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的日常生活
近读汉译《四阿含经》发现了不少关于佛陀日常生活的事实，不但趣味隽永，实际上对我们作弟子的也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和示范性；因此辑录出来，作为南传佛教国家纪念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的随喜功德，使我们共同在佛陀的慈光照耀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继承遗志，发扬佛教的事业而努力。
遇有原文晦涩和过于杂冗的，还有像一个中心内容相同的故事，却用大同小异的词句，写成两篇或两篇以上而散在几部经里的；为了便利读者，这些地方，我都企图在“不失原意”下，尽可能地把它变成现代的语文。
一
在日常物质生活方面，佛陀是极端主张朴质、节省的。如约衣说，佛陀就是主张著“粪扫衣”的。(《大乘义章》卷十五说“粪扫衣者，所谓火烧、牛嚼、鼠啮以、死人衣等，……弃之巷野，事同粪扫，名粪扫衣，行者取之，浣洗缝治，用以供身”。——这是说一般居民将事同粪屑扫出去了而倾弃在巷野的破烂布条，比丘拣取出来，加以浣洗，缝治为衣，就叫粪扫衣。)在《增一阿含》卷九、《杂阿含》卷三十八内，有着这么一个相同的故事：“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老难陀，著极妙之衣，色耀人目，著金厕履屣，复文饰两目，手持钵器，欲入舍卫城”乞食，恰好给几个比丘撞见了，就直认为是离经叛教的事情，纷纷去向佛陀投诉；佛陀派人把尊者难陀唤回，进行说服教育，不但要他经常“著粪扫衣”，还要他经常“应赞叹著粪扫衣者”。再约食说，佛陀是主张“日中一食”的。《增一阿含》四十六、《中阿含》五十一内，也有着这么一个相同的故事：“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告诸比丘：我恒一坐而食，身体轻健，气力强盛，汝等比丘，亦当一食。……尔时跋提婆罗白世尊言：我不堪任日一食。所以者何？气力弱劣。”结果跋提婆罗因不堪任“日中一食”，就隐匿了三个月不敢和佛陀见面。《中阿含》卷五十一，说佛游迦尸国时，也拿自己做范例，“告诸比丘，……应日中一食”；结果“有二比丘，一名阿湿具，一名弗那婆修”的，都怀着抵触情绪，不能接受佛陀的意见。《杂阿含》卷四十二内，还说“波斯匿王，其体肥大”；就是向佛陀作一下礼，也感到“气息长喘”，“惭耻厌苦”；佛陀特为他唱出了一首偈颂，要他“每食知节量”不要贪图口腹，太吃多了。波斯匿王很欢喜地接受了佛陀的意见，并要一个名叫御多罗的少年，在他每次进食时，唱诵佛陀为他歌唱出来的偈颂，实行食物定量制，居然也“渐至后时，身体臃细”不再肥大得气喘发愁了。最后应该讲到住了，佛陀是主张“树下宿”“露地坐”“冢间坐”的。根据《四阿含》里的材料，佛陀个人虽说在这些地方住宿的时间不多，但亦约有百处以上是说佛陀住在所谓“叶屋”里的。又《中阿含》卷六，给孤独园长者说他自己当初想在舍卫国购买地皮，来建筑屋宇供养佛陀时，舍利佛为佛陀提出的条件，也只是希望“画不喧闹，夜则寂静，无有蚊虫，亦无蝇蚤，不寒不热”，并没有希望做到怎样堂皇富丽。《增一阿含》卷二十说“佛在阿罗毗祠侧，尔时极为盛寒，树木凋落，……手阿罗婆长者子……白世尊言：不审宿宵之中，得善眠乎？世尊告曰：如是童子，快善眠也。时长者子白佛：今盛寒日，万物凋落，然复世尊坐用草蓐，……极为单薄；云何世尊作如是说：我快得善眠？”从这些记叙里，我们还是可能肯定佛陀的住处，是朴质刻苦的。《增一阿含》卷四十五，佛陀告诫比丘，如要“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慧成就”，就应当先成就十一法。上面所说的粪扫衣、日中一食、树下宿等，皆是包括在这十一法以内的。同《经》卷五，更说“其有叹誉著五衲衣者，则为叹说我已，……其有毁辱著五衲衣者，则为毁辱我已；……其有叹说在冢间坐者，则为叹说我已，……其有毁辱在冢间坐者，则为毁辱我已，……其有毁辱一食者，则为毁辱我己。”试想佛陀直把叹誉这种刻苦生活的，引为叹誉自己；毁辱这种刻苦生活的，引为毁辱自己。在佛陀思想上对这种生活是何等的重视了。佛陀弟子中，如尊者迦叶、尊者阿那律陀等，在日常物质生活方面，都是能坚决贯彻这种精神的；因此也特别获得了佛陀的欢喜赞叹。甚至有一次，佛特别分“半座”给与迦叶，示以特殊的光荣。(见《杂阿含》卷四十一)所以佛陀住世时，一般地说，出家两众弟子，在日常物质生活上，大都能耐得住淡薄的。
