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禅与现代科学
李豫川
目前在科学界(包括社会科学界)中，有些人认为：评价佛教，评价禅宗，应置身教外，置身禅外，应“旁观者清”，不应“当局者迷”，认为这样才能客观公允。他们的理由是：
(1)有怎样想就怎样说的自由，没有必要去禅堂参禅打坐。(笔者按：此大谬也!不求参究但要弄清开悟所得是怎么回事，不以切实的生命体验为背景，所谓的佛学研究、禅学研究，其结果往往与佛教的本义相违悖。研究者虽然终日冥思苦想，推测臆度，但因未身历禅境，故终究是隔着一层，难以与佛教的本义相应相契。唯有实实在在的修行体验，亲历禅境，才能透视佛学的深奥意义，把握住佛教的真谛。)
(2)禅，作为文化史上的一种现象，记述事实，分析因果，评定是非，只能站在禅外。
(3)禅境迷离恍惚，难以理解(指文字描绘形容)，常人(指非修行者)难以接受。
(4)研究禅宗史料，应置身禅外，以科学常识为依据，解释和衡量看似怪异的种种记载，去伪存真。(笔者按：科学不是万能的，现代科学并未发展到尽善尽美的完备阶段。科学家们不要说认识宇宙人生，就连他们自己的心灵、大脑、思想等等，他们也不敢承认已经完全彻底地认识了、掌握了。)
以上理由，有修证体验的佛教徒，一望而知是站不住脚的。
近现代，随着西方科学文化的大规模输入，古老的中国文化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寺院和僧侣屡受冲击和限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顺应时代的要求，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居士佛教蓬勃兴起，从而稳定了佛教的文化阵地，形成了近代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一些研究科学的居士如欧阳竟无、王季同、尤智表、赵朴初、杨棣棠、王小徐、沈家桢、贾题韬等人，用科学解释佛法。其宗旨一是以佛法与科学作比较，说明其异同；一是根据近现代科学的发现，从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说明佛法与科学的接近处。并未从“科学”或“文化”范畴 来否定佛教的本义和真实性。
那么，上述那些站在“教外”、“禅外”的学者，又是怎样把佛教看作文化中的一种现象，把佛教安排在科学常识的系统里，想变“迷离恍惚的禅境”为可解的科学知识呢
他们的说法是：
(1)扩大到整个佛教，缩小到禅宗，其史实未必可靠，古今中外的一切记载都有问题。并引证孟子的著名论断——“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以此为前提，他们指出：
(A)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而古印度是最喜欢且最善于杜撰神话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于是佛教的史料中就充满着荒诞。
(B)释迦牟尼从降生到入涅槃，处处充满着神异，诸如“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等等。这种神异还从教祖处往四方扩散，三世诸佛，以及无数的菩萨、罗汉，都具有令人难以想象的种种神通。我们是学过科学知识的人，要全盘接受这些神异事迹是很困难的。
(C)禅宗史籍常不免夸大失实。许多著名禅师的生平事迹，往往是幼有异禀，老则预知示寂的准确时间，与我们常人的生活大相径庭。这类八股文式的人物传记，显然也应归入神话一类。
(D)大批僧传、灯录，其内容多来源于传说，往往包含着玄虚的成份。即使是亲炙弟子所述，意在炫耀师长，也就会或多或少地与事实不符。总之，要统统肯定是十分困难的。
(2)净土宗的信徒每天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坚信这样就一定能往生净土。但“净土世界”是否真有
如果有，又在哪里
(3)真如、实相、佛性、涅槃、菩提、自性、彼岸等，究竟是什么形，什么质
能不能指给我们看一看
综上所述，可见这些学者纯是在用“考据式”的方法研究佛教，这是深为许多高僧大德所诟病的。他们所谓的“教外说教”、“禅外说禅”，与真正的佛教、真正的禅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禅，梵语禅那，汉译静虑，或译思维修，即静心思虑，心注一境，息灭妄念，保持正念相续，从而洞察事理，启发智慧的一种修行方法。如何才能达到禅的境界呢
菩提达摩传心印给二祖慧可说：“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即说明修禅要彻底的无心。所谓无心，非无真实心，而是没有一切杂念妄想。
《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入三摩地，斯为第一。”说明修禅必须守根护意，外不染六尘，内不起我执，才能净念相续，入三摩地。所以说，禅是学佛的实践，是一种修行方法，其结果是开悟，是引发智慧，用禅宗的术语说，是达到“解粘去缚。”我们为什么所缚、不得自在呢
《解深密经》有偈云：“众生为相缚，及为粗重缚，要勤修止观，尔乃得解脱。”偈中的“相”，指我相和法相，“粗重”指潜在内心的无明烦恼，必须修习止观法门，才能遣相去执，扫荡妄心杂念，使心如太虚，纤尘不染，证得解脱。此种自证境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饮水焉能知水之冷暖，不修习止观法门又焉能知解脱滋味)，这是不能用言语可以述说的。纵使你在文字上通达经教，若不精勤修行实践，也不能体会此中法味，更不是科学上的一些名词术语所能解释的。
