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观念与生态伦理学

　　罗颢

　　环境是人类生存之所依，自人类诞生起有生命活动的第一天，人类与环境就开始有了密切的关系。生命的欲望与本能使人直觉地感悟到“天地与我并生”(庄子语)，人类不能脱离自然而生存；懂得人与自然相共存的原理，并对宇宙天地予以关注。然而，人类真正开始全面地正视环境问题，以一种独立、系统的理论讨论生态平衡的伦理意义，乃二十世纪以后的事。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

　　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动者。人对自然的评价，往往具有显明的功利性，它决定了人对自然的态度，并由此导出人对自然所采取的相应的伦理行为。通常而言，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程度，是与他的生存方式及生存状况相关联的。从我们已知的人类文明史的进程来看，人类的生存方式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狩猎采集阶段、农业畜牧业阶段和现代工业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与大自然休戚相关，人就是大自然中的一员或者说是生物链中的一环。人类出于一种生命的本能，对整个自然界持着亲近和睦的态度。另一方面，人类由于自身的弱小，对大自然又抱有一份敬畏之情和神秘感。但不论怎样，在这个阶段，人与自然相对而言基本处在一种没有冲突的和谐状态。

　　在第二阶段，人的生存能力无疑已有明显的提高，但依然是“靠天吃饭”，人类的生活质量总体上还是受到大自然的制约，所以会自觉与不自觉地认为自然天意是不能违背的，所谓“敬天之渝，无敢驰驱”(《诗经·大雅·板》)，人的行为，只有取法于天，始无灾无咎。然而，人作为一种心智能力特强的动物，其内在的生的冲动当然也特别强烈；随着人类对生存要求的提高，其对外界的能动性与主动性也会越来越明确。且大自然给人类所带来的也不完全是福音，人不甘受制于自然，遂有“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的想法产生。不过，这个阶段，人类与大自然毕竟还没有完全疏远，那种原始的亲和感尚在；再有受自身能力的局限，故人类在对大自然的能动、主动中，并非恣意妄行，而是“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不与天争职”(同上)，总体上能把握住天人之间的分际，领悟大自然的生生之道，遵循“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中庸》)的律则；顺天之道，尊重自然秩序。正由于人类对大自然基本能保持这份谦恭、慎重与敬意，所以这个阶段人类与自然尚能和平共处，大体维持在一个平衡状态。

　　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主要是出现在第三阶段。在工业社会的时代，机械将人的肢体无限地加长了，人类向外界索取的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有科学技术为后盾，人类有信心、有能力按主观的意愿去改变自然的进程，即所谓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工业时代那句颇有代表性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培根语)即典型地反映了世人那种自负、张扬的心态，而笛卡儿则宣称：“给我空间与运动，我就可以造出宇宙来。”此话虽不乏豪迈，但同样透露出由于科技的发展，促成了人对理性的过于自信；并因自信心的过度膨胀而变得狂妄自大、无所忌惮。

　　藉科技的进步，人类可以随意地上天入地，对自然不再有所畏惧，甚至变得有恃无恐，误认为人类完全能够控制自然，凌驾于自然之上，为所欲为。此如洛克所言“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社会的进步，就是要“有效地(把人们)从自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洛克是西方工业社会一位极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哲学家，他的一个最有影响的思想是“天赋权利说”，其理论的实质是保护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这种权利，也就是人无限制地满足自己欲望的权利，是人征服自然、对异类随心所欲的权利，它往往是伴随着“对自然的否定”来实现的。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大背景下，人类一方面创造出惊人的财富，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在滥用科技力量的同时，环境的污染、恶化，生态的失衡和资源的枯竭等也越来越严重地暴露了出来，以致影响人类的生活质量，甚至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然而，人类毕竟是理性的动物，面对“大自然的报复”，迫使人们重新回到起点上思考人与自然的内在关联，反省长期以来将自然视为自身对立面这种伦理价值观所带来的恶果，检讨对自然采取急功近利的行为所造成的负面价值，等等。于是有诸如生态环境学、生态伦理学、环境中心主义等思想的出现。

