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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律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探析

  戒律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探析

  在佛法僧三宝中,佛陀已证涅槃,教理深藏于三藏圣典之中,惟有僧伽,薪火相传,传佛心印,解法要旨,[[1]]悟佛知见。从这种意义上讲,僧在即法在,法在即佛在。换而言之,清净如法的和合僧,是正法久住的根本,[[2]]而戒律则是维持清净僧团的根本保障。反之,若僧人不修德、不持戒,清净和合的僧团难以维持;僧团消失了,何人住持正法![[3]]由此观之,持戒是关系到佛教存亡的大事。正因为如此,《分别功德论》中把严持戒律者看成是僧中宝,“上者持三藏,其次四阿含;或能受律藏,即是如来宝。”[[4]]这也就是为什么佛陀临终时还谆谆告诫弟子们,必须以戒为师。今天我们提倡加强佛教的自身建设,它的前提条件就是要高举“以戒为师”的旗帜,建立清净和合的僧团。

  

  然而,随着时空的变化,有些戒条在具体操作时确实遇到不少困难。因受到传统习俗的薰染,心中认同戒律必须现代化的人为数不少,但果真有勇气公开讨论这一敏感话题并付诸行动者并不多。所以今天我们公开举办“戒律现代化的意义”研讨会,意义非同寻常。本文通过对戒律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理论依据和具体运行机制进行探讨,以期清除戒律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使戒律在当今社会具有可操作性、实践性与制约性,使之真正成为僧团行为的指南,确保清净僧团的建立,为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清除障碍。

  

  一、前提条件

  

  公元前六世纪,佛陀刚刚悟道后,各种外道(如六师外道、六十二种异端思想、九十六种外道和三百六十三个著名的辩论家)各逞己见,高下争竞,令人无所适从。《迦摩罗经》中记载的迦摩罗人的困惑与迷茫,就是最好的证明。[[5]]因此佛陀悟道后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忙于建立清规戒律,而是四处弘扬正法,清除邪见,建立正见,使人们从迷茫、困惑中找到正确的修行方法。我们也可从巴利文藏经的编辑顺序得到进一步的佐证。巴利语《长部》的第一部经《梵网经》像渔夫用网捕鱼那样,将外道的一切见解(主要有六十二种见解)一网打尽,对各种邪见进行总结分析,指出邪见的危险与无用。在此基础之上,《长部》第二部经《沙门果经》则赞颂依正见修行的成果。由此可见,佛陀在他一生的弘法过程中,首先花了十二年的时间破除邪见,树立正见,佛法才得以弘扬而大兴于世。

  

  处于当今急遽变化的岁月,传统伦理道德受到挑战,各种思潮并行,使得人们的思维处于一种迷茫与无所适从的状态。这与两千五百年前佛陀时代的情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以佛教界为例,“戒德至上”是佛教正统的价值观。这可从阿难与佛陀的对话得到证明。一天傍晚,阿难在定中观想:世间以根香、茎香和华香为香之上品,然而世间任何一种香也只能随风而薰。于是阿难向佛陀请教,世上是否有如此之妙香,既能顺风又能逆风飘溢、弥漫八方?佛陀回答说,严持戒律者所焕发出来的戒德之馨香飘溢四方,千古流芳,普利人天。因此说,在诸香中,戒香最为上。[[6]]这就形成了佛教传统的价值观,即严持戒律者最受尊重,[[7]]戒腊长者为上座。[[8]]然而,在当今僧团中,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往往成为衡量僧人自身价值的重要标准,而修行、戒腊与多闻者成为辅助参考。

  

  这种价值观令不少出家人热衷于追逐世间名利,因而疏忽自身修行,以德感人的高僧越来越少,而位高权重的名僧越来越多。“戒德至上”这样正统的价值观受到严峻的挑战,很难形成人人重视戒律、学习戒律的气氛,更不用说严持戒律了。对这些人来说,根本不会优先思考戒律如何现代化这类关系到僧团存亡的重大课题,更不用说会花精力去探讨它。由此可见,在实用主义盛行的当今社会,提倡戒德至上的价值观是戒律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二、理论依据

  

  不少人认为,戒律为佛亲手所制订,每一条都很神圣不可更改。因此当今之人没有这个智慧、更无资格去修改任何一条戒。下文从戒律的精神与特色入手,对这一问题作探讨,以期建立戒律现代化的理论依据。

  

  (一)俗谛──戒律的特色

  

  在《大智度论》中,龙树把佛陀化导世间的方法分为四种,即“四悉檀”,“一者,世界悉檀;二者,各各为人悉檀;三者,对治悉檀;四者,第一义悉檀。”[[9]]龙树进一步指出戒律的特色, “毗尼中结戒法,是世界中实,非第一实法相。”[[10]]又云,“毗尼中皆为世间事,摄众僧故结戒,不論实相。”[[11]]换而言之,戒律不是诠释出世间法的真谛,而是属于世间真理──俗谛,因此可以随时空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戒律的特色。

