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即得随顺入真如门。”
这就可以看出，慧能、神会无念为宗的思想，除继承《金刚经》外，还继承了《大乘起信论》。
三、顿悟成佛
因为六祖惠能生活于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鼎盛时期，也是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成熟的黄金时代。惠能的青年时期正是一代佛学大师玄奘法师取经回来，广事译述的年代。玄奘门下人才辈出，绍述师说者大有人在。另外，当时各宗各派人才济济，学说众多。惠能时期的佛教思想可说是云蒸霞蔚、杂彩纷呈；出现了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惠能拨云见月，并以异军突起之势，高唱顿悟成佛学说，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禅宗思想体系。
在修行成佛的方法上，禅宗强调“顿悟成佛”，所谓“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慧能大师就是卖柴时偶听一人诵读金刚经顿时开悟的。关于“顿悟”。他的解释是：自心从本已来空寂者，是顿悟。即心无所住是顿悟；今于顿中立其渐者，即如登几层之台，要藉阶渐，终不向渐中而立渐义。悟，就是悟到自身天然就具足的佛性，内心的真我。慧能反对坐禅，反对要经盘腿、摄心、观想等阶段，经过长期修行才成佛的渐悟说。当然，并非一旦顿悟就可彻底解脱，：禅宗所说的顿悟是顿悟后还要不断修行才可成佛，即“顿悟渐修”。
在如何成佛的修行途径上，力主顿悟，反对渐修渐悟，这是惠能思想的又一突出之处。惠能的佛性观否认佛、佛性、佛法、净土的客观外在实存性，已经淡化了佛教的神学色彩，顿悟说否定了持戒、坐禅、颂经等苦修的必要性，这实际上是消除了要求于信徒的虔诚心。
提出顿悟理论的开山祖是道生。可惜，道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论着已不存。慧皎对道生的这个观点有简要地记述：“生既潜思日久，彻悟言外，……校阅真俗，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报，顿悟成佛””。(《高僧传》卷九，《竺道生传》)可见，慧能的顿悟理论也来源于前人。
四、关于行住坐卧皆是禅定
首先提出这个理论的是《维摩经》。这部经里有这么一段话：
佛)告舍利弗：“汝行诣维摩诘问疾。”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
忆念我昔曾于林中宴坐(静坐，即坐禅——引者)树下。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舍利弗，不必是坐为宴坐也。夫宴坐者，不于三界现身意是为宴坐，不起灭(尽)定而现诸威仪是为宴坐，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是为宴坐，心不住内，亦不在外，是为宴坐，于诸见不动而修行三十七道品是为宴坐，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是为宴坐。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鸠摩罗什译《维摩经·弟子品》)
所谓“凡夫事”指的就是行住坐卧、一举一动。可见，慧能反对坐禅的理论来源于《维摩经》。这一点，慧能、神会本人都承认。他们论证坐禅是病非禅时就引{维摩经》上述那段话为根据(参见《敦煌本坛经》、《神会语录》)。
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慧能的学说很大一部分是继承前人的，但慧能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拿来应用，而是以自己的观点加以改造、发挥，从而使自己的学说具有不同于前人的特点。
慧能之影响，主要在于他对达磨以来之禅法有重大变革，并与继承传统禅法且居正宗地位的神秀北宗一系分立，开出一代新的禅风。其学说之要在于主张“即心即佛”、“即性即佛”，佛性即人之心性：成佛不须渐修，一念悟时，人自心中顿见佛性，此即顿悟见性，与北宗的“渐修”形成对照；主张“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运水搬柴，无非妙道”，并不以静坐敛心为要，认为一切时中行住坐卧皆可体会禅的境界，凡此已非达磨禅学之本意，而多为慧能所独创。汤用彤说：记其事迹的《坛经》“影响巨大，实于达磨禅学有重大发展，为中华佛学之创造也”。(《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189页)由于他对禅宗乃至中国佛教在理论和戒律等方面的历史性突破，史称“六祖革命”。这一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他把南北朝以来佛教的涅槃佛性论、般若学的性空幻有说以及《楞伽》一系的如来藏说加以吸收，而且将其与中国传统儒、道的心性论融为一体，从而使佛教进一步世俗化、中国化。
