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觀念與生態倫理學
羅颢
環境是人類生存之所依，自人類誕生起有生命活動的第一天，人類與環境就開始有了密切的關系。生命的欲望與本能使人直覺地感悟到“天地與我並生”(莊子語)，人類不能脫離自然而生存；懂得人與自然相共存的原理，並對宇宙天地予以關注。然而，人類真正開始全面地正視環境問題，以一種獨立、系統的理論討論生態平衡的倫理意義，乃二十世紀以後的事。
一、人與自然關系的演變
在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中，人是主動者。人對自然的評價，往往具有顯明的功利性，它決定了人對自然的態度，並由此導出人對自然所采取的相應的倫理行爲。通常而言，人類對大自然的認識程度，是與他的生存方式及生存狀況相關聯的。從我們已知的人類文明史的進程來看，人類的生存方式大致可劃分爲叁個階段，即狩獵采集階段、農業畜牧業階段和現代工業階段。在第一階段，人與大自然休戚相關，人就是大自然中的一員或者說是生物鏈中的一環。人類出于一種生命的本能，對整個自然界持著親近和睦的態度。另一方面，人類由于自身的弱小，對大自然又抱有一份敬畏之情和神秘感。但不論怎樣，在這個階段，人與自然相對而言基本處在一種沒有沖突的和諧狀態。
在第二階段，人的生存能力無疑已有明顯的提高，但依然是“靠天吃飯”，人類的生活質量總體上還是受到大自然的製約，所以會自覺與不自覺地認爲自然天意是不能違背的，所謂“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詩經·大雅·板》)，人的行爲，只有取法于天，始無災無咎。然而，人作爲一種心智能力特強的動物，其內在的生的沖動當然也特別強烈；隨著人類對生存要求的提高，其對外界的能動性與主動性也會越來越明確。且大自然給人類所帶來的也不完全是福音，人不甘受製于自然，遂有“製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論》)的想法産生。不過，這個階段，人類與大自然畢竟還沒有完全疏遠，那種原始的親和感尚在；再有受自身能力的局限，故人類在對大自然的能動、主動中，並非恣意妄行，而是“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不與天爭職”(同上)，總體上能把握住天人之間的分際，領悟大自然的生生之道，遵循“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中庸》)的律則；順天之道，尊重自然秩序。正由于人類對大自然基本能保持這份謙恭、慎重與敬意，所以這個階段人類與自然尚能和平共處，大體維持在一個平衡狀態。
人類與自然關系的緊張，主要是出現在第叁階段。在工業社會的時代，機械將人的肢體無限地加長了，人類向外界索取的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有科學技術爲後盾，人類有信心、有能力按主觀的意願去改變自然的進程，即所謂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工業時代那句頗有代表性的口號“知識就是力量”(培根語)即典型地反映了世人那種自負、張揚的心態，而笛卡兒則宣稱：“給我空間與運動，我就可以造出宇宙來。”此話雖不乏豪邁，但同樣透露出由于科技的發展，促成了人對理性的過于自信；並因自信心的過度膨脹而變得狂妄自大、無所忌憚。
藉科技的進步，人類可以隨意地上天入地，對自然不再有所畏懼，甚至變得有恃無恐，誤認爲人類完全能夠控製自然，淩駕于自然之上，爲所欲爲。此如洛克所言“對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社會的進步，就是要“有效地(把人們)從自然的束縛下解放出來”。洛克是西方工業社會一位極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哲學家，他的一個最有影響的思想是“天賦權利說”，其理論的實質是保護人的生存與發展的權利。這種權利，也就是人無限製地滿足自己欲望的權利，是人征服自然、對異類隨心所欲的權利，它往往是伴隨著“對自然的否定”來實現的。正是在這樣一種社會大背景下，人類一方面創造出驚人的財富，另一方面人與自然的關系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人在濫用科技力量的同時，環境的汙染、惡化，生態的失衡和資源的枯竭等也越來越嚴重地暴露了出來，以致影響人類的生活質量，甚至直接威脅到人類的生存。
然而，人類畢竟是理性的動物，面對“大自然的報複”，迫使人們重新回到起點上思考人與自然的內在關聯，反省長期以來將自然視爲自身對立面這種倫理價值觀所帶來的惡果，檢討對自然采取急功近利的行爲所造成的負面價值，等等。于是有諸如生態環境學、生態倫理學、環境中心主義等思想的出現。
二、人類對自然態度的檢討
