度之學，欲廣開學徒見識、盛建校舍、教育人材”lxviii。鑒此，現如親自擔任東本願寺的總務一職，斷然進行寺務和教學等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南條文雄于慶應四年(1868)四月，進入東本願寺創辦的京都高倉學寮，八月開始每日前往剛剛設置的護法場，專攻內典(即佛典)的講習。一八七一年叁月，在本山東本願寺剃度，改名文雄，並再入護法場學習。次年“五月朔日(即一日)，本山(東本願寺)開設事務所。廿叁日，余爲事務所記室長，是余爲本山役員(即幹部)之始。(中略)六月，余晉升爲掌儀”lxix。一八七叁年八月十七日，與惠林寺笠原研壽一起同爲掌儀，第二年六月，成爲錄事lxx。一八七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南條文雄被任命爲錄事兼教育錄事，而且在之前的一八七叁年底，擔任過與“(政府)官員同樣”的改革助理職務lxxi。從上可以看出，南條不僅是東本願寺教育領域資格較老的僧人領導層成員之一，而且在一八七叁年五月至七月、陪伴東本願寺法主大谷光尊嚴如(1817-94)經常出入于明治政府設在東京的真宗局和在地方寺院的講經說法活動，以及同年十一月、在本山內侍局侍奉病倒的法嗣現如，因此可以說南條與東本願寺的倆位法主都比較熟悉。特別是南條與宗務所內的實權派人物——教育課長石川舜臺，是“我們(宗務所)幹部中的朋友”中之“一人”，這一點南條日後曾有如下回憶∶
“關于我們的留學，是總務(法嗣現如)和石川師斷然決定的”lxxii，或者“弟等之渡洋事，其始石(川)氏盡了大力”lxxiii。
明治九年六月十四日，南條和笠原二人赴歐留學的消息刊登于東本願寺發行的《配紙》上∶“叁等掌記笠原研壽同南條文雄兩名，留學印度並巡回歐洲，六月十四日乘法蘭西郵船，已拔錨于橫濱”lxxiv。叁、南條文雄與楊文會的相遇
楊文會在<與日本笠原研壽·南條文雄書>中說∶“弟在滬上與松本上人談次，得悉真宗高士，有西遊者，秉拂于英。頃至倫敦，晤末松氏，詢知二公退居學地，精學梵文。惜離都稍遠，不獲訪造瞻仰高風，欽佩靡已”lxxv。楊文會在赴歐前于上海見到了松本白華，聽說真宗高士爲弘揚佛法而到英國。其後不久，楊文會來到倫敦，供職于清朝駐英公使館，遇到了末松謙澄後，才聽說南條二人已移居牛津大學學習梵文。雖然仰慕高風，然相距較遠，短時間內難以相見。這封信函是南條和楊文會交往的肇始。松本白華就是曾于明治五年六月至翌年七月，法嗣現如視查歐洲宗教情況的四名陪同人員之一。在他們回國後不久的八月成立的東本願寺寺務所領導成員名單中，在
“掌儀 惠林寺住職男 笠原研壽；同憶念寺住職男 南條文雄”的前面，有如下名字∶“總 務 大谷光瑩執事補 方融寺住職 筱塚不著同 本誓寺前住職 松本白華”lxxvi
這說明松本白華是東本願寺寺務所內第叁號人物，擔任執事補的職務。由于真宗大谷派開日本佛教界海外傳教之先河，即明治六年(1873)七月，小栗棲香頂(1831-1905)在強烈的護法精神鼓舞下，主張在日本占主導地位的中·日·印度叁國佛教界結盟，共同抵禦基督教的侵襲而來到中國，著手在中國傳教。第二年因病而回國的小栗棲根據在中國一年的經驗，經過精心准備，于一八七六年七月，同谷了然(1846-1918)等五人再次來到中國，八月在上海創辦東本願寺別院(又稱上海別院)，東本願寺從而正式拉開了在中國傳教的序幕lxxvii。松本白華于一八七七年九月十二日被東本願寺任命爲“支那國出張 本所准大錄事”，同年十一月四日至次年八月六日被任命爲“兼上海別院輪番(第四代――作者注) 本所四級出仕”lxxviii。松本與楊文會的交往好象應該屬于這一時期lxxix。小栗棲和松本等是抱著怎樣的目的在中國傳教的呢
一八七六年九月十一日，小栗棲參拜天臺山時在智者大師廟前表白，曰∶
“一 香頂欲向支那開真宗，伏乞許之
(中略)
叁 支那(皇)帝、支那百官，請許以真宗開教之方便
(中略)
五 遍開真宗于支那各省
(中略)
十叁 請支那各宗僧侶歸信真宗
十四 令支那人民得他力安心”
從中可以看出，他們的目的並不是當初單純的叁國合作同盟，而是謀求將整個中國真宗化lxxx。爲達此目的，與中國的實力人物、尤其與當時清末佛教界代表性人物――楊文會居士接觸是完全可以想像的。在東本願寺出版的《宗報》第貳號“清國教況”一覽中有下面的記載∶