  

  正因为如此,佛陀因事制戒,随犯随制,对症而制。[[12]]戒律制订后,随着时间的推离,佛教传播地域的不断扩大,新问题不断出现,佛陀又随时间、地点、特殊情况以及地理环境的不同,随时随地调整、修改戒条,以适应不同的情况,确保僧团安心修道。正因为如此,直到释尊涅槃时为止,戒律仍处于制订、修改、再修订之中。佛陀这种对戒律的开明、讲实效的态度还可从两部经典中得到进一步的佐证。在《舍利弗问经》里,舍利弗曾问佛陀: “佛陀说戒时,为什么有时候禁止,有时候却开许呢?”佛陀回答说:“我言名为随时,在此时中应行此语,在彼时中应行彼语;以利行故,应皆奉持。”[[13]]这是佛陀因时间的变化而灵活运用戒条的例证。再如,在《五分律》中,佛陀曾说:“虽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为清净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14]]这在戒律上被称为“随方毗尼”,是佛陀要求比丘在不同的地区应当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及法律,灵活运用戒律的最好例证。

  

  依据佛陀的精神,从南传佛教的大长老到中国的历代祖师,因时代推移、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变迁,对戒条都作过适当的调整与灵活性的解释,使戒律能更好地适应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斯里兰卡比丘舍利弗所著的《巴利律藏注疏》(Pa^limuttaka-vinayavinicchaya)和中国百丈禅师所著的《百丈清规》就是最好的证明。由此可见,佛陀从未表明,他所订的戒条,神圣不可更改,是恒古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可以随时空的变化而作出适当的调整和修订。这就是戒律的特色。

  

  (二)三戒印—戒律的精神

  

  当然,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对宗教戒规的修订要比修改世间法律要复杂得多。如何才能对宗教戒规作适当的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同时又能确保宗教戒规的神圣性和延续性

  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大难题。其实,佛陀制戒之精神为我们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答案。

  

  《增壹阿含经》中在解释“增壹”的含意时说,

  

  “以此方便了一法,二从二法三从三。

  

  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之法无不了。

  

  从一增一至诸法,义丰慧广不可尽。

  

  一一契经义亦深,是故名曰增壹含。”[[15]]

  

  以上引文说明,一切佛法皆由一法而生。佛陀进一步以如下偈颂解释一法的内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16]]《大般涅槃经》将此偈称为法要,[[17]]《出曜经》又指出,此偈为一切根机之人所修之法,[[18]]而在更多的经论中,此偈又被称之为过去七佛偈。[[19]]换而言之,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一切诸佛教诲的精要在于 “净心”两字,表现为具体行为时则为止恶、行善和利他。这就是戒律的精神。这种精神贯穿佛教的始终。

  

  在佛陀创立僧团的最初十二年中,并未给僧团制立任何戒条,只是为无事僧说,“善护于口言,自净其志意,身莫作诸恶,此三业道净,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20]]觉音尊者称之为“教授波罗提木叉”(OvŒdapŒtimokkha),也就是大众部所传的“偈布萨”,[[21]]包含了“止恶、行善和利他”这一戒律的精神。佛陀当初制戒的本怀也是为了止恶、行善和利他;佛陀制戒后一改更改,并非随心所欲,而是以此为依据;后来历代祖师讲戒的开与遮,也是以此为准绳;最后大乘菩萨戒将之总结为三聚净戒:摄律仪戒、摄善法戒和饶益有情戒。这正反映了佛陀最初制戒之本怀。推而广之,戒条虽有多少、广狭、粗细、大小之相差悬殊,然而我们可以用“止恶、行善和利他”这三条标准来检验其是否合符佛陀当初制戒之本怀。正如佛法有八万四千法门,可以用无常、无我、涅槃三法印检验其真伪;同样,戒条虽有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之多,[[22]]我们也可以用止恶、行善和利他三戒印来检验一个人是否真正持戒。换而言之,如果一个人的一言一行与三戒印相符,他就是持戒人;反之,如果某一戒条无法起到“止恶、行善和利他”的功能,我们有必要对之加以调整,使之准确反映佛陀当初制戒之本怀。

  

  (三)戒律的时空适应性

  

  由以上分析可知,戒律是对治法,属俗谛,因此可随时空的变化而作修订,这是戒律的特色。与此同时,无论戒条如何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即确保佛陀当初制戒之本怀──三戒印。这就是戒律的精神。要走出当今修学戒律时所遇到的困境,就是要求我们在继承与发扬的大原则下,把佛陀制订的具体戒条与佛陀当初制戒的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继承就是我们得好好学习每一条戒,深入了解佛陀当时制订此戒的本怀;发扬则要求我们在今天的新形势下,对不适用的戒条作调整,并增补新的戒规,以便能更有效地反映佛陀制戒之本怀,更准确地体现戒律之精神,从而使戒律在现实生活中更具有生命力。继承与发扬,如鸟之双翼,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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