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因明发展历程比较研究
桑吉加
早在唐朝以前，有关的因明思想，就伴随着佛教的输入而传入中国，至唐朝大翻译家玄奘大师游学印度17年归来，把因明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翻译、讲学、传播，当时引起思想界、学术界的重视，并对其进行研习、注疏。而因明的藏传大约从公元八世纪后半叶赤松德赞时期，随着翻译事业的发展传入藏区，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研究、传承、实践的历史，中间从未间断。本文将通过对汉、藏因明不同的历史发展概况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当前研究因明学的发展问题。
一、汉传因明的传播、发展概略。
1.唐玄奘首倡因明于中国内地。
中国汉族的因明学是随着法相宗(慈恩宗)而成长起来的。但汉文翻译的印度因明学原着远远赶不上藏文译出的因明学那样丰富。早在唐朝以前因明学的思想传入中国内地，从后魏吉迦夜等人译《方便心论》与《回诤论》、真谛译《如实论》，这三部着作均属于古因明系统，是印度比较初期的因明作品。它们的译传，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一点影响。如《方便心论》译出时，我国天才的文艺理论家刘勰尚在幼年，以后由于他笃信佛理并且最后出家为僧(法名慧地)，当不会不受此书的影响。不过，在唐以前新因明的理论还没有介绍过来，古因明的论着也只翻译了三部，缺乏系统性，因此当时人只能零星地学到一些古因明的知识，自然也就不大可能对因明学有什么阐发①。但是，到了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600—664年)携带六百五十七部梵文经卷，其中包括三十六部因明论着回到长安。在弘福寺致力翻译佛经期间，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翻译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又于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译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同年，他又翻译了清辨(约490—570年)的《大乘掌珍论》；次年，即公元650年(唐高宗永徽元年)，又翻译了护法的《广百论释》，这两部书是运用因明方法的典范。印度的新因明就这样随着瑜珈行宗而系统地传入了我国②。由于玄奘的传授，经过众弟子的发挥，因明学终于在中国内地开花结果。其首倡之功，应归于玄奘法师。
2.盛行一时的注疏阶段。
在因明学的研究上，玄奘的弟子们写下了大量的疏记，使因明学的研究盛极① 见沈剑英所着的《因明学研究》。
② 同上。
于一时。窥基是玄奘的继承人，他记载玄奘所口授有关古今因明的内容，而着成《因明入正理论疏》，世称“因明大疏”，“大疏”是研究汉传因明者不可不读之书，中国和日本的不少学者都对他作过精心的研究。其时，另有神泰撰有《因明正理门论述记》(今仅存四卷)，文备撰有《因明理门论疏》(已佚)、《因明入正理论疏》(已佚)，文轨撰有《因明入正理论疏》(世称“庄严疏”，今仅存四卷)，净眼和靖迈各撰有《因明入正理论疏》(已佚)。与窥基同时的义净法师(635—713年)由海道赴印游学二十五年，于公元695年携带梵文经典四百部回国。他曾译过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的释论，但义净所译的释论未能完成。另外，义净还译了陈那的《集量论》，这也是一部重要的因明着作，唐代一些疏注如《大疏》，《庄严疏》等均引用过《集量论》的一些话，可惜的是，义净的译本没有能流传下来(现仅存藏文译本)。在义净的着作中，第一次提到法称的名字①。窥基之后，由其弟子慧沼着有《因明入正理论义断》一卷、《二量章》一卷(已佚)、《因明入正理论续疏》二卷(今仅存下卷)等。慧沼在因明研究中颇有独特的见解，因此他的文疏有较高的价值。慧沼门下的弟子们在他的传授下对因明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如智周撰有《因明入正理论疏前记》三卷和《后记》三卷，《因明入正理论疏抄略记》一卷；道邑撰有《因明入正理论义范》三卷(已佚)，在慧沼门人的因明专着中，以智周的《后记》为重要。
因明学在我国唐代前后仅四十余年便盛行一时，其后，随着法相宗的衰落而衰落。宋后至明清五百余年，逐渐衰微，几成绝学。清末在日本发现窥基的《因明大疏》、文轨的《庄严疏》残本、神泰的《理门述记》残本以及慧沼、智周等人的疏记取回并刊印问世，才使因明学的研究有了重要的依据。
3.因明学东渐至朝鲜和日本。
汉传因明随着玄奘及其弟子们的传授和疏解的影响，传到了朝鲜和日本。圆测(613—696年，古朝鲜人，全名圆测文雅)从玄奘受学。在因明学上有一定的造诣，他曾写过《因明理门论疏》一书，可惜此书早佚。由于圆测的传授，经过弟子道征(朝鲜人)、太贤(朝鲜人)的研习，古老的印度因明学经由中国传入了朝鲜。当时从玄奘受学的古朝鲜人(新罗僧人)还有元晓、义寂、顺憬等。
