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律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探析
在佛法僧叁寶中，佛陀已證涅槃，教理深藏于叁藏聖典之中，惟有僧伽，薪火相傳，傳佛心印，解法要旨，[[1]]悟佛知見。從這種意義上講，僧在即法在，法在即佛在。換而言之，清淨如法的和合僧，是正法久住的根本，[[2]]而戒律則是維持清淨僧團的根本保障。反之，若僧人不修德、不持戒，清淨和合的僧團難以維持；僧團消失了，何人住持正法![[3]]由此觀之，持戒是關系到佛教存亡的大事。正因爲如此，《分別功德論》中把嚴持戒律者看成是僧中寶，“上者持叁藏，其次四阿含；或能受律藏，即是如來寶。”[[4]]這也就是爲什麼佛陀臨終時還諄諄告誡弟子們，必須以戒爲師。今天我們提倡加強佛教的自身建設，它的前提條件就是要高舉“以戒爲師”的旗幟，建立清淨和合的僧團。
然而，隨著時空的變化，有些戒條在具體操作時確實遇到不少困難。因受到傳統習俗的薰染，心中認同戒律必須現代化的人爲數不少，但果真有勇氣公開討論這一敏感話題並付諸行動者並不多。所以今天我們公開舉辦“戒律現代化的意義”研討會，意義非同尋常。本文通過對戒律現代化的前提條件、理論依據和具體運行機製進行探討，以期清除戒律現代化進程中的障礙，使戒律在當今社會具有可操作性、實踐性與製約性，使之真正成爲僧團行爲的指南，確保清淨僧團的建立，爲加強佛教自身建設清除障礙。
一、前提條件
公元前六世紀，佛陀剛剛悟道後，各種外道(如六師外道、六十二種異端思想、九十六種外道和叁百六十叁個著名的辯論家)各逞己見，高下爭競，令人無所適從。《迦摩羅經》中記載的迦摩羅人的困惑與迷茫，就是最好的證明。[[5]]因此佛陀悟道後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忙于建立清規戒律，而是四處弘揚正法，清除邪見，建立正見，使人們從迷茫、困惑中找到正確的修行方法。我們也可從巴利文藏經的編輯順序得到進一步的佐證。巴利語《長部》的第一部經《梵網經》像漁夫用網捕魚那樣，將外道的一切見解(主要有六十二種見解)一網打盡，對各種邪見進行總結分析，指出邪見的危險與無用。在此基礎之上，《長部》第二部經《沙門果經》則贊頌依正見修行的成果。由此可見，佛陀在他一生的弘法過程中，首先花了十二年的時間破除邪見，樹立正見，佛法才得以弘揚而大興于世。
處于當今急遽變化的歲月，傳統倫理道德受到挑戰，各種思潮並行，使得人們的思維處于一種迷茫與無所適從的狀態。這與兩千五百年前佛陀時代的情形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以佛教界爲例，“戒德至上”是佛教正統的價值觀。這可從阿難與佛陀的對話得到證明。一天傍晚，阿難在定中觀想：世間以根香、莖香和華香爲香之上品，然而世間任何一種香也只能隨風而薰。于是阿難向佛陀請教，世上是否有如此之妙香，既能順風又能逆風飄溢、彌漫八方？佛陀回答說，嚴持戒律者所煥發出來的戒德之馨香飄溢四方，千古流芳，普利人天。因此說，在諸香中，戒香最爲上。[[6]]這就形成了佛教傳統的價值觀，即嚴持戒律者最受尊重，[[7]]戒臘長者爲上座。[[8]]然而，在當今僧團中，社會地位和經濟實力往往成爲衡量僧人自身價值的重要標准，而修行、戒臘與多聞者成爲輔助參考。
這種價值觀令不少出家人熱衷于追逐世間名利，因而疏忽自身修行，以德感人的高僧越來越少，而位高權重的名僧越來越多。“戒德至上”這樣正統的價值觀受到嚴峻的挑戰，很難形成人人重視戒律、學習戒律的氣氛，更不用說嚴持戒律了。對這些人來說，根本不會優先思考戒律如何現代化這類關系到僧團存亡的重大課題，更不用說會花精力去探討它。由此可見，在實用主義盛行的當今社會，提倡戒德至上的價值觀是戒律現代化的前提條件。
二、理論依據
不少人認爲，戒律爲佛親手所製訂，每一條都很神聖不可更改。因此當今之人沒有這個智慧、更無資格去修改任何一條戒。下文從戒律的精神與特色入手，對這一問題作探討，以期建立戒律現代化的理論依據。
(一)俗谛──戒律的特色
在《大智度論》中，龍樹把佛陀化導世間的方法分爲四種，即“四悉檀”，“一者，世界悉檀；二者，各各爲人悉檀；叁者，對治悉檀；四者，第一義悉檀。”[[9]]龍樹進一步指出戒律的特色， “毗尼中結戒法，是世界中實，非第一實法相。”[[10]]又雲，“毗尼中皆爲世間事，攝衆僧故結戒，不論實相。”[[11]]換而言之，戒律不是诠釋出世間法的真谛，而是屬于世間真理──俗谛，因此可以隨時空的變化而變化。這就是戒律的特色。
