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术”lxvi而前往欧洲各国。“在欧洲旅行中，(法嗣现如)好象是在法国的某个图书馆里不识梵文佛经，便嘱咐石川君进行梵文佛经的研究方法。石川君虽然试着研究了一段时间，然而由于事情突变，不得不中止回国”。因此，“现如上人产生让我们二人学习梵文的念头，当源于那年的西洋考察”lxvii。所以，在翌年(1873)七月二十三日的<御书立>中说∶“不必依弘教者之材非也，依是兴印度之学，欲广开学徒见识、盛建校舍、教育人材”lxviii。鉴此，现如亲自担任东本愿寺的总务一职，断然进行寺务和教学等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南条文雄于庆应四年(1868)四月，进入东本愿寺创办的京都高仓学寮，八月开始每日前往刚刚设置的护法场，专攻内典(即佛典)的讲习。一八七一年三月，在本山东本愿寺剃度，改名文雄，并再入护法场学习。次年“五月朔日(即一日)，本山(东本愿寺)开设事务所。廿三日，余为事务所记室长，是余为本山役员(即干部)之始。(中略)六月，余晋升为掌仪”lxix。一八七三年八月十七日，与惠林寺笠原研寿一起同为掌仪，第二年六月，成为录事lxx。一八七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南条文雄被任命为录事兼教育录事，而且在之前的一八七三年底，担任过与“(政府)官员同样”的改革助理职务lxxi。从上可以看出，南条不仅是东本愿寺教育领域资格较老的僧人领导层成员之一，而且在一八七三年五月至七月、陪伴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尊严如(1817-94)经常出入于明治政府设在东京的真宗局和在地方寺院的讲经说法活动，以及同年十一月、在本山内侍局侍奉病倒的法嗣现如，因此可以说南条与东本愿寺的俩位法主都比较熟悉。特别是南条与宗务所内的实权派人物——教育课长石川舜台，是“我们(宗务所)干部中的朋友”中之“一人”，这一点南条日后曾有如下回忆∶
“关于我们的留学，是总务(法嗣现如)和石川师断然决定的”lxxii，或者“弟等之渡洋事，其始石(川)氏尽了大力”lxxiii。
明治九年六月十四日，南条和笠原二人赴欧留学的消息刊登于东本愿寺发行的《配纸》上∶“三等掌记笠原研寿同南条文雄两名，留学印度并巡回欧洲，六月十四日乘法兰西邮船，已拔锚于横滨”lxxiv。三、南条文雄与杨文会的相遇
杨文会在<与日本笠原研寿·南条文雄书>中说∶“弟在沪上与松本上人谈次，得悉真宗高士，有西游者，秉拂于英。顷至伦敦，晤末松氏，询知二公退居学地，精学梵文。惜离都稍远，不获访造瞻仰高风，钦佩靡已”lxxv。杨文会在赴欧前于上海见到了松本白华，听说真宗高士为弘扬佛法而到英国。其后不久，杨文会来到伦敦，供职于清朝驻英公使馆，遇到了末松谦澄后，才听说南条二人已移居牛津大学学习梵文。虽然仰慕高风，然相距较远，短时间内难以相见。这封信函是南条和杨文会交往的肇始。松本白华就是曾于明治五年六月至翌年七月，法嗣现如视查欧洲宗教情况的四名陪同人员之一。在他们回国后不久的八月成立的东本愿寺寺务所领导成员名单中，在
“掌仪 惠林寺住职男 笠原研寿；同忆念寺住职男 南条文雄”的前面，有如下名字∶“总 务 大谷光莹执事补 方融寺住职 筱塚不着同 本誓寺前住职 松本白华”lxxvi
这说明松本白华是东本愿寺寺务所内第三号人物，担任执事补的职务。由于真宗大谷派开日本佛教界海外传教之先河，即明治六年(1873)七月，小栗栖香顶(1831-1905)在强烈的护法精神鼓舞下，主张在日本占主导地位的中·日·印度三国佛教界结盟，共同抵御基督教的侵袭而来到中国，着手在中国传教。第二年因病而回国的小栗栖根据在中国一年的经验，经过精心准备，于一八七六年七月，同谷了然(1846-1918)等五人再次来到中国，八月在上海创办东本愿寺别院(又称上海别院)，东本愿寺从而正式拉开了在中国传教的序幕lxxvii。松本白华于一八七七年九月十二日被东本愿寺任命为“支那国出张 本所准大录事”，同年十一月四日至次年八月六日被任命为“兼上海别院轮番(第四代――作者注) 本所四级出仕”lxxviii。松本与杨文会的交往好象应该属于这一时期lxxix。小栗栖和松本等是抱着怎样的目的在中国传教的呢
一八七六年九月十一日，小栗栖参拜天台山时在智者大师庙前表白，曰∶
“一 香顶欲向支那开真宗，伏乞许之
(中略)
三 支那(皇)帝、支那百官，请许以真宗开教之方便
(中略)
五 遍开真宗于支那各省
(中略)
十三 请支那各宗僧侣归信真宗
十四 令支那人民得他力安心”
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当初单纯的三国合作同盟，而是谋求将整个中国真宗化lxxx。为达此目的，与中国的实力人物、尤其与当时清末佛教界代表性人物――杨文会居士接触是完全可以想像的。在东本愿寺出版的《宗报》第贰号“清国教况”一览中有下面的记载∶
