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方修建了强增格吉寺,据说这是为镇压风魔而建的。
(655)通夜诵“嘛呢”六字真言经:喇嘛有通夜经常不断地念诵“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经的习惯。
(656)《广中略三种般若经》:在赤松德赞时期,由译师朗康巴阔恰、毗诺札那、坚吉祖和香益喜丹等人从梵文译成藏文的《广般若经》,收入纳塘版甘珠尔[1]——[12]函,共计十二部。《中般若经》又分为广中略三种,《中般若经》的广本有《二万颂》,还附有译跋,收入纳塘版甘珠尔[1]、 [2]、[3]三函中;《中般若经》的中本有《一万八千颂》,由译师香益喜丹等人翻译,收入纳塘版甘珠尔[1]、 [2]、[3]三函中;《中般若经》的略本有《一万颂般若》,由译师香益喜丹等人翻译,收入纳塘版甘珠尔经一函中。《略般若经》的略本有《八千颂》,曾有多种不同的译本,多次校订过。《广般若经》有十二部,《中般若经》有七部,《略般若经》有一部,共计二十部,总名为《广中略三种般若经》。详见每部甘珠尔之目录。
(657)《发菩提心经》:即四皈依和四无限发菩提心。
(658)《百字颂》:即为一百字的陀罗尼咒,包括百字金刚心经和百字大威德经。
(659)通夜诵“嘛呢”六字真言经:见注释(655)。
(660)通宵诵经:见注释(655)条。
(661)噶尼大佛塔:指底部为四方形或四面开有门的佛塔。
(662)走廊:即屋檐下的走道。
(663)查查:用干净的土放在模型中印造的泥塔和泥佛,称为“查查”。
(664)积大德:略。
(665)尼婆罗:指今尼泊尔国。
(666)帕巴兴贡:指在尼泊尔的一佛塔中存放有释迦牟尼舍利,称为“帕巴兴贡”其历史不详。
(667)布让王:管辖阿里布让地方的土王。
(668)内应供喇嘛:指请求教法的主要喇嘛和供施处。
(669)古格王:即统治阿里古格地方之王,关于古格王的事迹未见记载。古格堪钦阿旺扎巴著的《阿里政教史》中亦有记载此王,详情待考。
(670)中书省:中书省是元代中央管理行政的机关,地方上各省管理行政的机关叫行中书省。
(671)枢密院官人:即管理地方头人的管员。
(672)御史台:即负责监察和检举官员违法行为的机关。
(673)班第:修行佛教教法的各类僧人被称为“班第德”。
(674)三种差役:即赋税、军差、乌拉差。
(675)三宝:皈依佛教之三宝,即1.佛、2.法、3.僧,这三者是极珍贵之宝和最殊胜之福田,故亦称为“至宝”。
(676)反复下诏:即指皇帝反复下达圣旨。
(677)即管理部落之官员。
(678)以手犯西僧:俗人挥手欧打僧人。
(679)至元二十三年:元惠宗妥欢帖睦尔在位的前三年为“元统”,此后改年号为“至元”,过了六年,又改年号为“至正”,有二十八年。此处记年似为至正二十三年重抄元成宗的圣旨。
汉藏人名对照表(略)
31.译后记
对《红史》的作者及整理校勘注释的情况,东嘎·洛桑赤列先生已有介绍和说明,对《红史》本身的学术价值及海外学者翻译、研究的情况也有专家撰文作过论述,故勿需在此重复。但是,在根据民族出版社的校勘注释本译完《红史》之后,感到仍有两点需要在此提及:
1.民族出版社的校勘注释本在内容和质量上都超出国外翻译出版的版本。《红史》的重要性不仅在对吐蕃王朝及唐蕃关系的记述,更主要的是在于它成书于元末,作者本人即长期担任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之一的蔡巴万户的万户长,因而,他记载的元朝与西藏佛教各教派和地方势力的关系,成为研究元代西藏历史的重要资料。元朝与西藏的关系,前期是以扶植萨迦教派为主,后期与噶玛噶举帕竹噶举的关系也很密切,因此这次整理中增补的噶玛噶举和蔡巴噶举的历史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另外,由于《红史》叙述简略,又多宗教用语及古词,所以在理解上往往容易产生歧义。东嘎·洛桑赤列为此作了大量的注释,不仅解释了历史事件,提出了其它藏文史料对这些事件的记载的出处,便利读者进一步检索,而且对一些宗教术语及典故加以说明,使读者不仅明了《红史》本身的内容,而且得到对整个藏族文化和宗教、历史方面的知识。东嘎·洛桑赤列的这一工作,对于后人学习和研究藏族历史,是有重要作用的。
2.《红史》的整理、注释者东嘎·洛桑赤列,1927年生于西藏工布地区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七岁时被认定为扎西曲林寺活佛的转世灵童,后入拉萨格鲁派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攻读佛教典籍,二十三岁在拉萨考取西藏佛教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又入拉萨上密院学习密宗,二十八岁时考取密宗“昂然巴格西”的密宗学位,以后在中央民族学院长期任教,曾任中央民族学院副教授、藏族研究所副所长。(现任西藏大学教授、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编者)他学识广博,对藏族文学历史造诣很深,尤其致力于整理校勘藏文古典名著的工作,为国内外知名的藏族学者。他的著作有:《诗学明鉴》、《藏文发展问题初探》、《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文文法教学参考资料》、《贤者喜宴注释》、《颇罗鼐传注释》、《藏族历史世系传承表》等。对《红史》的整理和注释是他多年辛勤工作而取得的重要成果。
《红史》的翻译工作,先是由王尧老师倡导,准备由几位同志合作翻译,但后来适逢王尧老师外出讲学,故只能由我们勉力进行。翻译过程中的许多疑难问题得到东嘎·洛桑赤列和洛桑群觉老师的指教,但是由于我们的水平很低,老师们又忙于别的工作,无暇细顾,因此我们的译文中错误之处一定还不少,与能够对学术研究起参考作用的本子的要求还距离甚远。真诚希望这方面的专家和读者们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便修改。
陈庆英 周润年
1984年12月于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
《红史(亦名乌兰史册)》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