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史上曾经受到朝廷的直接关注，如唐肃宗曾在乾元二年(公元759 年) 下诏，决定在山南道、剑南道、荆南道、浙江道等地设置放生池。宋真宗在天禧元年(1017 年) 敕令天下重修放生池。放生当然不仅仅是佛教徒之所为，而是要天下人都参与其中。“若一人一

　　生不杀，则所活生命无算，况由一人以至十百千万人”。[6]为了实现全社会的放生热潮，凡遇重大佛教节日活动，寺庙都要举办“放生会”，通过这样的专门活动形成全社会怜爱生命、热爱自然的风尚。

　　与“戒杀生”、放生相伴的是素食主义。《楞伽经》说：“凡杀生者多为人食，人若不食，亦无杀事，是故食肉与杀同罪”。[7]不食肉类，便以素食为主。南朝佛教徒梁武帝萧衍根据佛教禁止杀生的规定，首倡茹素，禁止僧人喝酒食肉，并在汉族僧尼中普遍推广。素食以植物为主要

　　饮食材料，成为汉传佛教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表征，是佛教徒“护生”的具体行为，也是惜福观念的主要体现之一。对此，爱因斯坦给予充分的肯定：没有什么能够比素食更能改善人的健康和增加人在地球上的生存机会，素食对人体自身与环境保护有着崇高的意义。研究表明，为满足一个肉食者所需的土地，大约是满足奶蛋素食者所需土地的六点五倍，更是纯素食者需求的二十五倍；供应肉食者食物所耗费的水量，是奶蛋素食者耗水的三点三倍，是纯素食者用水的十三倍之多。

　　2．植树造林，种花莳草

　　《阿弥陀经》等佛经中所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是人与自然十分和谐的空间，在这个“极乐世界，净佛土中”，处处有香气芬馥的宝树莲花，有弥满八功德水的七妙宝池，有音曲和雅的伎乐，有增益身心健康的花雨，有妙风清徐，有奇妙可爱的杂色众鸟。这种虚拟的世界，佛界弟子在现实中无法领略。为了弥补这样的缺撼，佛教庙宇院址选择力求以此为蓝本，多建在风景绝佳处，成为世俗之外的桃源世界。尤其是唐以后，禅宗兴盛，僧侣更是喜欢结庐于幽境胜地。据《楞伽师资记》载，有弟子问禅宗五祖弘忍：“学道何故不向城邑聚落，要在山居？”忍答曰：“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有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长成大物后，乃堪为栋梁之用。故知栖神幽谷，远避器尘，养性山中，长辞俗事，目前无物，心自安宁，从此道树花开，禅林果出也。” 由此，名蓝古刹多位于清佳处，或居峰顶，或嵌岩阿，珍楼宝阁，玉函金相，以起人归依之心。

　　“ 松桧老依云里寺，楼台深锁洞中天”(处默《题栖霞寺僧房》)美丽的图景离不开佛徒的艰辛努力。许多名山在佛教未进驻之前，荒烟蔓草，豺狼当道，佛教进驻后，开始了持续的植树造林活动，使得佛寺所在地区树木森森，茂密郁然。据《高僧传·昙摩密多传》载，北魏初年，高僧昙摩密多来到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柰千株，开园百里” 。“峨眉天下秀”，从唐代开始，就有僧人在峨眉山广植树木，培植风景。王维的“山行本无雨，空翠湿人衣”是对当时环境的真实写照。据《峨眉山志》记载，明万历年间，有楚山、性一、德心三禅师发愿在洪椿坪一带培植檀林，他们以《华严经》中的字数为准，一字一树，精心栽植。峨眉山白龙洞地带一片茂密的森林，则是清嘉庆年间别传禅师几十年艰苦奋斗的结果。据《别传禅师塔铭》载，别传种植松、柏、杉、楠十万八千株，至今还存活有四百余株高大的楠树。五台山由僧人栽植管护的林地达6万余亩，密菁深林，俨然绿色海洋。

　　在优美的山水大环境中，寺庙更是被装扮得如同仙境一般。“山寺门前多古松，溪行欲到已闻钟”(怀素《宿静林寺》)无论僻居深山,还是地处闹市,佛寺多是古木参天，花草如茵。《洛阳伽蓝记》说北魏城内的法云寺、景林寺，“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嘉树夹牖，芳杜匝阶”。不仅如此，许多佛寺还在旁侧大兴土木营建园林，苏州西园寺、扬州大明寺西园等皆为著名的寺院园林。其间，林木葱郁，鸟语花香，如唐诗人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所描绘的常熟破山寺园林：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皆寂，惟闻钟磬音。

　　3．佛徒对山林环境的保护

　　佛教徒不仅绿化、美化寺院及其所在的山山水水，而且承担起保护周边广大地区绿化的责任，竭力保护寺观附近的山水古迹。佛教徒制止滥砍滥伐山林行为的记载不绝于书。《南传大藏经》“长部”中有告诫“不应采伐如是等诸种之种子与诸种之树木”之记载，这当然是从尊重植物、种子的尊严出发而采取的行为。津门蓟县盘山诸寺为卫护好盘山胜境，曾于清康熙年间制定《合山公议规约引》，告诫大家应该竭力维护山林环境，保护林木：