“南京有信佛者杨文会，(中略)曾与北方lxxxi等人为友，乃已了知真宗大意之人，多次指教(我等)同仁，必会成为将来开教的无二檀越”lxxxii。从中可以看到东本愿寺别院与杨文会来往的目的之一，就是将居士作为东本愿寺“将来(在中国)开教的无二檀越(即护法)”，也就是说把杨文会视作真宗大谷派最大的檀家。通过中国佛教界重量级人物杨文会的归信和护持，中国真宗化的远大理想才有可能实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八七六年和一八七七年对于真宗大谷派是非同寻常的两年。一八七六年五月二十日，命笠原研寿、南条文雄赴英国留学的“同(月)廿六日告示”一栏中写到∶
“支那上海出张教育准大录事 谷了然三等学师 小栗栖香顶教育用挂兼三等说教者 河崎显成 教育用挂 仓谷哲僧外国布教事务负责人教育录事 细川千岩”lxxxiii
这样，真宗大谷派正式起动了由谷了然、小栗栖香顶等人负责的海外布教。第二年即一八七七年，由于日朝修好条规(1876)的签订，真宗大谷派奥村圆心(1847-1913)等人在釜山开始朝鲜布教。在此势头下，为扩大在中国的传教范围，而北上于北京开办直隶教校(1877·11)。松本白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派往上海的。
末松谦澄(1855~1920)，号青萍，丰前国(今大分县)京都郡前田村(今行桥市)人，明治十一年(1878)一月二十九日，接受日本驻英国公使馆一等书记见习之辞令，同年四月前往伦敦赴职。第二年就读剑桥大学。一八八六年回国后，历任法制局长(1892)、通信大臣(1898)、内务大臣(1900)等要职，与南条文雄交往密切，并一同于一八八八年六月获得日本第二批文学博士称号。另一方面，南条和笠原二人一八七六年六月一十四日从横滨出发，八月十一日到达伦敦后，至一八七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因随马克斯·缪勒学习梵文而移居牛津之前的近两年半时间内，一直居住在伦敦。据《怀旧录》记载，一八七八年“某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在伦敦街头的繁华区”，非常偶然地遇见了末松谦澄，“(我们)一见如故地交谈，后来我又多了一位知己”lxxxiv。二人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因此，末松也曾高度评价过二人的友谊∶“予尝与硕果兄同在英国讲学之余，则诗酒提携，上下议论，谈和说汉，所得极多矣”lxxxv。其中的“谈和说汉”的意思稍后可以明白。而且“其后在该君(指末松)伦敦的寓所内，遇见了支那公使馆的陈远济lxxxvi和杨文会二人，(并与杨文会)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书信往来”lxxxvii。
南条也有如下回忆∶“记得与杨居士初次会面应该是明治十三年(1880)的四月。当时我国驻英国伦敦公使馆的书记生(即秘书)末松谦澄来信，说支那公使馆有佛教徒，想务必见你一面，如何
如果同意，可以安排在自己(指末松)伦敦的住所相见。(中略)来到伦敦见到了信中介绍的那一位，他就是杨文会。”lxxxviii
“明治十三年的四月”，不是二人初次见面的日期，而是杨文会第一次托末松谦澄给南条文雄转送信函的时间。由于这是南条对刚刚去世不久(1911)的杨文会的回忆文章，回想三十多年前的事情，时间上难免产生或多或少的误差。根据南条文雄发表于明治十七年(1884)的<学窗杂录>记载，南条与杨文会初次见面、及笔谈的时间是“明治十四年六月三十日之夜”，地点是末松谦澄的伦敦寓所。第二天晚上即七月一日，他们又相约于中国公使馆，“奇谈颇多”，且饮酒作诗，四个人每人一句共作联句二首lxxxix，双方因而在短时间内初步建立了友好信赖的关系。而且，杨文会的<与日本笠原研寿·南条文雄书>同时也收录于南条文雄撰写的<学窗杂录>xc内，题目名为<杨仁山来书 明治十三年(1880)四月廿六日>。因此，可以推断这封书信的日期――“明治十三年(1880)四月廿六日”就是杨文会与南条文雄开始交往的日期。
杨文会与南条文雄相识并交往的具体日期，以前从来就无人提及或研究过。日期的明确，也许将来会对二人交往方面的研究产生某些影响。
i 速水侑《日本佛教史 古代》(吉川弘文馆1998)P.16,参考<壬申传来说与戊午传来说>。ii 水野梅晓《支那佛教近世史的研究》(支那时报社1925)P.56~57以及镰田茂雄《新中国佛教史》(大东出版社2001)P.282。iii 南条文雄《怀旧录----始于梵文》(平凡社1979,东洋文库359,以下简称《怀旧录》)P.27.iv 樱部建<解说>,《怀旧录》P.328.v 《怀旧录》P.328及樱部建<近代佛教…
《十九世纪末期中日佛教交流史的研究——南条文雄与杨文会的相识日期考(李贺敏)》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