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原理，讨论有关发展、技术、资源、环境等问题，指出“物质与能量只能沿一个方向转换，即从可利用到不可利用，从有效到无效，从有秩序到无秩序”。书中认为，近代以来，人们以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来“组织一切生命活动”，其特点是“从环境中转换能量”，而当“能源环境发生变化时”，即“人们与世界的互换关系发生基本变化时”，“这个模式现已受到挑战”，应“被抛弃”。与《增长的极限》相比，本书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作者以熵的理论为一种世界观和历史观，并以此为尺度，对西方文化传统中影响人类生活的政治、经济、宗教作一番检视，对发展、增长、科技等长期受到人们肯定、推崇的观念持冷静、谨慎、保守(此概念不含贬义)态度。不过，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提出的观点，还在于它突破了以往一般从纯技术层面的角度，即仅局限于在现象、数字等方面对科学、发展与生态关系进行分析，而另外开出一个途径，进一步深入到从文化背景、观念形态中去探究这类问题(参见《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译文出版社)。
如果说，《熵：一种新的世界观》是带有一种保守、消极(这两个词只是方法论、行为学上的概念，不含任何褒贬义)的立场来思考与环境有关的诸类问题的话，那么，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那份影响全球的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则是从积极、正面的角度，着重探讨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首先，该报告是将环境与发展放在人类“共同的问题”，必须“共同地努力”才能得到解决这样一个前提下进行讨论的，这无疑比大多数西方学者将视域或论证的对象仅局限于发达的工业国家要广阔、全面得多。报告认为：1、环境危机、能源危机与发展危机不可分割；2、地球的资源和能源远不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3、必须为当代人和下代人的利益改变发展模式。这三个观点，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有警示与指导意义。而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对于解决当今世界人类所困惑的如何把握环境、能源与发展的平衡问题似乎找到了一个新的理念。
三、环境的现状与环境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的环保意识在逐渐提高，尤其到了本世纪末，全世界对环境问题都予以了高度重视。然而，有关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十九世纪末，地球上还有50亿公顷的森林覆盖着，至今却只剩下20亿公顷左右，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下降；土地沙漠化每年以600万公顷的面积在扩大；每年有数万种的生物物种在地球上消失；大气污染使世界上70%的城市居民无法呼吸到清洁的空气，且至今全球排入大气层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氯氟烃等有毒物仍有增无减；水的污染更加严重，全球因饮用不洁水造成的疾病而导致死亡的人数每天超过1万，如此等等。当今世界环境问题不但不容乐观，甚至可以说是愈来愈严峻，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否像有些西方学者所认为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永远是人类无法解决的两难，我认为，问题并非如此绝对，我们也不必如此悲观。
经济与科技都是在人的作用下进步发展的，对人类而言，它们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这就是说，其价值正面或负面的取得全在于人类是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它们、应用它们。换言之，经济和技术问题只是环境危机的表面征候，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质，乃是由其背后的人类的宇宙观、价值观、伦理观所决定的。而前面说过，人类对环境的态度与行为，往往是带有功利性的。当今世界上所存在的各类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方面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从科技、经济的发展或一般的认识论(对环境重要性的认识)上去寻找原因。
美国有位学者说得好：“人是一种聪明的动物，没有办法能阻止人类去发明新的工具，问题在于人们认为解决的出路在于新工具，这可能是致命的错误。”(见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第二章)同样，发展是人的最基本的要求之一，虽然发展的内涵极其丰富，但人们一般认为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与他们的生活有着最直接的关联，是人类诸多发展方向中所首先考虑，最关注的一项，谁也无法阻止经济的向前发展，即使是“可持续发展”，其核心仍是“发展”。这是一条不归路，任何对经济发展的否定都是不明智的态度，问题在于怎样发展。就像人们不能过分依赖于科技的力量一样，如果人们认为生态问题解决的出路仅仅在于经济发展，这同样是致命的错误。事实确是如此，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其正面价值是毋需多言的，问题只是出在人们过分夸大它们的作用，并忽视甚至排斥价值的多元存在。这个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