　　 天下名山，惟僧居多，是在远尘离俗，一意精修，实非罔利争讼之地，逞凶角胜之场也。僧既以山为栖止，山实赖僧以栽培，盖观山林之盛衰，抑以卜僧众之贤否。况我盘山，毓灵钟秀，献巧色奇，为神京之翊卫，乃祝釐之名区，更宜保护，非他山比。前承当道慨免柴需，永禁砍伐，外护之意至矣尽矣！而其间不无希图微利，投身幽谷，以伐山鬻树为活计者，若不共出规约以齐之，抑何以起世人之信心，全山林之盛气也哉？而今而后凡我同山共住之人，各宜恪守清规，谨遵禁示，庶不负出家学好之初心，宰官洪护之胜意也！条陈于后：砍伐树木，伤损山林盛气者，公摈。妄兴词讼者，公摈。潜匿匪人，菴居剃度者，公摈。侮慢师长，欺压邻舍者，公摈。以上四款，务要遵行，一有违犯，依约公摈不贷。[8]

　　僧人对于山林的保护，也有来之于政府号令的。盘山有松数以百万计，但一些地棍串同匪僧，“竟将数百年古木恣意盗砍，得价分肥”，《盘山志》载，有司以为盘山为畿左名山，皇帝不时行幸，而“树木最宜丰茂，以壮崇观”，便责令有关寺僧，“务须不时在山巡查，如有前项棍徒，串同僧人，仍将树木盗砍者，立即扭禀该地方官，……决不轻贷”。

　　苏州灵岩山屡受石工之厄，对此行径，除了极少数地方官员加以制止外，只有山僧予以干涉。明弘治时书法家吴宽游灵岩，亲眼目睹山僧“戒凿石”，并“种松满山”，以为是“滋山之复兴”，而赋诗庆幸。[9]苏州尧峰山，也“因人多采石，山无完肤，主僧为护山计，构筑护山亭”。[10]

　　对于佛徒们在山林环境培植保护方面的所作所为，清学者潘耒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灵峰寺修造疏》中说：从来宝刹多在名山，非僧之好占山以居也。山非僧不能开，非僧不能守。……奇峰秀壑，见者无不称佳，而一宿再宿，则望望然去，能买山而隐者几人乎？惟僧之于山也，荒者能辟之，险者能夷之，诛茅以居，传诸其徒，世世守之。[11]

　　三、结语

　　宗教因为自身的追求与生存，能自觉并教导世人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如泰勒所指出的：“各宗教群体，不论是一神或多神的信仰，皆按其神明或上帝的训令，叫人类爱护并关怀世上的一切野外生物，这在伦理中的理想世界是完全可能的。在一种神秘主义中，把人类理智的最高状态，理解为与自然世界共在的境界，也与尊重自然的道德态度协调。”[12]在我国传统文化中, 佛教缘起理论、戒杀护生戒条，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道教崇尚自然、回归自然理念等一道，从理论上、实践上都对生态及环境保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当现代工业浪潮日益吞噬着地球与人类自身时, 佛教的生态环境伦理与实践将给人类减弱或消除生态危机以更多有益的启迪。正如1993 年8月28 日至9 月4 日在美国芝加哥发表《世界宗教议会大会宣言》指出的: “宗教并不能解决世界上的环境、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然而, 宗教可以提供单靠经济计划、政治纲领或法律条款不能得到的东西: 即内在取向的改变, 整个心态的改变, 人的心灵的改变, 以及从一种错误的途径向一种新的生命方向的改变。”[13]因而认识并研究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环境伦理观，对今天保护生态环境有着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也正因此，环境哲学家罗尔斯顿以为佛教所内含的环境保护思想可以帮助现代社会建立一门环境伦理学。

　　[1] 转引自佘正荣：生态智慧论[M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 《杂阿含经》卷十二。

　　[3]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M]。苟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4。

　　[4]《大正藏》卷四六。

　　[5] 吉藏：《大乘玄论》卷三。

　　[6]《灵岩山寺下院放生池附设放生会缘起碑记》(1936年)。

　　[7]《大乘入楞伽经》卷六。

　　[8] 智朴：《盘山志》卷五《物产》。

　　[9] 吴宽：《匏翁家藏集》卷二二《纪游灵岩序》。

　　[10] 姚希孟：《循沧集》卷二《登尧峰诸山记》。

　　[11] 潘耒：《遂初堂别集》卷四。

　　[12] 赖品超：宗教与生态关怀[J]．宗教，2002(5)。

　　[13] 孔汉思、库舍尔：《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主要参考文献

　　清远，佛教的环保理念及其实践[J]，佛教与环保演讲会特辑。

　　魏德东，佛教的生态观[J]，中国社会科学，1999(5)。

　　李映辉，试论自然、区位条件与佛教地理分布——以唐代为例[J]，甘肃社会科学，2004(3)

　　张怀承,任俊华，论中国佛教的生态伦理思想[J]，吉首大学学报，2003(3)。

　　陆群，宗教保护生态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J]，2006(1)。

《环境保护：佛教的自觉认知与践行事迹(陈建勤)》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