科学上某些方面的发现，可以证明佛说是真实的。如银河系星球的无量无边，宇宙的成住坏空，恒河沙数的微生物的存在，生物体的发光，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因果律的存在等等。但科学并不能完全、彻底地解释佛学和禅学、更不能代替佛学和禅学。
禅与科学的基本不同点是：首先，禅的修持是向内的，目的是明心见性；而科学研究是向外的，目的是研究物质现象。其次，禅的修持是无限的，是超越空间、时间的；而科学研究是有限的，局限于四维空间。第三，禅的修持是整体的，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即法界观；而科学研究则是非整体地看问题，是有分别的。第四，禅的修持是有形与无形的统一，而科学研究则只局限于眼前可见的，局限于有形世界。第五，禅的修持是直觉的，而不是可形诸语言文字的概念，因为概念是有分别的，有限量的，狭隘的；而科学研究则离不开概念，否则思维分析无法进行。开悟与分别思维之概念活动更是大相径庭。概念的本质、作用与佛教的“三法印”完全相反。“诸行无常”，而概念则具常一之要求，否则科学研究无法进行。“诸法无我”，而概念则把事物固定起来，方可成为概念之本质，作为建立各种科学法则与科学关系之依据。“涅槃寂静”更是超越语言和概念的。概念活动要求对任何事物都应以语言来表达清楚，但概念只是思维之手段，仅为思想之外壳，而非事物之实质，为科学研究所必需；而于绝对、超越，一般经验所不及之处，概念思维活动就不得不止步了。涅槃乃绝对，概念必陷相对，以相对之概念，不可能表述绝对之涅槃。禅宗的“以心印心”，亦非语言概念所能表述，唯亲证其境者湛然自知。
禅是从全面、整体的角度观察宇宙事物，达到物我一如的境界，证无我空性，即诸法实相，此乃大智。禅无自他、心境差别，诸法平等，大悲大愿，与众生和谐相处，此乃大悲。科学发明促进物质文明的进步，利用厚生，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诚为社会发展之基础。但物质文明倘无精神文明统率，则物质文明反为祸源。科学研究若不以理性道德控制，则人类纵我制物，欲壑难填，物质利益的争夺必无止境。崇尚武力、穷兵黩武者肆无忌惮地在空中、海上、地下试制核武器、中子弹等杀人利器，破坏大自然，威胁人类的生存，最终必然毁灭人类。某些不法之徒为了一己之私利，利用现代科学成果，人为地制造污染，毁灭生灵。他们为了攫取不义之财，竟丧心病狂地以危害人类的健康为代价，真是罪大恶极!因此，禅学功夫应作为科学工作者的清凉剂。禅学工夫绝不能贬低，更不能妄使科学驾驭其上。前述之学者把禅宗说得毫无价值，这是没有深入研究教理、没有对禅宗作全面深入的探讨而产生的误解。禅宗是佛教的心髓，它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上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并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否认的。
在世界历史上，不论是亚洲的中国、印度，还是欧洲的希腊、罗马，都有神话传说，但不能以神话否定正史的存在。中国古有《山海经》、《淮南子》、《封神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等神话传说，但不能以此就否定二十四史的真实性。
神话是伟大人格的象征。如《西游记》的种种描述，实际上就是玄奘法师西行求法，孤征十七载，独行五万里，以大无畏的精神，为法忘身，冒九死一生的艰险，为追求真理而百折不挠的伟大人格的象征。《西游记》一书，并未影响《大唐西域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续高僧传·玄奘传》、《旧唐书·玄奘传》中玄奘法师生平事迹的真实性。
史志包括人物传记，即使在正史中，也有许多历史名人涉及灵异的记载，以及因果事实，这是客观存在的。我国西汉杰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他撰写《史记》的宗旨就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秉笔直书，彰往察来”。此后的许多著名历史学家都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难道他们撰写的史籍都不可靠吗
爱因斯坦在《关于科学的真理》一文中指出：“科学研究能破除迷信，因为它鼓励人们根据因果关系来思考和观察事物。在一切比较高级的科学工作的背后，必定有一种关于世界的合理性或者可理解性的信念。”佛教的基本教义就是阐明因果关系的因缘生法。佛教认为宇宙不过是一个因果联锁网，法与法彼此相望，互为因果，空间上无边无际，时间上无始无终。就造因感果来说，有顺现受、顺生受、顺后受三种不同。顺现受是可以目前眼见的，顺生受和顺后受虽然不能现见，但由因知果，是可以比知的。这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严格而合理的因果规律。这个因果关系的大网，是可见或可知的，并无神秘可言。
任继愈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中说：“宇宙是无限广大的，人要认识客观世界，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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