慧能南禅在岭南的影响
慧能南禅顿教的出现对传统佛教进行了新的改革，佛教文化盛行是这一时期岭南文化的特点，
到慧能的时候，唐王朝“贞观之治”的那种封建社会的繁荣盛世已经过去了，衰颓的形迹已隐约可见，劳动人民更加贫困了。事实上，到慧能的时候，劳动人民的生活已难乎为继。如裴守贞给高宗的上表说：“一夫之耕，才兼数口：一妇之织，不赡一家。赋调所资，军国之急，烦徭细役，并出其中。黠吏因公以贪求，豪强恃私而逼掠，以此取济，民无以堪。”(《唐会要》八三卷《租税》上)劳动人民为了生存下去就不能不寻求物质上的解放，而这在封建社会里是很难如愿的。这样，他们就往往不得不到精神世界里去寻求解放，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334页)
宗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它更是一种思想学说，当禅宗在中国大盛，势必向传统的儒家学说渗透，对中国文化带来深远的影响，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到了两宋，当然会产生出儒佛结婚的新学派，加以那时候的佛家各派都衰，禅宗独盛，禅宗是打破佛家许多形式和理论，专用内观工夫，越发与当时新建设之道学相接近，所以道学和禅宗，可以说是宋元明思想的全部的代表”。岭南是慧能南禅的发源地，因此被贬谪到岭南的人或多或少地受到慧能南禅思想的熏染，从而在世界观和学术思想上有很大的改变，他们所追求的不仅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同时也以禅宗的性体虚融，照同自在去陶冶身心。
被贬岭南的韩愈是以坚决反对迎佛骨，提倡儒家“原道”精神而着称的，在被贬岭南时却与禅门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与潮阳灵山禅院的名僧大颠交为挚友，离任潮州还亲赠衣服给大颠留念。显见南贬之后的韩愈，已非昔日的韩愈了。苏东坡被贬岭南，在颠沛流离之际，曾多次来到南华寺默祝祷告，曾写有“不向南华结香火，此生何处是真依的
”的诗句。这展示了苏东坡受禅宗影响所持的人生观，慧能的思想确实俘虏了许多懦家学者，特别是那些遭受挫折的文人。
南禅在岭南的广泛传播有力地促进了岭南思想文化的发展。王维在《六祖惠能禅师碑铭》中说顿教所及：“王天重迹，百越稽首，修蛇雄虺，毒螫之气消；跳殳弯弓，精悍之风变；畋渔悉罢，蛊酞知非。多绝腥膻，效桑门之食；悉弃罟网，袭稻田之衣，永惟浮图之法，实助皇王之化。”显见其驯化民风之功效。
南派禅宗的创立，使岭南佛教进入一个鼎盛时期。唐代，岭南寺院、佛徒大增。如天宝年间，“韶州生齿登皇籍者三万一千户，削发隶寺曹者三千七百名，建刹为精舍者四百余区”，不到十户即有僧职一名，不足百户即有僧舍一区。其时，岭南名僧辈出，仅惠能门下弟子，着名的就有40余人，其中青原行思．南岳怀让、荷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五人，号称五大宗匠，后均自成一家，其中以青原、南岳二家弘扬最盛：南岳下数传衍为临济、沩仰二派，青原下数传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三派，形成了禅宗五派法流，传播于大江南北，且远播海外。除五大宗匠外，较为着名的有再传弟子希迁、惠照，以及惠照弟子惟严、宝通、药山等。宝通又号大颠，贞元五年归潮阳，创建灵山寺，门人传法者千余人，甚至元和年间力主排佛被贬潮州的韩愈亦为大颠之佛理所折服。大颠着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释义》、《金刚经释义》，又尝自写《金刚经》千五百卷、《法华经》三十部、《维摩经》三十部。
慧能以后，禅宗在岭南地区的传播和影响不断扩大。有学者研究了唐代岭南佛寺群的分布特点和禅宗早期在岭南的具体传播。韩愈与潮州禅师大颠的交往是一段有名的学术公案。有学者以一些新发现的族谱等材料探讨了禅僧大颠的事迹和禅宗丛林经济在粤东地区的发展。六十年代在广东曲江南华寺曾发现一批北宋木雕罗汉像铭文，有学者以此从一个具体方面证实了作为禅宗祖庭的南华寺在宋代岭南僧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禅宗美学首先影响到的是诗歌，它拓展了诗的意境，增强了诗的魁力。到宋代许多诗人已注意吸纳禅宗的思想观点。把诗境引入到禅的境界，把禅理融入诗句。《诗人玉屑》卷一中吴思道就大胆提出“学诗浑似学参禅”的见解。岭南诗歌有不少禅境与诗境交融的佳作，这种意境是一种脱俗、空灵、寂静，无欲无求的心境写照，这种禅境之美不能不归功于慧能南禅的先导作用。