现在根据汉译《四阿含》里的材料，我还想抓出几个问题来谈一下。一、佛陀为什么要强调这种淡薄刻苦的生活？一般地说，当然是为了“专精道业”，不能把心志沉溺在物质的享受上，使之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但是，除了这，我认为还有两个比较主要的原因：甲、当时社会的经济生活太艰苦了。如《长阿含》卷二说，佛在跋只国游化时，因为“彼土谷贵饥馑，乞求难得”。不能不将常随的比丘众遣散到其他的国度里去。《增一阿含》卷四十三说，有一次，因为“舍卫城谷米涌贵，乞求叵得”，随侍佛陀的一些弟子，竟自动地集合普会讲堂，讨论对策，有主张到摩竭陀国去，有主张到拘留沙国去，也有主张到拘深婆罗捺城去的。意见纷歧，乱哄哄地搅做一团。《杂阿含》卷三十二说，佛在摩竭提国游化时，有一个名叫刀师氏的聚落主，竟责难佛陀说：“今云何于饥馑世，游行人间，将诸大众千二百五十，……从城至城，从村至村，损费世间，如大雨雹！？雨已，乃是减损，非增益也！”《杂阿含》卷四十一，更说“尊者阿难，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世尊涅槃未久，时世饥馑，乞食难得”，不能不率众转移到南天竺去，当时就有三十个青少年比丘，因此而“舍戒还俗”了。乙、佛陀在思想上深刻地体会到劳动人民创作的辛勤和生活的艰苦，如在《增一阿含》卷六内唤醒弟子们说“受人供养，甚为不易”；情感所激，就不容不主张淡薄刻苦的生活了。因此我想佛法传入中国时，由于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况，毕竟与佛陀住世时的印度不同，故佛法传入中国后，一般出家比丘，都不能实践印度的乞食制。到了唐朝，一些昂头天外，牢笼不住的禅宗大师，更别开生面，多数欢喜在水边林下，犁云锄月，使佛法与自己活生生的劳动打成一片，向石头土块里演唱宗乘，接引来学。这就不能不说没有它的客观原因了。二、佛陀虽强调淡薄刻苦的生活，但在《四阿含》里却又有很多的地方，极力排斥当时的所谓“苦行外道”，这又是什么原因？应知苦行外道，是以苦行自负的，直认苦行为“道”，或认苦行为证道的唯一途径的。佛陀主张淡薄刻苦的生活，主要是在减轻当时社会人民的负担，并借这来消磨自己贪瞋痴慢的习气，在自己本分上是应该这样做的，丝毫没有使个人可能“自负”的地方。如在《中阿含》卷二十一内，佛陀就恳切地向弟子们说：“或有一人著粪扫衣，……余者不然，……故自贵贱他”，这就不能算一个真正学习佛法的人了；“或有一个常行乞食，……或复一食，过中不饮浆，余者不然，故自贵贱他”，这就不能算一个真正学习佛法的人了；“或有一人，……或止露地，或处冢间，……余者不然，……故自贵贱他”，这就不能算一个真正学习佛法的人了。淡薄刻苦的生活，固然是佛陀所倡导的；但假使弟子们认为自己能实践这种生活，就自负不凡，认为自己能行人之所不能行，忍人之所不能忍，因而在思想上造成“自贵贱他”的趋势，这就与佛陀原意大相违反，不能不痛加申斥，说这样做，就不能算作一个真正学习佛法的人了。至于佛陀通常所说的“道”，主要即指“缘生无我”的真理。理解缘生，即应掌握人类社会相依共存的规律，理解无我，即应克服自私自利的恶念而使个人利益服从于社会整体的利益；所以佛陀所说的“道”不是虚玄的，而是具有其现实意义的。《中阿含》卷五十七内，说有一异学名叫箭毛的，他认为佛陀能傅得弟子的尊敬承事，常随不离，是得力于“粗衣知足”、“粗食知足”、“少食”、“粗住止床坐知足”和“宴坐”这五件事。当时佛陀就反对他这种看法，说自己能取得弟子信仰尊重、常随不离的，主要是由于自己能坚持真理，启发弟子们的智慧，帮助弟子们提高品德，使之能在生活上加强信心和力量。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充分理解佛陀是主张淡薄刻苦生活的，但决不是单纯强调这种形式，尤其是与当时的所谓“苦行外道”是有着极其严格界限的。三、我们还要问的，在当时佛陀个人能否贯彻自己的这种主张呢？根据许多材料，可以毫不隐讳的答复，佛陀是不能贯彻的。如《中阿含》卷十三说“世尊回顾告曰：“阿难，汝取金镂织成衣来，我今欲与弥勒比丘。””《杂阿含》卷四十一说“世尊告摩诃迦叶言：“汝今已老，年耆根熟，粪扫衣重，我衣轻好””。力劝尊者迦弃改著自己的轻好衣，不要再著粪扫衣了。至于饮食。在四《阿含》里记叙的，当佛陀来接受在家信众供养时，绝大多数都是异常丰美，几乎触处可见。又如当时佛陀所住的祗树给孤独园、竹林加兰哆园、奄婆娑梨园等地方，不但风景优秀，就是房屋也是十分漂亮的。——这些不都是佛陀不能贯彻自己主张的好证明么？佛陀为什么不能自己贯彻？为什么要使自己陷于矛盾？这也是值得我们研究而且应该研究的。最明显的原因，我认为：甲、当时佛陀及其弟子的日常物质生活，全都是仰给在家佛教信众供养的；信众既然根据个人经济情况或者感情上的信仰程度不同，把衣食住等都预先准备好了，假如没有特殊原因，佛陀也只好不加简择，遇啥吃啥，遇啥穿啥，不容再麻烦人家了。乙、佛陀虽强调淡薄刻苦的生活，但在自己的思想认识上，觉得还有比这更更高贵的东西；为了使信众能接近、享有这更更高贵的东西，在淡薄刻苦的生活方面，非要打些折扣不可，当然也就会毫不吝惜地打它一些折扣了。譬如说，比丘积蓄多余的衣服，在佛陀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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