“南京有信佛者楊文會，(中略)曾與北方lxxxi等人爲友，乃已了知真宗大意之人，多次指教(我等)同仁，必會成爲將來開教的無二檀越”lxxxii。從中可以看到東本願寺別院與楊文會來往的目的之一，就是將居士作爲東本願寺“將來(在中國)開教的無二檀越(即護法)”，也就是說把楊文會視作真宗大谷派最大的檀家。通過中國佛教界重量級人物楊文會的歸信和護持，中國真宗化的遠大理想才有可能實現。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八七六年和一八七七年對于真宗大谷派是非同尋常的兩年。一八七六年五月二十日，命笠原研壽、南條文雄赴英國留學的“同(月)廿六日告示”一欄中寫到∶
“支那上海出張教育准大錄事 谷了然叁等學師 小栗棲香頂教育用挂兼叁等說教者 河崎顯成 教育用挂 倉谷哲僧外國布教事務負責人教育錄事 細川千岩”lxxxiii
這樣，真宗大谷派正式起動了由谷了然、小栗棲香頂等人負責的海外布教。第二年即一八七七年，由于日朝修好條規(1876)的簽訂，真宗大谷派奧村圓心(1847-1913)等人在釜山開始朝鮮布教。在此勢頭下，爲擴大在中國的傳教範圍，而北上于北京開辦直隸教校(1877·11)。松本白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派往上海的。
末松謙澄(1855~1920)，號青萍，豐前國(今大分縣)京都郡前田村(今行橋市)人，明治十一年(1878)一月二十九日，接受日本駐英國公使館一等書記見習之辭令，同年四月前往倫敦赴職。第二年就讀劍橋大學。一八八六年回國後，曆任法製局長(1892)、通信大臣(1898)、內務大臣(1900)等要職，與南條文雄交往密切，並一同于一八八八年六月獲得日本第二批文學博士稱號。另一方面，南條和笠原二人一八七六年六月一十四日從橫濱出發，八月十一日到達倫敦後，至一八七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因隨馬克斯·缪勒學習梵文而移居牛津之前的近兩年半時間內，一直居住在倫敦。據《懷舊錄》記載，一八七八年“某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在倫敦街頭的繁華區”，非常偶然地遇見了末松謙澄，“(我們)一見如故地交談，後來我又多了一位知己”lxxxiv。二人結下了兄弟般的友誼。因此，末松也曾高度評價過二人的友誼∶“予嘗與碩果兄同在英國講學之余，則詩酒提攜，上下議論，談和說漢，所得極多矣”lxxxv。其中的“談和說漢”的意思稍後可以明白。而且“其後在該君(指末松)倫敦的寓所內，遇見了支那公使館的陳遠濟lxxxvi和楊文會二人，(並與楊文會)進行了很長時間的書信往來”lxxxvii。
南條也有如下回憶∶“記得與楊居士初次會面應該是明治十叁年(1880)的四月。當時我國駐英國倫敦公使館的書記生(即秘書)末松謙澄來信，說支那公使館有佛教徒，想務必見你一面，如何
如果同意，可以安排在自己(指末松)倫敦的住所相見。(中略)來到倫敦見到了信中介紹的那一位，他就是楊文會。”lxxxviii
“明治十叁年的四月”，不是二人初次見面的日期，而是楊文會第一次托末松謙澄給南條文雄轉送信函的時間。由于這是南條對剛剛去世不久(1911)的楊文會的回憶文章，回想叁十多年前的事情，時間上難免産生或多或少的誤差。根據南條文雄發表于明治十七年(1884)的<學窗雜錄>記載，南條與楊文會初次見面、及筆談的時間是“明治十四年六月叁十日之夜”，地點是末松謙澄的倫敦寓所。第二天晚上即七月一日，他們又相約于中國公使館，“奇談頗多”，且飲酒作詩，四個人每人一句共作聯句二首lxxxix，雙方因而在短時間內初步建立了友好信賴的關系。而且，楊文會的<與日本笠原研壽·南條文雄書>同時也收錄于南條文雄撰寫的<學窗雜錄>xc內，題目名爲<楊仁山來書 明治十叁年(1880)四月廿六日>。因此，可以推斷這封書信的日期――“明治十叁年(1880)四月廿六日”就是楊文會與南條文雄開始交往的日期。
楊文會與南條文雄相識並交往的具體日期，以前從來就無人提及或研究過。日期的明確，也許將來會對二人交往方面的研究産生某些影響。
i 速水侑《日本佛教史 古代》(吉川弘文館1998)P.16,參考<壬申傳來說與戊午傳來說>。ii 水野梅曉《支那佛教近世史的研究》(支那時報社1925)P.56~57以及鐮田茂雄《新中國佛教史》(大東出版社2001)P.282。iii 南條文雄《懷舊錄----始于梵文》(平凡社1979,東洋文庫359,以下簡稱《懷舊錄》)P.27.iv 櫻部建<解說>,《懷舊錄》P.328.v 《懷舊錄》P.328及櫻部建<近代佛教…
《十九世紀末期中日佛教交流史的研究——南條文雄與楊文會的相識日期考(李賀敏)》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