正因爲如此，佛陀因事製戒，隨犯隨製，對症而製。[[12]]戒律製訂後，隨著時間的推離，佛教傳播地域的不斷擴大，新問題不斷出現，佛陀又隨時間、地點、特殊情況以及地理環境的不同，隨時隨地調整、修改戒條，以適應不同的情況，確保僧團安心修道。正因爲如此，直到釋尊涅槃時爲止，戒律仍處于製訂、修改、再修訂之中。佛陀這種對戒律的開明、講實效的態度還可從兩部經典中得到進一步的佐證。在《舍利弗問經》裏，舍利弗曾問佛陀： “佛陀說戒時，爲什麼有時候禁止，有時候卻開許呢？”佛陀回答說：“我言名爲隨時，在此時中應行此語，在彼時中應行彼語；以利行故，應皆奉持。”[[13]]這是佛陀因時間的變化而靈活運用戒條的例證。再如，在《五分律》中，佛陀曾說：“雖是我所製，而于余方不以爲清淨者，皆不應用；雖非我所製，而于余方必應行者，皆不得不行。”[[14]]這在戒律上被稱爲“隨方毗尼”，是佛陀要求比丘在不同的地區應當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及法律，靈活運用戒律的最好例證。
依據佛陀的精神，從南傳佛教的大長老到中國的曆代祖師，因時代推移、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環境的變遷，對戒條都作過適當的調整與靈活性的解釋，使戒律能更好地適應變化了的實際情況。斯裏蘭卡比丘舍利弗所著的《巴利律藏注疏》(Pa^limuttaka-vinayavinicchaya)和中國百丈禅師所著的《百丈清規》就是最好的證明。由此可見，佛陀從未表明，他所訂的戒條，神聖不可更改，是恒古不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可以隨時空的變化而作出適當的調整和修訂。這就是戒律的特色。
(二)叁戒印—戒律的精神
當然，我們必須清楚地意識到，對宗教戒規的修訂要比修改世間法律要複雜得多。如何才能對宗教戒規作適當的調整以適應變化了的形勢，同時又能確保宗教戒規的神聖性和延續性
這是擺在人們面前的一大難題。其實，佛陀製戒之精神爲我們解決這一難題提供了答案。
《增壹阿含經》中在解釋“增壹”的含意時說，
“以此方便了一法，二從二法叁從叁。
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之法無不了。
從一增一至諸法，義豐慧廣不可盡。
一一契經義亦深，是故名曰增壹含。”[[15]]
以上引文說明，一切佛法皆由一法而生。佛陀進一步以如下偈頌解釋一法的內容，“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16]]《大般涅槃經》將此偈稱爲法要，[[17]]《出曜經》又指出，此偈爲一切根機之人所修之法，[[18]]而在更多的經論中，此偈又被稱之爲過去七佛偈。[[19]]換而言之，過去、現在和未來叁世一切諸佛教誨的精要在于 “淨心”兩字，表現爲具體行爲時則爲止惡、行善和利他。這就是戒律的精神。這種精神貫穿佛教的始終。
在佛陀創立僧團的最初十二年中，並未給僧團製立任何戒條，只是爲無事僧說，“善護于口言，自淨其志意，身莫作諸惡，此叁業道淨，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20]]覺音尊者稱之爲“教授波羅提木叉”(OvŒdapŒtimokkha)，也就是大衆部所傳的“偈布薩”，[[21]]包含了“止惡、行善和利他”這一戒律的精神。佛陀當初製戒的本懷也是爲了止惡、行善和利他；佛陀製戒後一改更改，並非隨心所欲，而是以此爲依據；後來曆代祖師講戒的開與遮，也是以此爲准繩；最後大乘菩薩戒將之總結爲叁聚淨戒：攝律儀戒、攝善法戒和饒益有情戒。這正反映了佛陀最初製戒之本懷。推而廣之，戒條雖有多少、廣狹、粗細、大小之相差懸殊，然而我們可以用“止惡、行善和利他”這叁條標准來檢驗其是否合符佛陀當初製戒之本懷。正如佛法有八萬四千法門，可以用無常、無我、涅槃叁法印檢驗其真僞；同樣，戒條雖有叁千威儀、八萬細行之多，[[22]]我們也可以用止惡、行善和利他叁戒印來檢驗一個人是否真正持戒。換而言之，如果一個人的一言一行與叁戒印相符，他就是持戒人；反之，如果某一戒條無法起到“止惡、行善和利他”的功能，我們有必要對之加以調整，使之准確反映佛陀當初製戒之本懷。
(叁)戒律的時空適應性
由以上分析可知，戒律是對治法，屬俗谛，因此可隨時空的變化而作修訂，這是戒律的特色。與此同時，無論戒條如何變化，但萬變不離其宗，即確保佛陀當初製戒之本懷──叁戒印。這就是戒律的精神。要走出當今修學戒律時所遇到的困境，就是要求我們在繼承與發揚的大原則下，把佛陀製訂的具體戒條與佛陀當初製戒的精神有機地結合起來。繼承就是我們得好好學習每一條戒，深入了解佛陀當時製訂此戒的本懷；發揚則要求我們在今天的新形勢下，對不適用的戒條作調整，並增補新的戒規，以便能更有效地反映佛陀製戒之本懷，更准確地體現戒律之精神，從而使戒律在現實生活中更具有生命力。繼承與發揚，如鳥之雙翼，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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