禅宗美学表现为一种哲理之美，它那种精辟、深邃而又隽永的理性展示手法被诗人所追摹，明清之际许多文人学士隐归禅寺，如被誉为岭南三大家之首的屈大均，能写多种风格的诗歌，因为曾皈依佛门受南禅思想的洗礼，故出语不凡，诗境别开生面。天然和尚函罡门下更有一班诗僧，他们的诗歌在岭南诗坛亦有一席之位。禅宗对岭南诗学的影响直至近现代，近代的苏曼殊，当代的虚云和尚的诗作亦浸染六祖禅学遗风。
文革前，毛主席到广东视察工作的时候，省里的领导干部在一起开会，毛主席就出了一个题目来考问大家，说“广东省在唐朝出了一个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你们知道吗
”
当时在场的领导干部都说不出来，唯有时任广东省省委书记的陶铸知道，“那就是六祖惠能。”接下来毛主席又问：“惠能有一本着作把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发展到顶峰了，你们知道是那一本书吗
”
大家依然不知道，也只有陶铸知道，他说：“那就是《六祖坛经》。”
毛主席说：“你们有时间要好好地看看这本书，了解这本书。”
毛主席是一位唯物主义者，他可能是抱着要知己知彼的态度，所以才认真地研究惠能的这本书。从这也可看出惠能思想在佛教界和哲学界的地位之高。
六祖惠能一生七十六年，除了在湖北黄梅八个多月，其一生都弘法于岭南，足迹遍及岭南各地，在云浮国恩寺、广州光孝寺、韶关南华寺等都留下众多圣迹。
六祖慧能还给世人留下大量极其宝贵的文物遗迹与人文景观。包括惠能在故里新兴县龙山创建的国恩寺、报恩塔，惠能弘法三十余年的“禅宗祖庭”韶关南华寺，慧能剃发受戒的广州光孝寺，慧能隐居之所怀集六祖岩、四会扶卢山等，遍布省内多个市县。特别是南华寺，至今供奉着六祖真身(肉身)，珍藏着武则天御赐给慧能的圣旨、水晶钵盂、千佛袈裟等，皆为国宝级文物珍品。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堪称当地文化建设与旅游业发展最宝贵的资源。
惠能的禅宗思想经其弟子的传播和发扬，使中国佛教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对中国文化思想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而在岭南的学术思想的发展、诗歌、绘画及书法艺术等方面都反映了慧能禅宗的影响。慧能南禅的影响对岭南社会基层的渗透以及在社会与文化整合中所获得的地域象征意义。
实际上，惠能的禅宗思想早已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畴，而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类智慧的结晶。根据惠能法语整理而成的《六祖法宝坛经》，不仅是中国本土佛教史上惟一的经书，更是研究中国和世界佛教史、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的典籍。正因如此，六祖慧能与孔子、老子被称为“东方三大圣人”，欧洲则将他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其塑像被陈列于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广场。
“岭南本是禅宗地，世世传灯有姓卢”，这是清代初年一位不起眼的文人留下的诗句，以此来概括岭南禅文化、尤其是岭南禅文化繁盛之大势。本是最荒蛮无知的岭南，却成为博大精深佛文化的策源地，岭南寺院受禅宗影响至深，无论是南华寺、光孝寺还是六榕寺，几乎所有的寺院都供奉六祖慧能，应该说禅宗在岭南有突出的地位。
结束语
由菩提达摩传来在东土发展而成的禅宗，在中国佛教史、文学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经过道信、弘忍、慧能先后弘扬，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这期间，六祖惠能的佛教革新使原来的纯印度式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结合，溶为一体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直接导致确立了禅宗在佛教界的主流地位，他所倡导的南禅思想不仅为禅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影响到岭南佛教各宗，从而推动了岭南佛教的发展。
《试论慧能南禅在岭南传播及影响(达亮)》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