相对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感到经济与技术大大地落后了，脱贫与解困成为这些国家的第一目标。对它们来说，为了致富、强大，其他一切都得靠边站，可以置之不顾。而面对环境的现状及最先由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环保口号，它们往往抱着另一种态度。大家知道，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由工业社会所带来的，当发达国家最先提出对科技与经济要保持冷静，防止其发展的过热、过快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全人类应共同来对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环境负责时，发展中国家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们认为，由于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相应地，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责任当然也有大小之分，这个问题是不能在一个水平上讨论的。现在，发达国家已经走完了现代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再回过头来谈环境保护问题，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公平的。就好比只有富人才需要减肥，穷人连饭都吃不饱，赶什么时髦。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始终是第一位的。
不过，不要误会发展中国家在生态环境问题上是在故意抬杠、对着干。经济的现状及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感，确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从而产生一种迫切的赶超心态，以尽快跻身世界经济强国之列，故其在绘制经济发展的蓝图时，总是期望能快见成效，至于环境问题可以说完全是次要的，甚至根本不予考虑。如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起，不少发达国家已经十分明确地把生态环境看作是比经济增长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还重要的问题，而我们那时的致思理路，依然继承了以前那种政治与经济两大块的划分模式而稍作转换，认为真正具有全球性战略意义的，“除和平以外，就是经济问题”(参见1985年3月5日《人民日报》)根本没有把生态问题作为一个关注的对象。这种认识上的差距，除意识形态的背景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状上找。
当八十年代我国长期封闭的国门打开时，在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最直接、强烈的感觉就是我们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世界已进入到全球化的时代，这种贫困与落后更会引发人产生一种自愧与危机感。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根据通常所知的理论，一切制度的先进与否，都必须实实在在地落实到生产力这个根本点上，无不应在经济与科技是否发达的现实中得到真正的反映，且经济的现状反过来又直接涉及到体制的存续。然而，现实所反映出来的却恰恰是一种背离。于是，某一种带有意识形态为背景的使命感，一种急切的要由“我”来成就一代功业的心态，自然地把发展成为一切经济行为的目的与标准。而这种“发展”的概念因不含“可持续”的内涵，即没有同时把“当代人和下代人”的利益合在一起考虑，且又过分强调了经济发展的唯一重要性，以至出现了一系列以一种线性的、功利性很强的且又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理路来制定一切与经济相关的方针和政策，而整个社会也出现一种浮躁、功利的风气，几乎没有人去关心诸如环境、生态等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事。
为求得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谋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而造成的生态失衡、资源枯竭等严重的后果，已经成为制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障碍。就以我国而论，根据九十年代末的有关环境资料统计分析，我国的环境形势总体上仍相当严重，水资源匮乏，水污染严重，其中63．1%的河段失去了饮用水功能，50%的城市地下水不同程度受到污染；近岸海域水质以3类和劣3类为主，东海近岸海域超3类海水比重高达67．3%。我国的空气污染也十分严重，仅由于酸雨和二氧化碳造成的农作物、森林和人体健康等方面的经济损失就达约1100亿元。全球十大污染城市中我国就占七个。我国的生态环境破坏的速度至今未得到有效的控制，水土流失的面积平均每年以1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沙漠化仍以265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盐渍化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8．5%，全国有15%-20%的动植物种类的生存受到威胁，高于世界水平的10%-15%(参见《城市导报》2000．6．3)。如今，我国每年在环境治理上投入的费用都超过千亿元人民币。这一系列使人震惊的数字，典型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环境现状的恶劣和严峻。
另外，由于认识上或文化上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经济及其相关政策时，同样也给环境带来不少负面影响。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如我国长期以来信奉的一部文明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的历史观，误以为斗争是人类的最高哲学，把与天地人之间制造一切的斗争，其乐无穷地斗，看作是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根本没有任何生态平衡的考虑，大自然的生存权利，都是以斗争者的需要而给定的，其最后的结果是斗争者的生存权利得到无限的扩大，而被斗争者的生存权利却任意地遭到剥夺。或全凭个人意志，无视大自然本身的规律，改天换地，以世间万物的主人自居。其典型的事例就是我国大炼钢铁时代与稍后的以粮为纲，盲目追求高产多产的时代那种违背自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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