　　二、人类对自然态度的检讨

　　论到人类对环境的重视，应该说并不是自今天才开始。西方大多数学者认为，人类与自然对立的思想，主要是出现在近几百年来的工业社会，虽然这个观点并不为所有的人接受，但人类对自然的张狂态度，毋庸说是在工业社会中才暴露得最为彻底。如在中国古代，确也有不少自然主义者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强调必须对自然予以尊重，《易经》中就有这样的话：“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坤卦·彖辞》)坤为母，为地。对于大地母亲的养育之恩，只有反哺、回报，当然不能对大自然随意糟蹋、破坏。在古代希腊，人们一般也认为，任何与大自然竞争的努力都是一种狂妄，甚至是渎神的行为。人类对大自然抱着深深的敬意与感激之情，这可以说是人类对大自然最实在、朴素的情感，人类如始终保持这种心态与自然相处，显然不会出现今天那么严重的环境危机。问题是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扩张与主体能力的提高，其在对自然关系的思辨中，必然以道德伦理为重心，人本主义的色彩越来越浓，最终往往朝着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形上学单一方向发展；而相对来说，自然伦理学方面的思考就明显不足，缺乏一种超乎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自觉。诸如“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等命题，在通常的认识上，只是注重其道德伦理学上的价值，却忽视其自然伦理学上的内涵。而这种单一的理论向度，是不可能引导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生态环境学的。

　　从生态环保的角度(立场)正视自然环境的问题，并将此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学问)予以研究，确是近一、二个世纪的事，而这种学科最早又是出现在工业经济发展得较充分的西方发达国家。生态环境学的兴起，是与科技的发展及滥用有直接关联的。十九世纪后期，美国著名的自然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约翰·穆尔在游历了世界各地进行大量的实地考察后，向世人呼吁须对环境予以重视，并敦促通过政府立法来保护自然。虽然约翰·穆尔的努力在当时并没有获得明显的效果，但他毕竟能单独地将环保问题提出来以提醒世人重视，这种对环境的忧患意识，在当时确实可以说具有远见之明，称得上是一种优秀超前的思想。

　　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全面重视，大约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叶。有人认为，自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于1962年发表《寂静的春天》后，人类才真正揭开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所以这位令人尊敬的女科学工作者，也名至实归地被推为现代环保主义之母。卡逊在书中指出，由于科技的疏忽(其实是滥用)，造成大量的生灵面临危害，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类最终所面对的将是“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田野、树林和沼泽”的世界(参见《寂静的春天》科学出版社)。与此同时，另一位英国作家芭芭拉·伍德在《只有一个地球》中关于生态环保的呼吁，促成1972年世界人类环保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保宣言》，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同年召开的27届联大决定将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自后，生态环境真正成为全球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

　　环境问题是在科技发展与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凸现出来的，这就使一部分人开始警惕，认识到由于科技应用的不当与对经济的片面追求，才导致生态失衡，引发一种新的生存危机。人的命运取决于他对自身能力的发挥与运作，世人一般只注重于能力的大小，其实更主要还在于人类行使自己权利时的伦理观念或者伦理价值。1968年，旨在解决“人类困境”，研究“全球问题”的罗马俱乐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成立。它的诞生，标志着人类对环境问题的思考已更加深入、全面。该俱乐部认为，自从人类将新技术革命的潘多拉魔盒打开以来，已经失去了控制，各种灾难与病魔接踵而至，人类如果再不改变对科技的盲目崇拜与对经济的无限追逐，将无法收拾局面，后果堪忧。1972年，以米都斯为首的麻省理工学院研究计划小组，向俱乐部提交了俱乐部成立以来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报告针对长期流行于西方的高增长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揭示人口增长、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与运行方式，提出了“零增长”的概念，深刻阐明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参见《增长的极限》四川人民出版社)。

　　《增长的极限》发表后，不久就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报告所涉及的范围和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及其理论的向度，开辟了一个时代的理论研究的方向，成为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科学家和哲学家乃至政治家们长期讨论和研究的课题，如罗马俱乐部以后的各类报告中，对《增长的极限》中的观点，既有赞同者，又有反对的，但大都是顺着《增长的极限》的理路进行讨论。虽然，罗马俱乐部对科技、发展与环境这类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其视域或理论都存在一种明显的不足，即“缺少人文的考虑和人文背景的分析”(参见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罗马俱乐部的思想和活动》辽宁人民出版社)。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此后人类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在理论上没有任何进展，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美国社会学家里夫金和霍华德出版了一部震动学术界的著作《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其研究的角度、方法和观点都有一定的新意。是作中，作者以热力学第二定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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