論到人類對環境的重視，應該說並不是自今天才開始。西方大多數學者認爲，人類與自然對立的思想，主要是出現在近幾百年來的工業社會，雖然這個觀點並不爲所有的人接受，但人類對自然的張狂態度，毋庸說是在工業社會中才暴露得最爲徹底。如在中國古代，確也有不少自然主義者認識到人類對自然環境的依賴，強調必須對自然予以尊重，《易經》中就有這樣的話：“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坤卦·彖辭》)坤爲母，爲地。對于大地母親的養育之恩，只有反哺、回報，當然不能對大自然隨意糟蹋、破壞。在古代希臘，人們一般也認爲，任何與大自然競爭的努力都是一種狂妄，甚至是渎神的行爲。人類對大自然抱著深深的敬意與感激之情，這可以說是人類對大自然最實在、樸素的情感，人類如始終保持這種心態與自然相處，顯然不會出現今天那麼嚴重的環境危機。問題是隨著人類自我意識的擴張與主體能力的提高，其在對自然關系的思辨中，必然以道德倫理爲重心，人本主義的色彩越來越濃，最終往往朝著一般意義上的道德形上學單一方向發展；而相對來說，自然倫理學方面的思考就明顯不足，缺乏一種超乎人類中心主義的理論自覺。諸如“天人合一”、“天人相應”等命題，在通常的認識上，只是注重其道德倫理學上的價值，卻忽視其自然倫理學上的內涵。而這種單一的理論向度，是不可能引導出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的生態環境學的。
從生態環保的角度(立場)正視自然環境的問題，並將此作爲一門獨立的學科(學問)予以研究，確是近一、二個世紀的事，而這種學科最早又是出現在工業經濟發展得較充分的西方發達國家。生態環境學的興起，是與科技的發展及濫用有直接關聯的。十九世紀後期，美國著名的自然主義者和環保主義者約翰·穆爾在遊曆了世界各地進行大量的實地考察後，向世人呼籲須對環境予以重視，並敦促通過政府立法來保護自然。雖然約翰·穆爾的努力在當時並沒有獲得明顯的效果，但他畢竟能單獨地將環保問題提出來以提醒世人重視，這種對環境的憂患意識，在當時確實可以說具有遠見之明，稱得上是一種優秀超前的思想。
人類對環境問題的全面重視，大約是在二十世紀的中葉。有人認爲，自美國海洋生物學家萊切爾·卡遜于1962年發表《寂靜的春天》後，人類才真正揭開環境保護運動的序幕，所以這位令人尊敬的女科學工作者，也名至實歸地被推爲現代環保主義之母。卡遜在書中指出，由于科技的疏忽(其實是濫用)，造成大量的生靈面臨危害，生態遭到嚴重破壞，以致人類最終所面對的將是“只有一片寂靜覆蓋田野、樹林和沼澤”的世界(參見《寂靜的春天》科學出版社)。與此同時，另一位英國作家芭芭拉·伍德在《只有一個地球》中關于生態環保的呼籲，促成1972年世界人類環保大會在斯德哥爾摩召開，這次會議通過了著名的《人類環保宣言》，成立了“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同年召開的27屆聯大決定將每年的6月5日定爲“世界環境日”，自後，生態環境真正成爲全球人類共同關心的話題。
環境問題是在科技發展與經濟高速增長的背景下凸現出來的，這就使一部分人開始警惕，認識到由于科技應用的不當與對經濟的片面追求，才導致生態失衡，引發一種新的生存危機。人的命運取決于他對自身能力的發揮與運作，世人一般只注重于能力的大小，其實更主要還在于人類行使自己權利時的倫理觀念或者倫理價值。1968年，旨在解決“人類困境”，研究“全球問題”的羅馬俱樂部在意大利首都羅馬成立。它的誕生，標志著人類對環境問題的思考已更加深入、全面。該俱樂部認爲，自從人類將新技術革命的潘多拉魔盒打開以來，已經失去了控製，各種災難與病魔接踵而至，人類如果再不改變對科技的盲目崇拜與對經濟的無限追逐，將無法收拾局面，後果堪憂。1972年，以米都斯爲首的麻省理工學院研究計劃小組，向俱樂部提交了俱樂部成立以來的第一份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報告針對長期流行于西方的高增長理論進行批判性的反思，揭示人口增長、工業發展、資源消耗和生態環境之間的內在關聯與運行方式，提出了“零增長”的概念，深刻闡明了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參見《增長的極限》四川人民出版社)。
《增長的極限》發表後，不久就被譯成幾十種文字，在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巨大反響，報告所涉及的範圍和提出的一系列問題及其理論的向度，開辟了一個時代的理論研究的方向，成爲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科學家和哲學家乃至政治家們長期討論和研究的課題，如羅馬俱樂部以後的各類報告中，對《增長的極限》中的觀點，既有贊同者，又有反對的，但大都是順著《增長的極限》的理路進行討論。雖然，羅馬俱樂部對科技、發展與環境這類問題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作用，但其視域或理論都存在一種明顯的不足，即“缺少人文的考慮和人文背景的分析”(參見徐崇溫《全球問題和“人類困境”—羅馬俱樂部的思想和活動》遼甯人民出版社)。
當然這並不等于說，此後人類對環境問題的研究在理論上沒有任何進展，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美國社會學家裏夫金和霍華德出版了一部震動學術界的著作《熵：一種新的世界觀》,其研究的角度、方法和觀點都有一定的新意。是作中，作者以熱力學第二定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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