传入日本是经过四代日本学僧之手。道昭(628—700年)为第一传，于公元653年随日本使者入唐。“唐高宗永微四年日僧道昭、定意等十三人来朝。”②道昭回国那年，智通、智达入唐，智通随玄奘“勤恳随待，努力研究唯识等论。”学成回国，为第二传。智风、智鸾、智雄等人公元703年赴唐，为第三传。玄舫为第四传。前三传在日奈良元兴寺传弘，称“南寺传”；第四传在奈良兴福寺传弘，称“北寺传”③。在日本，法相宗由于源远流长，传承不息，所以它的因明着作在数量上后来居上，超过了中国内地。
以上简略地叙述了民国前汉传因明的传播、发展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古老的印度因明学传入我国。并对它有了深入的研究，并对古因明的推理形式、辩论法则和法称早期的因明思想有了系统的研究。
二、藏传因明的传播、发展概略。
因明在西藏的翻译、传习和发展随着佛教的弘扬并驾齐驱。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研究、传承、实践的历史。藏传因明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
① 见义净所着的《南海寄归传》及《观所缘论释》。
② 见望月信亨所着的《佛教大年表》。
③ 见《现代佛学》1957年第11期。
阶段：
1.翻译阶段。
这一阶段从赞普赤松德赞时期开始，伴随佛经的翻译输入，同时引进了因明着作。当时所译的因明着作侧重于逻辑，主要由吉祥积(噶瓦贝孜)及尚· 益西德(智军)等人译出，法称的《因滴论》、《观相属论》、《观相属论自注》、《成他相续论》，律天的《因滴论疏》、《成他相续论疏》，陈那的《观所缘缘论疏》，莲花戒的《正理滴前品摄》，胜友的《正理滴论摄义》等因明着作。此外，曲吉囊瓦、空护等译师也有因明译作，曲吉囊瓦除与寂护合译了陈那的《因轮论》外，还翻译了法上的《正理滴论广注》。空护所译有法称的《观相属论》及律天的《观相属论疏》。而陈那论师的《集量论》和法称的《释量论》等重要着作尚未翻译出来。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一批从印度游学留学回来的藏族译师在印度大师的配合下，进行因明经典着作的翻译工作外，建立了传授因明的场所，但尚未形成大规模的辨经院，传习的内容仅限于法称的小论《正理一滴论》。多识教授指出：“这一阶段也可以称做引进阶段，从7世纪下半叶由噶瓦华则翻译法称的《正理一滴论》、《他证可行论》和展巴南喀翻译法称的《关系研究》起，到俄大译师重译《释量论》，开创新因明为止，约经历了三百多年。”
2.再传阶段。
从玛善慧在阿里重兴因明到桑朴寺第六任主持恰巴·曲吉桑盖开创摄类学(有人称《集学》)为止,约经历了一百多年。这一时期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旧量论时期。
前期以玛善慧为代表，复兴于阿里地区。初由宝贤之徒玛善慧受古格王意喜沃之命，受次将法称的《释量论》第一品自释及天主慧对后三品的所作的注释全部译成藏文。后来，他又翻译了释迦慧的《释量论疏》和《释量论颂》本文及法称的《诤正理论》。他在阿里培养了不少因明学者，他的弟子中最有名的是琼卜扎塞，他根据玛善慧的译本及其讲解也曾写过因明方面的着作，并到拉萨地区传授因明之学。因此可以说玛善慧师徒对因明的再传西藏是有重大贡献的。
(2)、新量论时期。
后期盛于桑朴寺，以俄大译师和恰巴·曲吉桑盖为代表。
A、俄·洛登希热译师(公元1059—1109年)仿照印度中古时期的最大经学院那烂陀寺的体制创办了五部辩经院，使因明与佛学的研习走向了正规化的道路。俄大译师在翻译和传授因明方面有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他潜心研究，最终精通法称量论学说，与师共同校订旧译量学论着，亲自翻译了法称的《释量论》、《定量论》和法上的《定量论疏具证论》、《正理滴论疏》；慧生护的《释量论疏庄严论》；阎摩犁的《释量论庄严疏正确论》、《释量论庄严第四品释》；商羯罗难陀的《成相属论》等。并在桑朴寺任主持期间，培养了大批因明和佛学人才，据史料记载俄大译师在亲传弟子中授徒讲学的高足弟子出了2万多人。
B、后世桑朴寺和整个藏传佛教因明史上享有盛名的是恰巴·曲吉桑盖(公元1109—1169年)。他在因明学方面，与后世的许多藏族学者持不同的观点，从师卓隆巴，精习《量论小疏》，掌握量理心要，翻译并研究法称了的《定量论》，着有《定量论疏》，《量论小疏释》，并以总摄七部量论要义，重新归类，撰成《量论摄义祛蔽论》和自释。有学者认为这也可以算是新因明学派传统的开始期。他从新因明学派的立场，写出的藏族撰述文献中，可以说是最初的论理纲要书《摄量论义》，为后期的《集辩》奠定了基础，为因明辩论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俄大译师到恰巴·曲吉桑盖师徒(八大狮子之一藏纳巴)，师徒三代重点研习《定量论》，是这一时期藏区研习量论的一大特点。
3.批评归纳阶段。(量论新体系阶段)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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